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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第三编 南开校长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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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的教育方针，除了读诵中外历史、地理、经史子集、中外文学文字以外，有三个新的政策：第一为科学，第二为体育，第三为合群爱国。……伯苓先生得风气之先，首倡爱国主义，教导学生要合群爱国。他认为教育学生须授以知识，增强他们的能力，然后为国为公，中国方可存在，方可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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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张伯苓先生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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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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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张伯苓先生名寿春，生于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卒于一九五一年，为我国著名教育家，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自中学而大学而小学。张氏任校长，前后达四十余年。抗日战争时，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胜利后一度出任考试院院长。本文译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六七年出版之《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一卷，原文未注明作者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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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出身于天津书香世家，其父为爱享受之学者，不善积财，家境逐渐中落，不得不以执教维生。鉴于自己失败，决心管教其子，故张氏十三岁时即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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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体格壮健，加以聪敏好学，在校五年中，每试辄名列前茅。其教师中有严复、伍光建等饱学之士，严、伍二人后以介绍西方思想而蜚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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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在北洋水师学堂最后一年适值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海军惨败，整个北洋舰队几乎全被消灭，故张氏毕业后等候一年，方能加入其训练舰“通济”号。一八九八年七月，中国被迫将威海卫租借与英国作为其海军基地，该舰奉命参加移交典礼，张氏亲身经历中国遭受之屈辱，目击心伤，乃辞职返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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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决定从教育着手挽救中国之危亡，最初在热心公益的严修（字范孙）家馆执教，除讲授英文、数学、理化（附有小型实验室）外，兼教体育。张氏仿照水师学堂的体操用具绘制哑铃及火棒等图样，交当地木匠制作，并与学生一同运动，这在当时中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他重视科学与体育，并主张教员与学生自由交往，这无疑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三年后，即一九〇一年，张氏兼在王奎章家馆任教，王氏乃天津有名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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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校开始时虽然如此简陋，然以后则逐渐发展。南开之得以成立，端在严修与张伯苓之密切友谊。严氏为一学者，喜欢读书，极端爱国，对西方新教育制度颇为欣赏。他在天津以及整个华北声望极高，资助南开不遗余力。而张伯苓当时则年轻有为，献身于教育。一九〇三年，严、张二人联袂赴日，考察彼邦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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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四年，两氏决定将严馆扩大为现代中学，校名“私立第一中学堂”，学生仅有七十余人。两年后，友人捐赠南开地方（意谓天津城南开洼）两英亩土地，校址旋迁于该地，改名为“南开中学”。一九〇八年，张氏赴欧美研究西方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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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教育目标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这项目标显示出中国的主要缺点：国弱民穷、迷信自私、人民体魄羸弱、缺乏科学知识及公德心，总括为“愚、弱、贫、散、私”五字。张氏提议并实施五项教育改革计划，以纠正这些民族缺点：第一，养成健全体魄，增进人民健康；第二，训练青年了解现代科学方法及成就；第三，组织学生发扬合作精神，参加团体活动；第四，给予学生德育训练；第五，导引学生允公允能，为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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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早期事业颇受华北青年会的影响。在张氏仍在北洋水师学堂就读之际，美国青年会干事里昂（D.WillardLyon）业于一八九五年在天津组织了第一所青年会。到了张氏在严馆执教，他已经与青年会美籍干事多人熟识，其中两人乃著名的运动家，当时均在华北工作。一位名叫盖莱（Robert Gailey），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全美橄榄球中锋；另一位叫罗勃生（C.H.Robertson），是普渡大学毕业的跳高名手。罗勃生在天津每周主持一次查经班，对于张氏皈依基督教具有直接影响。由于和这些青年会美籍人士〔还包括约翰·海赛30之父拉斯可·海赛（Roscoe M.Hersey）〕往还，并于一九〇八年在国外实际观察教会主持的社会活动，张氏逐渐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而于一九〇九年受洗。张氏是当时加入基督教的极少数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因此颇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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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于与青年会发生关系，张氏不久即以提倡体育运动而驰名全国。一九〇九年，在张氏协助之下，第一届华北运动会在南开中学举行。