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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七 重返新闻战线，进重庆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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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返回离开一年的陪都重庆，已是1943年（民国32年）初秋八月，虽经敌机无数次轰炸，人民生活多苦多难，但山城不屈不挠、巍然屹立。我也为自己学成后能顺利重返抗战岗位，为国家服务，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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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起，我正式加入中央通讯社，被派到总编辑室工作，职位是编译，总编辑是新闻界闻名的前辈陈博生先生。他毕生献身于新闻事业，曾任北平《晨报》及《中央日报》社长等职。民国25年，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亲往北平，聘请陈博生先生为中央社驻东京特派员。陈先生精通日语，对日本政情了如指掌。民国26年对日抗战爆发，他回国担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中央社新闻报道业务全盘由他督导，这也是萧、陈两氏为中央社业务发展合作的开始。后来中央通讯社成为世界重视的国际级通讯社，也是萧、陈两氏的贡献所促成。抗战胜利，陈博生先生代表中央社，赴日本参加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的受降仪式。民国37年他被新闻界选为立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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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社服务的，不少是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长，尤其在总社英文部、编辑部、编译部及国外各分社。其他各校新闻系毕业生，也以“进入中央社工作”为最高理想，引为莫大荣耀。在中央社编译部任主任的李宜培学长（他的太太陈兰滋也是燕大校友，我的好朋友）告诉我，我进入中央社工作的事曾轰动全社，同仁多以先睹“芳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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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设于南京的中央通讯社总社被日机炸毁，中央通讯社按原订计划随着国军的转进，逐步向内陆迁移，由南京、武汉、长沙迁到陪都重庆，业务照常进行。不幸的是，1939年（民国28年）5月，位于重庆铁板街的中央社总社再次遭日机轰炸，两位同仁被炸死，损失不轻，好在事先有妥善的安排，工作没有中断。我于1943年（民国32年）进中央通讯社时，中央社已在上清寺两路口购置了一幢傍山建筑的四层楼房，非常宽敞，尽够全社所有部门使用。这栋大楼位于南区公园顶端，道路循山坡蜿蜒而下，直到嘉陵江畔的南区马路。由两路口的马路可直接进入建筑物的二楼，主要的办公室如英文部、采访部、编辑部、编译部等，都分布在这层楼里，人众声杂，十分热络。而摄影、电务、征集等部门都在下层一楼。社长萧同兹、总编辑陈博生、机要秘书曹阴稚的办公室及会客室、会议室等，都在三、四楼，两路口总社大门对面是一座山坡，社方向有关方面请准，占用一个可容四五十人办公的大防空洞，一旦遭遇空袭就把编辑部和电台搬进洞内，继续运作，不致影响通讯和接发稿件。其他员工及眷属跑警报，沿公园路下坡，到重庆著名的燕喜洞去，那是一排庞大的防空洞，可容三四千人。山顶距离洞口六七百公尺，五百磅的炸弹落在山上，洞中人只会感受些微的窒息，但不会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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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陈博生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宽阔的房间内只有他和我，两人往往终日不发一语。我与他的长女陈琬若（她是桂云在北平女师的同学）早就熟识，所以称他为陈伯伯，倒觉得他平易近人。在社里，陈博老上班无定时，自由来去，我的工作也不固定，和在国际宣传处时的忙碌无法比。这种情形经过一段时间，我仍难以适应，因此，请求借调到其他部门去工作，也借此免除在总编辑室的拘束和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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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总社英文部和编译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两部的主任王家松和李宜培都是我北平燕京大学的学长，相处十分融洽，虽然他们已移居英、美多年，但直到现在还有联系。