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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八 青梅竹马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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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七个年头，是形势最为险恶的一年。4月，日军进犯河南。6月，灵宝、长沙、湘潭相继失陷，8月衡阳失守，11月，桂林、柳州陷敌，日寇进迫独山，陪都重庆受到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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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桂籍和我就在这一年的3月26日在重庆结婚了。桂籍33岁，我30岁，相识已整整22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在大后方四川，与远在北方日军占领区内的亲人完全隔绝，多年来音信全无，其间两家的家长又相继病故，身边没有亲人，只有数十位好友参加了桂籍和我的婚礼。事前印了红字短笺，署上我俩的名字，通知好友及同事们。短笺上还提及到重庆名胜“南温泉”度蜜月，其实，当时的大环境、自身的经济条件及心情，既不允许，也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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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设在重庆一家饭店内，参与者都是我们的证婚人。国难期间一切从简，喜宴上，我们彼此交换戴上了刻有结婚年、月、日及对方名字的金质婚戒。这戒指是多年前父亲送的生日礼物，我由哈尔滨带在身边仅有的纪念物，由好友王玉彬拿到银楼改铸成两只结婚戒指，上面刻上新人的名字和结婚日期，意义非凡。我没有穿礼服、披婚纱，穿了一件枣红色滚同色缎边的旗袍，衣料是好友韩素音由伦敦托人带来的。玉彬还替我们买了双人床、饭桌、凳子及锅碗等。在我们事先租下的两间茅草房内布置了新房，虽是克难式，但胜在喜气充盈。这座用竹竿、茅草依山搭成的两层茅屋，上层住着房主一家四口，早、晚小孩的吵闹哭叫声，清晰地传到楼下，小孩的尿液也经常滴下。房东还利用我们房屋下边的空地，用几根粗竹竿撑起，圈养几头猪，我们在房间内不断听到猪的呶呶声，并闻到随风飘来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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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后回到“新房”，两人心情异常沉重、复杂，更觉茫然，默坐片刻后，终于忍不住，相拥哭泣。这时意识到，从今以后，两人必须为共同的“未来”打拼。婚姻，赋予不同于前的磨炼和承担，更须我们坚强勇敢地面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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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我结婚之后，好友王玉彬也结婚了，新郎是其福建同乡、在航空界咨询部门服务的郭棣棠先生。玉彬的婚礼较我的风光，她说结婚是大事，她一定要穿白色礼服、披婚纱，在重庆最有名的“胜利大厦”礼堂举行。婚后和夫婿离开重庆，迁居甘肃兰州。那里没有日机轰炸，物产丰富，物价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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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三个孩子的丁志伦也向她供职的茶叶公司申请，调到兰州。玉彬和志伦在兰州合资开设了西药房，生意相当兴隆。李赋萧在成都医学院毕业后，和王培仁医师结了婚，也迁居兰州，在兰州市立医院担任妇产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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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上宇同的时候，这三位在兰州的好朋友，不断来信邀我到兰州去生产，桂籍也同意了。主要因为重庆仍遭受日机不断的轰炸，人民生活除了艰苦，还极度不安定：经常要跑警报，在潮湿阴暗的防空洞内担惊受怕，强忍饥渴及疲劳，蹲踞在矮窄的板凳上数小时，有时一天之内数次进出防空洞。体力的消耗和精神的折磨，男人尚且难以承受，何况孕妇！孕妇所需要的基本营养品，如乳类、鱼类、水果等，四川本来就缺乏，战时就更难见到。重庆几家医院的设备、环境、业务及专业人才，因日机多年摧残，只能勉强撑持。而况我们在重庆没有亲人或好友可以在生产期照顾我，自己初为人母，缺少知识和经验，兰州岂能不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可是重庆和兰州相距甚远，乘坐汽车穿山越岭，对怀孕的人绝不适合，而重庆和兰州之间没有定期航班，只有业务飞机不定期往返。