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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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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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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从梅先生读过书，所以没有资格称他为老师，但他长我十几岁，他于一九三一年接任清华校长，我已经在清华教书，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位师友之间的朋友。我想，有许多现在六十多岁的人，对于梅先生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尊敬。一位朋友活着的时候，格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不十分容易得着一个客观的评价。假使是仅限于师生的关系，受过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总不免有点拘束，有许多话也就不好说。我处于师友之间的地位，倒没有这种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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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遗憾是生得晚一点，没有机会和早年的梅先生接触。我初次认识梅先生，是一九二八年在华盛顿，他做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的时候。我不是清华的学生，因为陪一位清华的同学去看梅先生，才有和他见面的缘分。他留我们吃饭，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对美国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而且英文说得极好。留学生对于驻美的政府官吏，通常都有两种印象：一是只知道向国内打报告，而不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形；二就是英文说得极坏。梅先生却不然。不过，我那次对梅先生的印象，不能说是“好”。年轻的人总有点怕寡言的人，尤其是脸上不多有笑容而寡言的人。从那次见面直到梅先生到清华园来做校长，我只见过他几面，而内中有一两次是跟胡适之先生一起去看他。胡先生和梅先生相识大概已经很久了，但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梅先生的话仍然是那样少——胡先生的话照例是多的。有一次好像是胡先生说了几句笑话，他自己觉得很可笑，他那种很自然亲切的笑，和梅先生的轻微的笑，好像停顿在笑的边缘似的，使我得着两种笑的比较。那次之后我才知道梅先生也会笑，只是他的笑的程度很浅。梅先生做校长之后，我和他的接触就频繁了。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我常常有机会和梅先生谈天，有时候一起喝酒，对于他的认识，可以说又深入一层。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凡是寡言而审慎的人，多半都是因为早年家境不好，中年受过颠沛的人。梅先生家里虽然早年清寒，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挫折，不过他是长子，早年负着家计和教养弟妹的重担，因此也就形成了他一生的令朋友最钦佩的性格，就是他沉默的责任感。沉默是梅先生个性中的特征，他和朋友们很少提到他早年的生活，更少说起他任何艰苦的经历。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他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对于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我们在生活里常看到，像梅先生这样性格的人，往往是好用权术和心计的人，但是梅先生是沉默而真诚的——确是两种特质难得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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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三五年前后，共产党已经开始发展到学校里。有一天，清华园传遍了宋哲元将军要派人来逮捕学校的亲共分子的消息。先说是只限于学生，后来传说教职员中也有亲共分子，一时人心浮动。我晚上到梅校长家里，碰见几位同事在那里和梅校长谈话，座中有叶企孙、陈岱孙、冯芝生、顾一樵、金岳霖等教授，这几位都是清华的院长和评议员。我仅是一个教授，那时候也不是评议员，平日也很少参与所谓校务，但是既然进到客厅里，梅先生便留我坐下来谈谈。我坐了十几分钟，好几位同事都说过话，梅先生不停地抽着烟，一言不发。又经过十几分钟，梅先生还是不说话。结巴的冯芝生终于问梅校长：“梅先生，你……你的意见是什么？你……你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梅先生低声地回答：“我正在想。”在座的金岳霖先生——他是富于幽默感的人——接着说：“梅先生，你可以不可以一面想，一面发出想的声音来？”梅先生也很幽默地回答：“要是发出声音来，我也许就想得更慢了。”大家哄堂大笑。不等大家笑完，梅先生就说：“这事是不能交涉的，这是中央来的命令，而为我们学校本身的安全，我们也不能反对他们来搜查和逮捕嫌疑分子，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和军警合作，在他们来了以后，学校里的秩序不至于紊乱，而同时不发生意外的事件。”后来，梅先生把他所想的一个临时组织说出来，我认为相当地有价值。