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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170612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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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五 烽烟中人生百态，邓颖超和我们一起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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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大陆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七、八月温度常在摄氏38度以上，炎热难当。日机仍不分昼夜的空袭重庆及其近邻地区。重庆没有自来水，也无法凿井，饮用水靠挑水夫一桶桶地从江里挑上来，盛在水缸里，先用明矾打一打，水才会清，但缸底总有一寸左右的沉淀物，舀水要小心，太猛了会盛出黄泥。大家用水都很节省，早上一盆水，先用来洗脸，留到晚上再拿它擦身子或洗内衣裤。但我和索妮亚住在塔斯社宿舍，用水好像没有受到限制，也不觉得太热。可能是因为石块砌成的墙够厚，室内有电扇，和一般政府机关及住家的情形不大相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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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逃难到重庆的人太多，加上敌机狂轰滥炸，焚毁的房屋太多，到处可见简易的竹屋和茅舍。一般公务员、学生和老百姓，衣着以朴素实用为原则，男人多穿“罗斯福布”（美国援助的绿色棉布）制的中山装，女人穿阴丹士林布（深或浅蓝色棉布）缝成的旗袍或衣裙。而我所穿的衣服算得“讲究”，上班多半穿滚缎边的旗袍，配同色的毛衣或外套。我还有一件颇为“名贵”的“海福绒”大衣和玻璃丝袜，这些在战时的重庆买不到，是王玉彬托她的好朋友虞春富代买的，虞的先生担任飞行员，经常往返港、渝，可以买到这些。玉彬这样做，理由是我在外国机关做事，穿着一定要体面些。她也从汉口到了重庆，在重庆卫生署药品管理委员会工作。她有实干能力、为人热心，在多难的重庆多亏有这么一位知友，多方面关心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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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协邦也逃难来到重庆，她已和“飞将军”易国瑞结婚，两人都是湖南人，情投意合，成就“英雄美人”的姻缘。朋友们常开玩笑说，易国瑞是“开着飞机苦追，才追到协邦”，不过，也经过不少波折。易原有妻室及两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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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守后近两年，景荷荪得到国防部正式通知，其夫谢承瑞团长在南京被围一役中殉职。随后，荷荪毅然把女儿尊一留在泸州，只身赴成都，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南京迁来）续读化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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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赋萧也在迁校成都的中央大学续读医科。我收入较丰，每月都汇款资助她们。与谢承瑞同在教导团任团长的钮先铭，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避过劫难，逃至一庙宇中躲了八个月，然后化装逃出，到后方去寻找他的妻儿。千辛万苦找到时，妻子已改嫁他的赖姓好友！这是谁的错？又能怪谁？战争造成天人永隔、妻离子散的人间大悲剧！他以后在香港和谢承瑞的妹妹谢承美结婚，并写了一本有关的书，名叫《大江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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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的室友索妮亚与一位苏联武官过从密切，发现身体有异时已怀孕数月，只好辞去塔斯社的工作，潜返上海父母家待产。这时，我经由社长罗果夫的介绍，认识了哈尔滨同乡朱新民先生。他不久前由苏联来重庆，他的俄文极好，小学、中学、大学都上俄国学校，中文会讲，但认不了字。不久，他被政府罗致到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负责俄文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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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军事方面和我国紧密合作，在重庆的俄国人相当多。国际宣传处的处长是曾虚白先生，而真正的负责人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先生。处内分设编辑、外事、对敌、摄影诸科。外事科内又分为英文与俄文两组，英文组组长是沈剑虹，俄文组组长是朱新民。魏景蒙一直负责外国记者新闻稿的检查，后来则由沈琦及徐锺珮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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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宣传处虽然名义上归中央宣传部管辖，但实际人事权与经费划拨都直接由军事委员会负责，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指挥。