好在玉彬的丈夫热心帮忙，巧作安排，我才得以在生产期前一个多月，乘机顺利到达兰州。临行前，玉彬特别嘱咐，有朋友托带一包东西，会放在我座位旁边，到了兰州机场将有人登机取走，我不必为此费神。事后才知道那包东西是黄金。当时黄金交易并不犯法，重庆和兰州的黄金价格差别相当大，只是两地相距太远，而做生意讲求时效。我知道后生气地责怪玉彬，她却说：“你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包括往返机票等，不就有了着落吗？”产前我住在玉彬家，每天大杯大杯地喝牛奶，吃营养食品。兰州价廉物美，尽可满足孕妇产前所需，胎儿体重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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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民国33年）9月7日晚上十时左右分娩开始，我受了不少苦痛，从发作阵痛到生下近八磅的婴儿，耗时24小时以上。幸运的是，在兰州医院，身为妇产科医师的好友李赋萧始终陪伴，由她接生。产后，我由玉彬家搬进丁志伦家坐月子。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育婴经验，也知道如何照料产妇。近11月的秋凉时节，我们母子愉快平安地飞离兰州，返回重庆。我们回家前，桂籍已请到中年女佣杨嫂，帮我照顾婴儿及料理家务。所以我很快就能到中央通讯社销假，恢复上班。这期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已调回驻华大使，并命令全部在华军事顾问回国。桂籍也借机换了工作，于8月辞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总顾问办公室主任一职，转到外交部亚西司任专员科长。很多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法政大学读书、会俄语、抗战初期被政府征调到军委会工作的年轻人，纷纷辞职，回到自己原来的服务机关或另觅工作。世事多变，国和国之间，没有所谓“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确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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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和我虽已为人父母，有了自己的家，但两人仍以工作为重，在家的时候不多，家务及婴儿交由杨嫂照料。我自认不是尽职的母亲，但在能力及时间允许的范围内，会全力以赴。幸好我工作的中央通讯社离住处不远，十分钟内可以走到。遇有空袭警报，我马上飞跑返家，抱着婴儿，带着杨嫂到附近防空洞躲避。每天中午休息时，我都回家喂奶。我的奶水虽不多，但母乳最富营养，一直喂了十个月。市面上没有奶粉或鲜乳出售，喂不饱只好以“米糕”（“米糕”是将大米加水，磨成粉，晒干成块，加水及少许白糖或盐煮成糊，是抗战时婴儿的主食，食品店有售）补充。从朋友处收集旧床单，撕成长方小块，洗煮过作尿布用。秋冬时节，重庆潮湿寒冷，洗过的尿布不容易干，杨嫂在煮饭、炒菜后，趁煤球还热，在火炉上罩上竹筐，上边铺上一条条尿布，慢慢烤干，除此别无他法。婴儿穿的衣服也是用旧衣改缝的“和尚领”装，再用布带捆绑。丁志伦还做了一件小棉袄，并从一双男用袜子拆出毛线，织了一件小毛衣。艰难困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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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婚至今，数十年来，家用全靠我们二人的公务员薪水维持，这使我养成勤俭持家的良好习惯。桂籍和我一直以“小宝贝”“宝宝”称呼婴儿，没有起乳名，稍长则以“博比”（与“宝贝”音相似）为名。孩子在南京、台北读幼稚园，都用“孙博比”注册，一直到入小学，桂籍才为他正式取名“孙宇同”。博比小时候十分聪敏乖巧，长得端正健壮，活泼调皮，人见人爱。稍长，除了仍吃母奶外，每天开始加食两次用肉骨头汤熬的厚稀饭，内加刮细的猪肝、鸡蛋和菠菜泥。十个月后，我停止喂母乳，他开始加吃面条、肉末和鱼肉，还有蔬菜和水果。碰巧这时，离我家不远处，开了一间早晨卖新鲜牛奶的小店，当场喝，不外卖，每天一早我上班前，杨嫂会抱着博比去现喝一杯牛奶，再买块发糕给他当早餐。杨嫂工作认真、勤快，照顾博比无微不至，是我的好帮手。杨嫂拿手的红烧肉（用五花肉做）在朋友圈中很有名气。桂籍的好友如刘政因、孔祥集、常荫集，还有刚从美返国的孙运璿，这群哈尔滨工大毕业的青年才俊，经常到我们家“打牙祭”，为的是吃杨嫂做的红烧肉。我另外煮一锅罗宋汤，炒一盘青菜，在当时就是最丰盛的佳肴，大家痛快地解了一次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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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年的年尾，王玉彬由兰州来探望我们，正赶上我们为住处发愁。房东限期要我们搬家。玉彬先问桂籍能否在附近找一块空地，正巧原为军委会苏联总顾问办公室的停车场旁有空地。苏联派来的顾问全已奉召返国，桂籍曾任总顾问室主任多年，与各方关系很好，很快就获准建屋。然后，玉彬把从兰州带来、已送给我们的十大块苏制巧克力糖要回，拿到重庆商业中心区都邮街去卖掉，凭所得之款买了竹竿等建材，雇请工人，次晨开始搭建茅屋。