这一桩事和我所知道的许多别的事，都可证实梅先生的沉默与寡言并不是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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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桩事，外面有人对于梅先生曾经一度有误会，梅先生逝世三年了，好像还没有人提到这桩事，我略知其中的经过，所以想趁这个机会，替寡言的师友说几句话。迁台之前，梅先生就到美国去了，他到美国去并不是做寓公，而是去继续保管“清华基金”。这个基金是中美两国政府当初共同决定交给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保管的，而这个董事会是由中美两国人士组成的，要动用这基金的款项，必须大多数的董事同意，而事实上假使有一两个董事不同意，案子是提不出来的。那时就有人——我也在内——认为“清华基金”的利息不应当完全用于美国维持少数研究人员，而要拿回台湾来，用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业。那时我在“外交部”，我的态度当然是支持这种主张的，同时胡适之、蒋廷黻两位先生都和我的看法一样。梅先生个人的主张实际上也和我们相同，但他还是“清华大学”校长，他的责任感不允许他轻易发表意见，尤其是在没有提出具体计划之前，他不愿意向美国方面的董事表示任何意见。他在纽约告诉我，假使手里没有计划，而先表示意见，其结果美国方面可能先提出一个具体意见来，那时候我们就要感到尴尬了。同时他也劝我，以“外交部长”的地位，不要和美国的任何董事谈起这桩事。我说不成，我以“外交部长”的资格，在原则上一定要告诉他们，希望将来这钱要有计划地用于台湾。他问我：“假使他们问你，有没有计划，你怎么样说？”我当时的回答是：“计划可以大家同时想，钱却一定要用在台湾。”梅先生沉吟许久，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很想弄一个长期的科学计划出来，不过‘清华’的钱太少了，任何长期的科学计划都不够。这一点我还没想出办法来。”所谓“长期的科学计划”，是我从梅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的。后来，大概隔了两三天，我去看胡适之先生，才知道他和胡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所谓“长期的科学计划”，梅先生的主要思想是不要用这笔钱来盖房子或是做宣传——即使提出盖房子和做宣传的计划，董事会也绝不会通过——而要用于实在的科学发展。梅先生是学电机的人，在大陆许多年都教的是物理，所以他对于原子科学比较有认识，今日“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创办，就是梅先生和几位弄原子物理的清华同学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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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三个字来代表，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我不敢说梅先生没有说过假话、说过虚伪的话，没有恭维过人，不过我敢说这些话梅先生说得最少。有人说——不是我——梅先生有时候说几句虚伪、恭维人的话，也是带着真诚的情感，我不知道梅先生听见这句话会怎样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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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不敢说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或政治家，但是他做人，我认为是很足以为我们的师表的。顾亭林说：“读书最易，做事较难，而最难者莫过于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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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五期（一九六五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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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酒杯边的琐忆——兼记梅贻琦先生饮酒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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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季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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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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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辞修先生已于八月三十日安葬台北县泰山乡，我在参加送殡行列悲感的气氛中百感交集，他生前的志节和功业，现正激荡于每一个人的心上，沉痛地表现于对他死后的追思。我自一九五〇年春“行政院”改组，他由台湾“省政府”主席调任“行政院院长”，到他一九六四年因病去职，除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段时间离开“行政院”，改任“考试院考选部长”之外，可以说我在“行政院”追随他的时间要算是自始至终，未曾间断。