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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四 瓦娃的明达——中国人必须上中国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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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入学年龄，瓦娃就作了个最明智的决定：佐雅是中国人，必须接受正规中国教育。因此，她舍弃了邻近的俄国小学。她一边在家中教我算术，一边先送我到附近的中国私塾学中文。从前，我们和佳家同住时，我上的是俄国人开的幼稚园，我只会说俄语。这所私塾是萧老师开的，设备简陋，土炕中央摆着方桌，师生盘腿而坐，老师坐对着门口的首位，学生分坐两边。陪伴我来的农家女孩，和我岁数相仿，是邻居的孩子，名叫老妞。每次上课，只有我和她两个。老师教《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也教当时小学课本上的内容——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懒汉屯成了我开始接受中国教育和学说中国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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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娃请我父亲协助，积极而慎重地寻找新的住所。她所着眼的，主要是附近有没有优良的中国小学。1922年（民国11年）夏末初秋一个下午，瓦娃带着我，离开居住了两年的懒汉屯，结束近似隐居的孤单生活，住进哈尔滨商业区——道里十六道街“东顺祥”大院，住所在二楼，有三个房间，厨厕俱备。我们乘坐一辆马车，跟随一辆装满简单家具和衣物的马拉大板车，缓慢地由后门驶进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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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长以后，回想当年的情形，才透彻理解到，这时瓦娃自己心灵深处的创伤并没有痊愈，而如此果断地做了迁居的决定，完全是为了我的学业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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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料不及的是，这次搬迁竟成了我生命的转折点，否则，我此生无法和孙家结下终生之缘。马车一驶进“东顺祥”的院子，我们就被住在这里的一群孩子包围了，围观者中有桂云和桂毓。一个洋太太带着一个中国小女孩，而小女孩穿的衣服和短发，又和他们的不同，引起他们的好奇。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穿的是带白点的淡蓝色连裙洋装，下摆上印着许多敲鼓打锣的小人儿。在孩子们的注视下，我那份难为情和兴奋，现在好像还能隐约感觉出来。尽管不太懂他们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以后就是我的朋友和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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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搬进新居的当天，一个梳着一条小辫子、发根缠着红头绳、穿着中国裤褂的小女孩，静静地站在我家敞开的大门外面，向里面窥看。她就是桂云，小名竹青。那年我八岁，她九岁。从此以后我以“竹青姐姐”称呼她。她不但是我的好玩伴，还成了我的小老师，她教我说中国话，带领我去上学，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一起度过欢乐的童年和彩色多梦的少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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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东顺祥大院不久，我就跟着竹青姐姐到和家仅隔一条街（十五道街）的十四道街“第十六小学校”就读，开始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开学前，父亲来看我，再三叮咛，一定要听竹青姐姐的话，她让做什么，就照着做什么，跟着竹青姐姐走，不能乱跑，还嘱咐我对老师要恭敬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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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初秋，凉意已深，竹青姐姐小心翼翼地牵着我的手，迎着晨曦，踏着落叶，走向她已读了两年的学校。十六小学规模不大，名声很好，师资优秀，许多老师是由“关里”请来的“南方人”，教学方法新颖。我们走进校门，一位少女模样的老师正穿梭于学生丛中。她看到来了新生，便走到我们面前。竹青姐姐赶紧用手推推我，说：“这是老师，行礼！”我光顾端详对面的姑娘，没有反应。竹青姐姐连忙再推了推我：“行礼，行礼，这是老师！”