基督教全国青年会总会在张氏敦促之下，于一九一〇年十月配合全国工业展览会，发起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张氏以倡导运动的仁侠精神著称，以后地区性及全国性竞赛，一直均请其主持。而南开学校无论团体或个人，在非教会学校中，各种运动比赛往往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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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老早就怀具愿望，想建立一所模范私立大学。一九一七年，他再去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为此项工作从事准备。一九一九年，张氏的愿望实现，创办了南开大学，分文、理、商三科，一九二一年增设矿科。一九一九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张氏名誉博士学位，以酬庸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天津籍的直系重要北洋将领李纯（字秀山）对张氏及南开极为称道，在其一九二〇年十月自杀之前，遗嘱将其巨额家产捐赠南开，大有助于南开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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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校逐步扩充，一九二三年成立女中部，一九二八年复建立实验小学。一九二七年，南开大学创立经济研究所，一九三二年又成立化学研究所。南开大学虽创办较晚，可是在张氏擘画之下，不久即成为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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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办教育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应归于其行政才能。张氏能够聘到卓越年轻学者，且一经聘定，即对之信赖有加。南开大学文学院有徐谟、蒋廷黻等人执教，成为华北最好学院之一。天津乃系重要工业都市，为了研究学术及服务社会，成立一所经济研究中心，实属必要。在何廉、方显廷等经济学家指导之下，南开设立了经济研究所，编纂物价指数，研究工厂情况，并调查对外贸易统计数字。该研究所逐渐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之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在南开继续发展与扩充之际，张氏不但能从中国政府及国内私人机构获得财政支援，且能从国外教育及慈善团体，诸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译作罗氏基金团）等获得资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南开全校陆续拥有二百英亩土地，建造堂皇校舍，当时学生共计三千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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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学生每星期三集会一次，由张氏讲解为学做人之道及国内与国际问题，作为品德训练之一部分。许多学生张氏能直呼其名，张氏并花费许多时间为学生个别解决问题。张氏还领导在天津建立一座不属任何教派的独立基督教堂，为其他城市同样教堂树立楷模。他认为基督教青年会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督教团体，因之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推动青年会工作。他做过天津青年会的董事及会长多年，甚至在南开经费困窘期间，他依然努力不懈为天津青年会筹募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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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张氏尚在北洋水师学堂就读之际，他便了解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一九二七年，张氏旅游东北，返回天津后，南开师生合组东北研究会，研究东北问题。一九三一年九月沈阳事变后，日本军事力量直接影响天津。在以后云涌的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南开学生扮演重要角色，深触在华北的日本军人之怒。南开校舍临近日本兵营，张氏除与潜在危局为伍外，别无他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对华北发动攻击。不久后，日本轰炸机于七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两日低飞轰炸南开，将其校舍全部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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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伯苓适在南京，在其向蒋介石报告南开被敌人炸毁时，蒋氏以南开为国牺牲，向张氏断言“有中国就有南开”。张氏一向不热衷政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秉政之十年间，张伯苓与蒋氏并未建立亲密关系。一九三四年，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蒋、张二氏全都参加，蒋氏名义上兼任该校校长，张氏第四子张锡祜当时在该校毕业，张氏以家长身份参加。两氏均在典礼上致辞。一九三七年南开校舍被毁不久，张氏又遭受另一悲剧，其子所驾之飞机在一次轰炸任务中失事坠落，人机全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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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日本加紧侵华，于是张氏前往四川，目的在找寻适当地址建立南开分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前夕，张氏业已在重庆附近获得一片土地，设立了南渝中学。一九三八年，采纳南开校友会建议，南渝中学复名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期间，该校为华西重要学府，保持了天津南开的水准及传统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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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卷入战火后，南开大学不得不迁于安全区。最初与北京及清华两大学于一九三七年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以后又迁到昆明改组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组织常务委员会，督导校政。张氏因须处理国民参政会事务，大部时间均在战时首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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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在任南开校长期间，政府虽多次畀予高级行政职务，唯在战时方始应召，于一九三八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该会由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组成，为一准民主机构，目的在表达民意及公共舆论。张氏忠诚而小心地执行此项职务。张氏始终拥护蒋介石，盖彼认为蒋氏乃举国抗日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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