抗战八年，宣传部的部长换了十位，而国际宣传处的主管一直是董显光副部长，没有换过。这可证明国际宣传处在抗战中的贡献及受政府重视的程度。朱新民接掌国际宣传处俄文组后，急需人手协助，再三向罗果夫社长请求借调我。而我在塔斯社已工作了将近三年，也愿意换个新环境，何况室友索妮亚离开后，我颇有孤单寂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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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我请辞获准后，离开了苏联塔斯社，到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报到。我被分配到外事科俄文组任专员，工作性质和在塔斯社时相似：把每日中文报纸及杂志上有关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前线战况及各报社论，择要译成俄文，油印后，当日即分发到有俄国军事顾问及技术人员的机构，包括苏联塔斯社。并尽量分寄到有苏联人员的战区及敌后各游击区。我在国际宣传处比在塔斯社更加忙碌，也更觉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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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这一组，除了组长朱新民和我外，还有一位秦太太，她先生秦涤清在外交部工作，和桂籍相识。秦太太人很友善，也是俄文好而不会中文，她年龄比我大许多，经过多年交往，我们成了好朋友。我燕大毕业后，由成都返回重庆到中央通讯社工作时，有一段时间就住在秦家。举行婚礼时，桂籍也是来秦府迎娶我这新娘。后来外交部派秦先生到苏联任外交官，秦太太也就辞去了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他们没有子女，临行前领养了孔祥集五六岁大的女儿，一起远赴苏联。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他们没有回国，由苏联直接到美国定居养老去了。客居外国的生活并不如想象的安适，多年前秦太太去世，女儿结婚离家，秦先生回大陆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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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宣传处借用坐落在重庆上清寺的巴县中学（巴县中学因躲避日军轰炸，已迁至疏散区）原校址办公。该校几栋砖瓦水泥建筑，做了办公室和宿舍，并在广阔的校园内搭建了许多茅屋，供单身男女职员及有眷属人员居住。处长曾虚白及董显光两家也住在这里。我们十来个单身女职员住在有两个房间的茅屋内，雇请一位女佣打扫、洗衣及烧洗澡水。茅屋泥墙草顶，冬暖夏凉，比竹屋好，可惜重庆是建于岩石上的山城，散热不易，夏天固然酷热，而冬季刮起西北风，雪花纷飞，棉袄、厚外套也挡不住刺骨的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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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茅屋后，才真正领教了重庆“三害”：臭虫、老鼠、跳蚤，外加蚊子。重庆的臭虫无处不有，无孔不入。家里、办公室、旅店，甚至饭馆、渡船、人力车及滑竿上，有缝隙就有臭虫，手一摆，身一靠，马上被臭虫咬出红疙瘩，又痒又痛。宿舍里每人一张竹板床，床脚用加满水的大土碗或铁罐垫着，把臭虫隔开，但臭虫还是有办法，爬上天花板再“空降”，或沿蚊帐绳子爬到床铺上。大家隔一阵就轮流把竹床搬到院子里，用烧开的水烫臭虫。重庆的老鼠满街跑，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奇景：上千老鼠成群结队大搬家，大摇大摆，横过马路。“跳蚤处处有，唯独重庆多”，跳蚤随老鼠而来，老鼠既然歼不尽，跳蚤也就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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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方面，大家都吃伙食团的包餐。食堂里每桌八至十人，我们这一桌有：朱、秦、我，以及叶公超、魏景蒙、朱抚松、徐锺珮、沈琦等人。吃的是政府提供给公教人员的“配给米”，色多半黄褐，掺杂谷子、麦子、稗子、沙子、石子乃至老鼠屎。每次吃饭前，先挑拣出杂物再动嘴，因而谑称之为“八宝饭”。菜肴方面，常吃“辣椒炒豆豉”、“清炒空心菜”，每月两次“打牙祭”，可吃到“红烧五花肉”或“粉蒸肥猪肉”。平时我们这一桌轮流“请客”，加炒一大盘“肉丝炒青椒”或“肉丝炒榨菜”，在当时算是十分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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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宣传处为职员、眷属及外籍记者在附近石坡旁，凿了一座坚固的专用防空洞，内部设备较齐全、舒适，空袭警报拉响时就不必跑太远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也到我们防空洞内躲避过。那已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夫妇和机要秘书龚澎等来到重庆。国际宣传处所在地上清寺和国府路、牛角沱一带是国民政府的机关及蒋委员长官邸所在地，所以成为敌机空袭的主要目标。因此，我们只要见到高岗上挂起一只大红球，预报敌机即将来袭，就不等拉起紧急空袭警报，先躲进防空洞以策安全。余梦燕也在国际宣传处工作，她已和燕大学长黄遹霈结婚，没有和我们一起住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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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常来往的还有燕大同学周光瑚（笔名韩素音），她父亲是四川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她抗战前离开燕大到英国留学，继续读医科。