我小声对她说：“这是大姑娘啊，怎么——”在我的想象中，老师必须是个老头儿，像懒汉屯教私塾的萧老师那样，只会盘腿坐在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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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这些新生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就座，每张供两个人坐的书桌前，挤着四五个孩子。女生都梳着扎红绳的小辫子，只有我不同——短短的头发上戴着小帽子，身上穿着同料同色的长及膝盖的外套。一会儿，一位男老师登上前面高高的讲台，开始说话，他说的中国话我听不太懂，只见他招手喊我，我由座位中间挤过去，到讲台前面，仰头看着他。他忽然问我：“你是‘小子’，还是‘蛮子’？”我不懂什么是“蛮子”，但知道“小子”是“男孩”的意思，因此猜到他问我什么。我低着头，吞吞吐吐地回答：“我是‘蛮子’。”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山东人和其他有些省份一样，称小女孩为“妹儿”，“妹”在山东土音为“蛮”，但说不定当时老师看我装扮不同，故意开玩笑地喊我“蛮子”，含有“外来异族”之意。我被分到一年级。其实，我的数学和常识的程度足够读二、三年级，因为瓦娃在家里已教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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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顺祥大院是正方形的四合院，前排是一幢三层楼房，面临通往松花江畔的新城大街，但只楼下四个临街单位有门开向新城大街，这一栋的其他各层楼的住户，以及左、右两排和后排平房住户，都由十六道街后门出入。从后门面向大楼看，最右一侧是房主孙家兄弟所经营的五金杂货店，宝号“东顺祥”，“东顺祥大院”因此得名。它的隔壁是一家经营脚踏车的商店，左边拐角两个单位及二楼一部分是一家名叫“幻想”（俄语：фантазия）的西餐店，由一位白俄经营，类似夜总会，晚间可跳舞，还有表演。正楼左右两旁及对面都是平房。右边一排是“幻想”餐厅的厨房、储藏室等，左边及对面平房住着几户人家。孙家是左边靠后门的第一家，孙家二叔一家也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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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顺祥”是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后院相当宽敞，“幻想”餐厅在院子里还建了一个大冰窖。那年代没有电冰箱，每年松花江解冻前，“幻想”餐厅为夏季消暑而订购的巨型冰块，用大板车一车一车地运进后院。冰块入窖前，小山一般堆在院子里，成了孩子们游戏的乐园。我和桂云不放过机会，手持彩色手帕在冰块上跳跃，载歌载舞。进入冰天雪地的漫长冬季，大院的孩子们会同心协力，在院子中间，把积雪堆成七八尺高的冰橇台，再平成坡度和缓的长滑道，形状如台湾的溜滑梯台。最困难的工作是把一桶桶水浇在雪堆和斜坡上，直到形成坚硬如石的平坦冰坡。这以后，每天还要不断浇水，使之保持平滑。冰橇台搭好后，孩子们手提自制的小雪橇（用木板拼成，底部钉铁条），轮流由冰台后边登级，在最高处，或坐、或卧、或立，溜下来。孩子们欢笑，高呼，喧闹声充满大院，打破北方冬天的沉寂和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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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云的哥哥桂籍，小名“震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是民国前一年出生的。他当时已在广益小学校读六年级，虽然比桂云和我只大两三岁，但给我的印象是“高不可攀”。他自视也高，完全是个有抱负的“爱国青年”的架势，十分神气，很少理会我们。次年（即民国12年）他就读的小学扩充为中学，他成了第一届中学生。该校是哈尔滨的第一流中学，采用新学制，多数教师由北京师范大学重金聘来，皆一时俊彦，他们对哈尔滨的启蒙和教育革新贡献很大。许多年以后，桂籍还常提起一位教历史的孟老师，是前清秀才，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同盟会会员，他讲述中国历代兴亡和东北受侵略的惨况时，声泪俱下，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并影响学生的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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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云的弟弟桂毓，是1916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出生的，因此小名叫重阳，比我小两岁，比桂云小三岁。桂毓小时候瘦小孱弱，动不动就哭，老当妈妈的跟屁虫。有一年冬天，我们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抛雪球，不知为了什么事，我和桂毓争吵起来，我顺手撕掉了他头上戴的新毛皮帽子上一个护耳，他蹲在雪地上号啕大哭，不肯罢休。院子里的玩伴，还有伊戈，他是白俄，从小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的父亲经营一家书店，一家三口是桂云家的近邻。