我的工作问题顺利解决了，但住宿却成了麻烦，中央社没有宿舍，我只好暂时借住离中央社不远的上清寺谢之熙黄静夫妇家。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生，会俄语，由资委会借调到军委会顾问处，成了桂籍的同事。谢被派到前线工作，我就和他太太黄静一同住在他家。以后我又迁到秦涤清夫妇家，他们有一小房间给我住。秦太太曾是我在国际宣传处的同事。她当时已辞职，夫婿到苏联莫斯科任外交官，她准备随他前往。我在他们家住到1944年3月，我和桂籍结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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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讯社不是政府机构，但是在国际通讯事业中，声名显赫，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国际性通讯社，被认为足能代表政府。自1924年（民国13年）4月1日创立，至今天（1993年）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时，中央通讯社曾被列为世界五大通讯社之一（其他为：美国美联社及合众社、英国路透社和苏联塔斯社）。中央社当时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2处，国外25处，全社员工近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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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讯社初成立时是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一个小单位，1932年（民国21年）改组，称为“中央通讯社”，由萧同兹先生出任第一任社长，自中央党部迁出，社址设在南京洪武路寿康里，成为独立经营的事业性新闻机构，自设无线电台，建立遍及全国的大通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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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在抗战期间及以后虽经数度搬迁，但对全国的新闻广播未尝中断一日。在前线，在国外，在各个战场，中央社记者非常活跃，非常辛苦，甚至冒生命危险。在后方，在重庆，在各地的分社，情形也一样。中央通讯社能成为全国新闻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社长萧同兹先生居功至大。萧同兹先生是湖南省人，不是学新闻出身，但半生精力贡献给中央社，一共服务了32年。新闻界认为，假若没有萧先生，就不会有成绩辉煌的中央社。萧同兹1932年奉命主持中央社时，贯彻三大方针：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和经营企业化。将中央社改成独立机构，延揽人才，增添设备，自设电台。领导作风是鼓励、容忍和信任。他善于团结全社同仁，使进入中央社的人都能敬业、乐群、谨守岗位、淡泊自甘，更能相处无间，亲如家人，这就是“中央社精神”。他是卓越的创业家，令人心悦诚服的领导者，是中央社全体同仁的畏友和益友。我在中央社工作了六年多（1943年至1949年），假若不是迫于时势，我和多数同事不会自请遣退，离开中央通讯社。“中央社”迁台40多年来，每逢4月1日的成立纪念日，离职多年的社友们自发参加庆典和聚餐。今年（1993年）适逢母社成立69周年，老少社友欢聚一堂，充分表现了“中央社精神”。每个人都感觉到真实的亲和力和归属感。萧同兹社长于1973年11月11日谢世，至今已20年，但感觉上他仍和我们左右相伴，留下了不尽的追思和永恒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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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八 青梅竹马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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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七个年头，是形势最为险恶的一年。4月，日军进犯河南。6月，灵宝、长沙、湘潭相继失陷，8月衡阳失守，11月，桂林、柳州陷敌，日寇进迫独山，陪都重庆受到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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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桂籍和我就在这一年的3月26日在重庆结婚了。