不数日，茅屋建好，共两间，另有小厨房和仅够放一张竹床的小房间，作为杨嫂的睡房。竹篱围绕的后院很狭窄，只够洗涤衣物及晒衣之用。门前搭出一个走廊，廊头用木棍围出一段有栏杆的空间，供博比扶栏学步和玩耍，地上铺上草席，放上他的玩具。屋内外都用白石灰漆成白色，水泥地，木门、木窗框则是红赭色，屋顶用干稻草铺成，十分美观。桂籍好友常荫集一时兴起，站上木凳，在前门上方白墙壁上，用毛笔写了斗大的两个字“廉庐”。从此朋友们多以“廉庐”称呼我们家。室内也很简洁、典雅，窗户虽以白色薄绵纸代替玻璃，但我挂了窗帘，饭桌上也铺了桌布。（好友罗协邦买了一匹四川花麻布，缝成窗帘和桌布，作为新居的贺礼。）卧房内靠墙多做了一道两尺宽的隔墙，进口处有布帘遮挡，算是“储藏室”，而主要是为了放马桶，也可兼做厕所，这一设计得到众多友人的赞赏。其实，大家都明白，国家和自己都正处于最艰难时期，只是强颜欢笑，苦中作乐而已。这时易兄已由成都调返重庆空军总部任职，我们又多了一家经常往来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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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九 侵略者终于投降，四处累累战争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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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季，盟军在欧洲反攻，开辟了第二战场。麦克阿瑟在太平洋上展开跃岛进攻，使日军惊恐万状，改变作战计划，调集兵力，向我河南、湖南、广西的主要交通线进攻，企图打通从中国大陆到中南半岛的陆上交通，策应南洋。稳定近两年的战局突然逆转，我抗日基地陪都重庆及大后方受到严重的威胁，人心惶惶。1945年，中国对日抗战进入第八年，人民生活益形艰苦，但大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我国军虽然牺牲惨重，但始终不屈，牵制百余万日军在中国战场，让盟军能从容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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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初，美军在日本广岛及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迫使日本军阀不得不于8月中旬向中国和盟邦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14日夜晚，日本投降的喜讯传来，后方各地军民欢喜如狂，涌向街头，欢呼狂舞，争放鞭炮，敲锣打鼓。残酷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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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空前浩劫。我海、陆、空战士阵亡、负伤、失踪的总数近四百万人，而人民直接或间接死伤在两千万人以上，流离失所者达一亿以上。资源、财产的损失更不计其数。生离死别，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这期间，我亲身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目睹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自己成熟了许多。战争使我变得坚强、自信和现实，对是非、善恶、恩仇更形分明、固执，往日的乐观和天真已被磨掉，这种改变连自己也觉得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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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场战争，桂籍的好朋友中，不少身受其害，多以悲剧终其一生。先说我们的好朋友刘政因，他家世、学历、经历优于常人，其父刘哲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及政府“考试院”院长。刘政因工大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工程硕士学位，抗战初期返国参加抗战，认识了年轻貌美、从事新闻工作的龚德明小姐，两人感情进展迅速，已论及婚嫁。当时许多年轻人向往陕北延安，两人说好同去延安，龚先行，刘后随。但刘因家庭原因未能履约前往，刘给龚写去无数信函，都没有回音。龚德明在延安苦等两年，这期间，龚被万里长征英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看中，成为罗的爱人。前文曾提到我到延安采访时遇到龚，她已改名“龚明因”，知道刘政因还在苦苦等她，万分无奈。刘在重庆得知龚的近况，也悲痛不已。后来刘和从上海逃难来的女孩小俞草草结了婚。婚后刘政因被派到陕西西安任军委会驻西安顾问办事处主任。有一天他带着太太，手抱女儿，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突然碰到迎面走来的龚明因和尾随的“勤务兵”，场面尴尬。