伊戈强壮有力，不喜欢讲话，所有体力活，像冬天提水浇冰橇塔，他都默默地干，从无怨言。秋红的岁数比我们都大一些，梳一条过腰的长辫子，发根缠的红头绳比别人的宽，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花布裤褂，十分抢眼。秋红家在三楼，就在我家上面，我每天清晨上学前，都到她家，让她妈妈给我梳小辫子。我的头发太短，很难梳拢，学校里规定女学生一定要梳辫子，瓦娃无能为力，只好请秋红的母亲代劳。她每次给我梳头发，先在头发上涂上“刨花水”（所谓“刨花水”，是把一种有黏性的木材刨成薄片，泡在水中，作用类似现在的“发胶”），扎起左右两条羊角辫，缠上红头绳。有时候，和我们一起的，还有脚踏车店的两姊妹，她们的后母很凶，年纪虽小，但煮饭、洗衣一类家务都由她们做，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出来玩。孙家二叔的宝贝儿子桂荣，小名跟养，年纪太小，跟我们玩不到一块。院子里还有其他小朋友，已不记得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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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五 “东顺祥”大院主人孙宝书先生，孙府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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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顺祥大院的主人孙家户长孙宝书先生，字省三，后来成为我的公公，他就是桂籍的父亲，宇同、宇立、宇昭兄妹的祖父。瓦娃和我由懒汉屯迁居东顺祥大院那年，他不到50岁，是受人尊敬的仁厚长者。身材不高，结实健壮，两目炯炯，十分威严。他性格爽朗、豁达，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有力。他的思想进步，爱国，富正义感。桂籍于1965年在“国防研究院”受训时所写《自述》中，曾这样描述他的父亲孙宝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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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刚强豁达，茶余酒后，乐道大彼得、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俄德日各邦维新轶事。对彼时中国官场腐败颟顸，时扼腕太息；对国父孙中山先生暨先烈黄克强、宋钝初，言下窃深表敬佩。说国家文明维新之道有“要考究实学，大家守法、讲理、知耻、莫忘根本”数语，言犹在耳。先父至孝，勤劳节俭处异乎同侪缙绅。市居，严冬子女皆必轮班扫雪。还乡，尝命余负粟六升，往十里外集市，亲手卖粮，换铜钱数十吊，再买鲜鱼回村为家人添菜。农忙，必到田间帮工或送饭。虽在乡小住二三个月，余亦必入村塾叩圣牌，补习国文。曾遣余聆听塾师讲易经阴阳消息、元亨利贞之道，时余方十岁，茫然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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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同兄妹的祖母孙于氏，是位温顺体贴、处处忍让、不多言语的小妇人，1935年（民国24年）在山东老家逝世时，不过40余岁。她嫁到孙家时是“填房”（继室），“先房”郝氏逝世后留有三子二女；长子桂馨，次子幼年夭折，三子桂山，另有二女桂香和桂美。桂籍排行老四，桂毓为老五。桂籍还有一位哥哥，为于氏所生，小名孟阳，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港、台的郝姓亲戚如郝如九、郝铭三、郝晋谱，都是先房郝氏方面的亲戚。桂馨、桂山较桂籍年长许多，都在东北及天津一带经商，颇有积蓄，同父异母兄弟之间感情融洽。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桂籍受政府派遣，以“接收委员”的名义返东北，途经天津，得以会见多年不见的三哥桂山，桂山以有弟能光耀孙家门楣而骄傲。桂籍兄妹的外祖父，祖籍山东潍县，寄籍旅顺，经商远至俄国海参崴，人多称他“于五爷”。桂籍的母亲居长，另有弟弟一人及继母所生的两个妹妹。桂籍的外祖父我没有见过，听说交游甚广，为人潇洒、慷慨。但见过桂籍的舅舅、二姨和三姨，小时候的印象，桂籍的母亲处处以长姊的身份照顾她的弟妹们，二姨和三姨的婚事由她做主。后来二姨夫（曲铭三）事业发达了，在哈尔滨拥有几个面粉厂，还有数艘轮船在松花江行驶，跟着家里添了两三个姨太太，家庭纠纷时起。道外大舞台戏院常有演出，除了平剧，也演“文明戏”——话剧，二姨夫在那里常年订有包厢，桂云和我也常和大人被邀去听戏。三姨出嫁后又离了婚。舅舅是于家独子，从小被娇纵，长大游手好闲，这些都是桂籍母亲的烦心事，加上孙家家人的闲言闲语，受到的困扰更多，但她处处退让。桂籍在他《自述》中提到他的母亲时说：“先母晚年体弱多病，子女游学远飏，光景寂寞，居家对亲戚委屈忍让，感人至深。维今，故园庐墓荒芜，国难未平，事变方殷，缅怀慈亲鞠育之恩，曷胜愧怍。”桂籍母亲逝世时年不满五十。随着年龄的增长，桂籍思亲之情益发殷切，每逢年节，常见他独自默念，黯然泪下，我也感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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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祖籍山东省掖县，世居县北的麻渠村。