政府宣布对日抗战时，她放弃了在英的学业，返国参加抗战，在轮船上遇到年轻英俊的军官唐保黄，两人一见钟情，返抵国门就结婚了。唐在重庆军事机关服务，光瑚在家看顾初生女儿蓉梅。那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见面，也十分谈得来。不久，唐保黄被派到伦敦，任我国驻英使馆武官。我结婚时所穿的枣红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蓝色鞋等物，就是光瑚托人从英国带给我的。抗战胜利后，唐保黄先回国就任某师师长职务，被派赴沈阳附近打虎山驻防。他赴任前曾来看我们，对新职表示满意，但对驻防“打虎山”有些疑虑，他说：“我属虎，派驻打虎山好像不太妥当。”果然，上任不久死于国共内战。光瑚没有马上回来，留在英国读完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返国后曾在马来西亚、香港等地行医，并以“韩素音”为笔名出版了以英文撰写的小说，其中《生死恋》一书轰动一时，后被好莱坞拍成电影。我们移居台湾后，和她还有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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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由前线返回重庆后，在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任职，他住在离上清寺不远的国府路，和他的同事刘在勤（也是哈尔滨籍）、丁志伦夫妇分租一栋民房。刘、丁两人都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已育有一子一女（刘宇、刘樵）。刘在勤和刘德成、孔祥集同时毕业，丁志伦读工大预科，年纪不满二十岁就出嫁了。刘、丁两人热诚好客，哈尔滨工大、法大在渝的同学经常到他们家聚会、“打牙祭”，我也在那时认识了他们。后来，为了躲避日机昼夜不断的轰炸，国防部眷属被疏散到重庆附近的小岛——唐家沱，有轮渡往返，刘府也迁居唐家沱，和张剑飞、马熙诚两家合住一栋两层楼房。张、马是学俄文的，都在军委会顾问处工作。刘在勤被调到成都空军单位服务时，丁志伦已怀上第三个孩子，即将临盆。刘在勤到任后两三个月，有一天清晨，同住成都励志社共一寝室的同事，睡梦中忽闻枪声，惊起查看，发现刘仍卧床不起，原来被枪击中要害，气绝身亡。查不出死因，到底是他杀、自杀或枪支走火，一直成谜。朋友们深感惋惜，丁志伦更是痛不欲生，拒绝饮食，哭闹不休，由我和工大谢之熙太太黄静轮流陪伴。轮到我看顾她时已是下半夜了，志伦忽然向我要水喝，我很高兴地倒了一大杯水给她。没想到，她趁我不注意，竟扯下颈上戴的粗重金链子，吞进肚子，还喝下一瓶“来索”消毒水，把嘴巴、喉咙、食道烧伤了，送到医院急救。她精神更加恍惚不安，胡言乱语，哭笑无常。庆幸的是金链子第二天就排泄出来了，没有伤及内脏。她的情绪也随着遗腹子小钢的出生而稳定下来。伟大的母爱使她毅然担负起独自养育三个幼小子女的重责。战时的生活原本就艰苦，她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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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对我而言还有一件“大事”。丁志伦知道，能干的药剂师王玉彬是我的好朋友，再三要求我介绍她俩认识。她想请玉彬帮忙，拿抚恤金当本钱，托人在香港代购一批西药，在重庆转售，赚取二三倍之多的利润。桂籍知道这桩事，坚决反对。最初玉彬也不肯，说这是“卖命钱”，她不能拿来冒险。经不起丁志伦苦苦恳求，玉彬的口气松了，但说只能用抚恤金的半数。就这样，玉彬开好药单，转托虞春富的飞行员丈夫飞港代购。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时，香港陷敌，日军占领了香港。虞春富的丈夫滞留香港，情况不明，消息全无，急坏了我和玉彬。我和玉彬商量，决定先不告诉丁志伦，两人设法筹足款子，再还给她。第二天，玉彬匆匆跑来找我，让我马上到唐家沱把丁志伦手中存的抚恤金余款全部拿来，她在重庆当地买进重要的进口药品。不数日，重庆的药品价格，因香港货源断绝而飞涨数倍。玉彬不但把丁志伦的本钱全部还清，还赚了不少钱，都送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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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引燃太平洋战争，美国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1月，中、美、英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发表反侵略共同宣言。同时，同盟国宣布成立中国战区，蒋委员长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国际形势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产生了有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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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加入苏联塔斯社（1937—1940）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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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线返回重庆，举行记者会，我仼翻译，左立者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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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情简报，对座左一侧视者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