桂籍33岁，我30岁，相识已整整22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在大后方四川，与远在北方日军占领区内的亲人完全隔绝，多年来音信全无，其间两家的家长又相继病故，身边没有亲人，只有数十位好友参加了桂籍和我的婚礼。事前印了红字短笺，署上我俩的名字，通知好友及同事们。短笺上还提及到重庆名胜“南温泉”度蜜月，其实，当时的大环境、自身的经济条件及心情，既不允许，也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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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设在重庆一家饭店内，参与者都是我们的证婚人。国难期间一切从简，喜宴上，我们彼此交换戴上了刻有结婚年、月、日及对方名字的金质婚戒。这戒指是多年前父亲送的生日礼物，我由哈尔滨带在身边仅有的纪念物，由好友王玉彬拿到银楼改铸成两只结婚戒指，上面刻上新人的名字和结婚日期，意义非凡。我没有穿礼服、披婚纱，穿了一件枣红色滚同色缎边的旗袍，衣料是好友韩素音由伦敦托人带来的。玉彬还替我们买了双人床、饭桌、凳子及锅碗等。在我们事先租下的两间茅草房内布置了新房，虽是克难式，但胜在喜气充盈。这座用竹竿、茅草依山搭成的两层茅屋，上层住着房主一家四口，早、晚小孩的吵闹哭叫声，清晰地传到楼下，小孩的尿液也经常滴下。房东还利用我们房屋下边的空地，用几根粗竹竿撑起，圈养几头猪，我们在房间内不断听到猪的呶呶声，并闻到随风飘来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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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后回到“新房”，两人心情异常沉重、复杂，更觉茫然，默坐片刻后，终于忍不住，相拥哭泣。这时意识到，从今以后，两人必须为共同的“未来”打拼。婚姻，赋予不同于前的磨炼和承担，更须我们坚强勇敢地面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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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我结婚之后，好友王玉彬也结婚了，新郎是其福建同乡、在航空界咨询部门服务的郭棣棠先生。玉彬的婚礼较我的风光，她说结婚是大事，她一定要穿白色礼服、披婚纱，在重庆最有名的“胜利大厦”礼堂举行。婚后和夫婿离开重庆，迁居甘肃兰州。那里没有日机轰炸，物产丰富，物价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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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三个孩子的丁志伦也向她供职的茶叶公司申请，调到兰州。玉彬和志伦在兰州合资开设了西药房，生意相当兴隆。李赋萧在成都医学院毕业后，和王培仁医师结了婚，也迁居兰州，在兰州市立医院担任妇产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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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上宇同的时候，这三位在兰州的好朋友，不断来信邀我到兰州去生产，桂籍也同意了。主要因为重庆仍遭受日机不断的轰炸，人民生活除了艰苦，还极度不安定：经常要跑警报，在潮湿阴暗的防空洞内担惊受怕，强忍饥渴及疲劳，蹲踞在矮窄的板凳上数小时，有时一天之内数次进出防空洞。体力的消耗和精神的折磨，男人尚且难以承受，何况孕妇！孕妇所需要的基本营养品，如乳类、鱼类、水果等，四川本来就缺乏，战时就更难见到。重庆几家医院的设备、环境、业务及专业人才，因日机多年摧残，只能勉强撑持。而况我们在重庆没有亲人或好友可以在生产期照顾我，自己初为人母，缺少知识和经验，兰州岂能不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可是重庆和兰州相距甚远，乘坐汽车穿山越岭，对怀孕的人绝不适合，而重庆和兰州之间没有定期航班，只有业务飞机不定期往返。好在玉彬的丈夫热心帮忙，巧作安排，我才得以在生产期前一个多月，乘机顺利到达兰州。临行前，玉彬特别嘱咐，有朋友托带一包东西，会放在我座位旁边，到了兰州机场将有人登机取走，我不必为此费神。事后才知道那包东西是黄金。当时黄金交易并不犯法，重庆和兰州的黄金价格差别相当大，只是两地相距太远，而做生意讲求时效。我知道后生气地责怪玉彬，她却说：“你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包括往返机票等，不就有了着落吗？”产前我住在玉彬家，每天大杯大杯地喝牛奶，吃营养食品。兰州价廉物美，尽可满足孕妇产前所需，胎儿体重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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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民国33年）9月7日晚上十时左右分娩开始，我受了不少苦痛，从发作阵痛到生下近八磅的婴儿，耗时24小时以上。幸运的是，在兰州医院，身为妇产科医师的好友李赋萧始终陪伴，由她接生。产后，我由玉彬家搬进丁志伦家坐月子。