龚不知刘已结婚，她是以“外出治病”为借口，想脱离这个地方，到重庆找刘政因。最后，还是由刘设法，帮她甩掉跟随者，把她送到宝鸡，再转乘公路车去重庆。刘嘱她在重庆等他，说他一定会离婚。结果婚没有离成，次年即1945年抗战胜利，刘被派到东北接收，出任中东铁路局董事长，龚无奈地返回南京家乡，最后和别人结了婚。他们两人各自的婚姻都不美满。刘政因来台湾后，在遗憾中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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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集是桂籍小学时的学长，山东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在情报及军警单位服务，多少带些秘密色彩。抗日战争期间，曾派赴苏联、伊朗、日本等国工作。个性风流倜傥，所到之处都有女友相陪伴，并以“子女满天下”著称，到台湾后虽有日籍妻子小叶子及两子（双胞胎），但后来小叶子携两子返日本省亲，没有回台。孔兄老年生活孤寂，子女虽多，但缺少情感和联系。他于1993年6月病逝台北，只有曾被他遗弃不顾的儿子孔令诚为他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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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朋友们惋惜的是常荫集，他也是哈尔滨工大毕业生，满族旗人，一表人才，高挑俊挺，才智出众，人缘好，流落后方的东北人尤其哈尔滨工大的年轻人都视他为领导者和大家长。他在资源委员会服务，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尽办法接近他、追求他，都遭他拒绝，原因是在东北家乡已有妻室和子女。对日战争持续了六七年，看来结束无期，留在故乡的亲人全无消息，不知生死，在后方许多人渐渐开始建立新家庭，“抗战夫人”这一名词应时而生。常荫集不再坚持，和西安来的志同道合的女孩邬汉贞结了婚，接连生了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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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荫集和刚从美国受训三年返国的孙运璿，由他们所服务的资源委员会派赴东北辽宁，接收电力系统。两人和其他四位接收大员到了重庆白市驿飞机场，还有十分钟飞机就要起飞，忽然接到经济部电话，要孙运璿留下来招待几位美国工程师，孙只好从机场折回重庆。而常荫集随其他几位，带着孙运璿的行李先行飞往东北。后来孙运璿又应老长官黄辉之邀去了台湾，放弃去东北的机会，尽管东北的发展前途最被看好。从此也注定了两人完全不同的命运。孙运璿在1989年出版的《孙运璿传》中提到：“一通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那通电话晚来十分钟，我上了飞机，如今不是身陷大陆，就是早已升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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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荫集返回家乡，接收并重建东北被破坏的电力系统，并和老母、妻儿团聚，邬汉贞携两子暂返西安娘家。原配不能谅解常再娶的事实，终日吵闹不休，逼常和邬离了婚。“文革”时期，常荫集遭到迫害，在种种压力下，竟跳楼自杀了。邬汉贞的两子后来被常家以“归宗”为名强行带走，逼得邬汉贞精神失常，疯疯癫癫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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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运璿后来在台湾，从电力株式会社机电处处长做起，而后升为总工程师、协理和总经理。他在台电工作了近二十年，为台湾的经济起飞铺上跑道。离开台电后，他在政坛平步青云，1978年，被委任为“行政院长”，直到1984年2月突然中风病倒辞职为止。蒋家两代对他的器重固然是主因，桂籍在“立法院”对他的学识和为人的赞扬及对他的种种协助，也功不可没。孙运璿和我家的交往，始于1945年，此时他在美国结束受训，返回重庆，由常荫集带来，从此成了我们的“廉庐”的常客。他和桂籍的个性有不少相似处，两人颇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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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到台湾后，孙运璿和俞蕙萱结了婚。他夫妇和我们两家交往密切，互信互助，桂籍和运璿成了莫逆之交。我们家的世交好友如杜桐荪威莉夫妇、易国瑞罗协邦夫妇、王墨林夫妇等，也都变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孙运璿传》第149页这样提到桂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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