我曾担任“行政院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和“内政部”“教育部”两任的“部长”，说到公私方面的关系，回忆起来真不知从何说起！往事不堪回首，为了避免胸中的郁闷，只有从以往轻松愉快的事上寻解脱，因而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他阳明山官邸一次吃酒的故事，而这一故事的主人翁并不是他，而是“为酒无量，不及乱”的梅贻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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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修先生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割治胃病以前，自负是一个饮酒的强者，自此以后，他因为遵照医生的警戒，便不敢多饮酒了。他说过许多他以前豪饮的故事，其中他最引为得意的一次是奉命到山西太原接洽公事，被山西的“饮者”围攻，这次真是吃酒无量，并未示弱，同时圆满完成了他奉命前往的使命。我常以“好汉莫说当年勇”“能者表现在今朝”来挑起他饮酒，可是到了他真正不服气拿起杯来要吃的时候，为了他的健康，我又自行退兵了。他时时作弄我，要我饮酒，我说，因为身体太胖，医生嘱咐我不能多饮酒。当我出外应酬时，我的太太亦曾一再以此相戒。当我兴致一来不能自抑，端起酒杯要饮时，他向我取笑道：“你不怕回家太太责骂？”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我拒绝不饮时，他又向我取笑：“现在为何又怕呢？”我说：“为人要忠实，不能因为太太不在而妄自饮起酒来。如果你一定要我饮，我并不敢辞，不过这只能说是你的命令，不是出于我自发自动的。”我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吃得个酩酊大醉，而他亦时时以我假传命令贪饮为笑谈，使此类聚会轻松而愉快。辞修先生对人亲切而富幽默感，对事负责而坚定，到台十余年来，我追随他做事，他那种信任之专、对人之尊重的风度，真使我永志不忘。当然，我们之间并不是件件事都融洽无间，有时在观念上亦会发生距离，在他的个性上，这是一种很大的忍耐，迄至他逝世为止，在我的感觉上，他对我的信任与尊重并未有所改变。这也许就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也是我今天最值得反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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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月有一次工作会谈的小组聚会，参加的人有辞修先生、蒋梦麟先生、梅贻琦先生、袁守谦先生和后来加入的傅秉常先生。每月每人轮流以便餐做主人一次，每次都有饮酒的机会，辞修、梦麟、秉常三先生都饮酒不多，梅贻琦先生则是我所仅见的能饮而最具酒德的一人。他从不向人求饮，可是谁向他敬酒，无不有求必应，数量的多少完全由对方决定，从来不予拒绝。他酒量之大，饮酒态度之雍容有度，安详而不任性，可以说得上是酒中的圣人！在无数次与他同席中，每次我总得以他为对象，向他挑衅，使他一醉为快，可是每次我几乎都遭遇了失败。当有时我吃得过量带着醉意时，他仍是那样雍容安详而看不出醉意。只有一次是例外，那便是在阳明山陈辞修先生的官邸，这次梅先生醉倒了，醉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使我事后感觉十分冒失！梅先生这一次的大醉，大约是起因于辞修先生有了两瓶友人送他的拿破仑白兰地酒，他视之为一种稀罕的珍品，在酒过数巡之后才特别拿出来招待我们，于是引起大家饮酒的兴趣，趁此机会以一醉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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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家在先已吃了不少其他的酒，待到陈先生的拿破仑酒出现时，除了桌上每人略事品尝少许外，其余大约由梅先生、袁守谦先生和我三人共同分担，而梅先生一人饮得特别多。他在饭后大家休息闲谈时独坐一处，一声不响，闭目不动，待到大家要散席回家时，他竟不能站立向主人告辞，于是大家才发现他已醉不能行了。我很得意地向他取笑说：“梅先生今晚如何？”他只是摇头不动，仍然不能起立同走。我以为这只是他一时醉了，并不会太为严重，于是我扶着他上车，并陪他回到金华街“清华”办事处的寓所。车在门前停下了，梅先生已醉到泥般的不醒，没有办法扶他走下车来，于是只得由办事处的工友把他背到卧室，放置在床上，使他能安静地养息，并一面为他取来大量的饮料，使他能借此把酒的强度冲淡，清醒过来。不料他滴水不进，只是闭目不语，频频以足用力往下起伏不停地伸缩，似在表示他十分难过。此时我和与梅先生同住的查良钊先生都慌了，于是我们打电话请了一位执行医生业务的“清华”校友前来为他解酒。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钟以后，他才安静地熟睡。我大约候至第二天早晨二时，才回家就寝，但心中仍不禁悬悬不安，痛悔不应使高龄的梅先生饮酒过多，万一真正影响他的健康，那就太不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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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这大约是一九六〇年秋天一个礼拜三晚上的事，因为第二天是礼拜四，我其时任“考试院考选部长”，礼拜四上午是“考试院”的例会，我照例必须前往出席。由于放心不下，我在早晨八时左右前往出席院会之前，特顺道再往“清华大学”办事处一视梅先生醉后的状况。我看他安睡未醒，用手摩了他的脉搏，听了听他的呼吸，似乎都很正常，我才放心离去。正午十二时“考试院”院会完毕回家用饭，我又顺道前去他的住所一看情形。进入住所的门内，我问一位照护梅先生的工友梅先生的情形如何，这位工友立即对我说道：“梅先生不在了！”我听了这位工友先生的答话，真如晴天霹雳，心中十分惊慌！于是我再追问一句：“究竟情形如何？”