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育婴经验，也知道如何照料产妇。近11月的秋凉时节，我们母子愉快平安地飞离兰州，返回重庆。我们回家前，桂籍已请到中年女佣杨嫂，帮我照顾婴儿及料理家务。所以我很快就能到中央通讯社销假，恢复上班。这期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已调回驻华大使，并命令全部在华军事顾问回国。桂籍也借机换了工作，于8月辞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总顾问办公室主任一职，转到外交部亚西司任专员科长。很多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法政大学读书、会俄语、抗战初期被政府征调到军委会工作的年轻人，纷纷辞职，回到自己原来的服务机关或另觅工作。世事多变，国和国之间，没有所谓“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确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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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和我虽已为人父母，有了自己的家，但两人仍以工作为重，在家的时候不多，家务及婴儿交由杨嫂照料。我自认不是尽职的母亲，但在能力及时间允许的范围内，会全力以赴。幸好我工作的中央通讯社离住处不远，十分钟内可以走到。遇有空袭警报，我马上飞跑返家，抱着婴儿，带着杨嫂到附近防空洞躲避。每天中午休息时，我都回家喂奶。我的奶水虽不多，但母乳最富营养，一直喂了十个月。市面上没有奶粉或鲜乳出售，喂不饱只好以“米糕”（“米糕”是将大米加水，磨成粉，晒干成块，加水及少许白糖或盐煮成糊，是抗战时婴儿的主食，食品店有售）补充。从朋友处收集旧床单，撕成长方小块，洗煮过作尿布用。秋冬时节，重庆潮湿寒冷，洗过的尿布不容易干，杨嫂在煮饭、炒菜后，趁煤球还热，在火炉上罩上竹筐，上边铺上一条条尿布，慢慢烤干，除此别无他法。婴儿穿的衣服也是用旧衣改缝的“和尚领”装，再用布带捆绑。丁志伦还做了一件小棉袄，并从一双男用袜子拆出毛线，织了一件小毛衣。艰难困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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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婚至今，数十年来，家用全靠我们二人的公务员薪水维持，这使我养成勤俭持家的良好习惯。桂籍和我一直以“小宝贝”“宝宝”称呼婴儿，没有起乳名，稍长则以“博比”（与“宝贝”音相似）为名。孩子在南京、台北读幼稚园，都用“孙博比”注册，一直到入小学，桂籍才为他正式取名“孙宇同”。博比小时候十分聪敏乖巧，长得端正健壮，活泼调皮，人见人爱。稍长，除了仍吃母奶外，每天开始加食两次用肉骨头汤熬的厚稀饭，内加刮细的猪肝、鸡蛋和菠菜泥。十个月后，我停止喂母乳，他开始加吃面条、肉末和鱼肉，还有蔬菜和水果。碰巧这时，离我家不远处，开了一间早晨卖新鲜牛奶的小店，当场喝，不外卖，每天一早我上班前，杨嫂会抱着博比去现喝一杯牛奶，再买块发糕给他当早餐。杨嫂工作认真、勤快，照顾博比无微不至，是我的好帮手。杨嫂拿手的红烧肉（用五花肉做）在朋友圈中很有名气。桂籍的好友如刘政因、孔祥集、常荫集，还有刚从美返国的孙运璿，这群哈尔滨工大毕业的青年才俊，经常到我们家“打牙祭”，为的是吃杨嫂做的红烧肉。我另外煮一锅罗宋汤，炒一盘青菜，在当时就是最丰盛的佳肴，大家痛快地解了一次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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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年的年尾，王玉彬由兰州来探望我们，正赶上我们为住处发愁。房东限期要我们搬家。玉彬先问桂籍能否在附近找一块空地，正巧原为军委会苏联总顾问办公室的停车场旁有空地。苏联派来的顾问全已奉召返国，桂籍曾任总顾问室主任多年，与各方关系很好，很快就获准建屋。然后，玉彬把从兰州带来、已送给我们的十大块苏制巧克力糖要回，拿到重庆商业中心区都邮街去卖掉，凭所得之款买了竹竿等建材，雇请工人，次晨开始搭建茅屋。不数日，茅屋建好，共两间，另有小厨房和仅够放一张竹床的小房间，作为杨嫂的睡房。竹篱围绕的后院很狭窄，只够洗涤衣物及晒衣之用。门前搭出一个走廊，廊头用木棍围出一段有栏杆的空间，供博比扶栏学步和玩耍，地上铺上草席，放上他的玩具。屋内外都用白石灰漆成白色，水泥地，木门、木窗框则是红赭色，屋顶用干稻草铺成，十分美观。桂籍好友常荫集一时兴起，站上木凳，在前门上方白墙壁上，用毛笔写了斗大的两个字“廉庐”。从此朋友们多以“廉庐”称呼我们家。室内也很简洁、典雅，窗户虽以白色薄绵纸代替玻璃，但我挂了窗帘，饭桌上也铺了桌布。（好友罗协邦买了一匹四川花麻布，缝成窗帘和桌布，作为新居的贺礼。）卧房内靠墙多做了一道两尺宽的隔墙，进口处有布帘遮挡，算是“储藏室”，而主要是为了放马桶，也可兼做厕所，这一设计得到众多友人的赞赏。其实，大家都明白，国家和自己都正处于最艰难时期，只是强颜欢笑，苦中作乐而已。这时易兄已由成都调返重庆空军总部任职，我们又多了一家经常往来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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