掖县濒临渤海，为胶东平原富饶之区，居民世代务农。桂籍在他的《自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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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父瑞麟公，先祖母王氏，忠厚仁慈，见重于乡里。先父讳宝书，初在故都北京麻刀铺营造行习商，未久，出关自营致富，卜居哈尔滨市。壮年产业多处，散在松花江以北，远及边陲，在故乡麻渠村增殖良田数百亩，广拓祖居，为瞳中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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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宇同兄妹的祖父不但在东北有产业多处，他旅居俄国海参崴多年，在该地的商业区也颇具声望。桂籍、桂云和桂毓都是在海参崴出生的。他们全家直到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才离开该地，途经日本返国，定居哈尔滨。后来，桂籍的母亲叙述他们乘坐日本轮船离俄返国时，中国乘客遭受日本人的凌辱的情景：桂毓年幼，爱哭闹，触怒了一位日籍船员，他挥手掴了桂毓一个耳光，当母亲的只有忍气吞声，不敢有所表示。这位娴雅瘦小的妇人在有生之年，每次提到这件事，眼神依然充满屈辱和愤恨。他们定居哈尔滨那一年，桂籍六岁，开始上“直鲁豫同乡旅哈小学校”（后来改成“广益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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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笼统地称呼桂籍的父母为“大大”，而不是“大爷”“大娘”，需要分辨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叫“男大大”或“女大大”，这是我初学中文的缘故。在语言上，我还闹了许多笑话，诸如把“戴帽子”说成“穿帽子”。桂籍、桂云和桂毓也随着我，称我的养母为“瓦娃”。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愉快。我有了这么多玩伴，再也不感到孤单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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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东顺祥大院以后，我的中文进步很快，在小学校的成绩很快就赶上了班上的同学，名列前茅。孙家教育子女的规矩很严，任何时间，父亲一进门，子女马上停止言笑，起立问安，再垂手旁立。遇到这种情形，只有我仍坐在原处。“男大大”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对我笑笑，逗逗我。我还记得，有一次“女大大”对人开玩笑，说：“我们家可娶不起这个媳妇啊，完全外国脾气，就喜欢吃巧克力糖。”（是指给桂毓做媳妇）。就在那个时候，我从孙家长辈的交谈中知道，桂籍在山东乡下老家有一个从未谋面的未婚妻，姓史，是孙、史两家老人指腹为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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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眨眼我已读完了六年小学。当时的小学是“四二制”，即小学四年，高小两年。上到高小，课程中多了英文和古文。我在1928年（民国17年）毕业，那一年北伐成功，不久东北易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改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归顺中央政府，全国实现统一。这一年桂云在哈市第一女子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桂籍则于前一年，即1927年（民国16年）考入东省特别区立法政大学预科。当时东北的政治环境十分艰险复杂，他年方十七，仍奋不顾身，秘密参加了国民党，投身革命，领导学生运动，奔走呼号，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抵御外国侵略。哈尔滨街道上，中、大学生及群众不时举行游行及演讲。有一次，日本计划修筑吉会铁路（从永吉到朝鲜边界会宁），以便由朝鲜直接运兵，侵略东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哈尔滨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那时我还读高小，小学生不准许参加游行，经我向桂籍大哥哥再三要求，他终于答应，游行队伍绕道到十四小学大门前，敲锣打鼓，硬把我们接进游行的大队。我随着队伍走到道外一处广场上，看见桂籍站在高处，对挤满四周的人群慷慨激昂地讲话。一大群警察开来，手拿枪、棍，连推带打，把人群驱散。我魂飞魄散地回到家中，牵挂着桂籍大哥哥的安危，却不敢向家人透露。小学的中国历史科中有关朝代的更换，我一直弄不清楚，瓦娃请桂籍来给我补习，每周一两次，有时他也讲解古文，彼此有了接近的机会，也更加深了我对他的钦佩和敬重。美术科杨老师知道我对绘画的兴趣浓厚，每个星期六也到家来教我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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