工友很从容地答道：“梅先生到板桥国民小学教师研习会讲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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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不在了”这句话，在我们四川话里的用法是“死去了”的意思，所以我听了不由得不惊慌。此时我知道，既然梅先生已能去教师研习会讲话，当然酒是已经醒了，健康当然更没有问题，我才转忧为喜，心神才镇定下来。现在回想起这件事，这位工友的话究竟是由于各地方言的使用意义不同呢，还是有意和我开玩笑？抑或是怪我和梅先生闹酒，使他吃得一个大醉，几乎闹出事来，他因此不高兴而出此言？由于这一次的经验，我自此便不敢和人闹酒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更不能勉强他吃酒太多。就我个人而言，在壮年时代时时任性豪饮，取快一时，十杯是醉，百杯同样是一醉，又何必舍百杯不饮，以图一快呢？但在年岁渐渐增长之后，别的豪气还可勉为保持，只是对吃酒一项却有今昔不同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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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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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惹起梅先生这次可怕的饮酒过多的经验，我便抑制自己不挑战式地迫使人吃酒，与人闹酒和狂饮的习惯确实改变多了。当中自然亦难免有几次例外，那便是和王云五先生同席时，总不免要多喝几杯，只是和这位长者同饮，我完全居于被动的地位，我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由于云五先生酒量大、兴致高，为人又极豪放，在没有人陪他饮酒时，我当然是他选择的对象，不能不勉强相陪，以表示我不是一个饮酒的弱者。因此，亦曾醉过几次。醉了之后回到家中所招致的后果，自然没有饮酒时那样痛快而豪放了！云五先生饮酒和梅先生有点不同，梅先生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王先生吃酒后话最多，梅先生则醉后一声不响。云五先生醉到不能再饮，同席的人亦不让他饮时，最好的检验他醉的程度的机会便是他用英文演说的时候，他的英语讲演之流利，要在大醉之后才听得到，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梅先生和王先生有一共同之点，便是醉后不让人搀扶的那种不服老、不认醉的态度。云五先生在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后，曾对新闻记者讲过几句话，表示他饮酒的态度和哲学，他这几句话大概嗜酒的人都有同感。他说：“吃酒伤胃，不吃伤心；要得不伤心，痛快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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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代并不太嗜吃酒，虽然偶尔一醉，并不成为一种贪饮的习惯，因为前一辈人对青年子女的教训，都认为吃酒是一种无益身心而醉后又易于失性闯祸的不良嗜好。我喜欢吃酒是从中年以后才开始的，而且竟成为一个吃酒有名的“酒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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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一五年的时候，那时我还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我经常和住在租界内从事反对袁世凯帝制的同志保持联系。有一次，因为我年幼，不易招人注意，他们要我做一件危险的工作，运送几支手枪和少数其他危险物品，由法租界到英租界的一个机关，交给一位从事实际行动的同志。他们交给我一包扎好的东西之后，顺便给我一杯酒，要我饮下。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饮这杯酒，他们说：“饮了可以壮壮你的胆子。”我听了此话，把酒杯接过来，狠狠地向地下一摔，酒洒得满地，酒杯亦打碎了。我很自负地说：“一个有胆有识、献身革命的党人，要靠饮酒来壮胆才能工作，那真是笑话，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于是我掉头不顾，悻悻而去执行任务，这是我拒绝饮酒的一次最有价值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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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乘着黄包车到了英租界跑马厅与一品香旅馆之间马路上的时候，忽然有两位印度巡捕，上海人叫作“红头阿三”的印度人，命令拉车的立即停车“抄靶子”，亦即是突击检查的意思。由于当时上海租界经常发生盗案及绑票等事件，此类突击检查之事常常都会遇到。照习惯，一遇到这类检查，被检查的人应站起来，将两臂伸起，任由巡捕全身搜索。我当时很沉着，我把放在大腿上的那包危险物顺便放在两位巡捕站立的那一面的座位上，亦即是车座的右面，任由他们全身搜索，结果一无所得，我便得以安然通过，达成任务。我当时纯是一种很自然的下意识动作，态度安详，一点没有表现出慌张，巡捕的注意力似乎只在搜身，而没有注意另有危险物放在最接近他们的一面。我回到法租界宝康里八号的机关，大家知道这一经过之后，大大称赞我的机智勇敢，于是命人买了一些豆腐干、花生和烧鸭之类佐餐，举杯为我庆功。此时我放肆地大吃大喝起来，喝得一个大醉，因此一醉竟几乎闯出一场大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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