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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第三辑 乱世沉浮（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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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北接收，希望转为失望，挽狂澜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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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和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却面临重要抉择。最后，桂籍决定离开外交部，放弃出国任驻苏使馆二等秘书或领事的机会，接受政府的派遣，随杨绰庵市长到哈尔滨接收并担任社会局局长之职。此前杨市长请桂籍担任财政局长，但桂籍属意社会局，他认为在社会局可直接为民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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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于战争结束的1945年10月，满怀着希望和热诚，离开了重庆，先飞北平，再转赴东北。我和博比仍留在重庆，我继续在中央通讯社工作，看局势的发展，再作返乡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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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东北的工作并不如预期的顺利。政府派去的军队及各行各业的接收人员，处处受到苏联方面的阻挠，对方不惜使用暗杀手段作为威胁。经济部派去接收东北矿区的特派员张莘夫，在抚顺附近被害即为一例。苏联借口“雅尔塔密约”进军东北，封锁大连，拒绝我国军登陆，迫使国军改由秦皇岛登陆，再向关外推进。苏俄撤退时将东北轻重工业机器拆卸运走，不能移动的加以破坏。东北的交通一片混乱，难民拥塞于途，不得还乡。赴东北哈尔滨的杨绰庵市长和其他接收人员，包括桂籍在内，终于在1946年3月，在哈尔滨展开接收市政的工作。在哈市工作了三个月，形势又恶化，接收人员奉令撤至沈阳待命。杨市长率部属先行撤离，由桂籍留哈，代理市长职务，收拾善后，最后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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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工作期间，发生了中共要员李兆麟在哈尔滨被暗杀事件。市府为此召开追悼会，杨市长以自己是福建省人，国语不标准，又不善讲话为理由，派桂籍代他登台讲话。情势十分紧张，桂籍在台上，态度从容，用词平和诚恳，终顺利完成使命，未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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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哈尔滨前，桂籍曾到道里故居东顺祥院内探望，只见建筑依旧，人事全非。东顺祥商铺关闭，见不到熟人面孔，陌生人杂居其间。只是在仓库内一角找到一部分桂云的运动奖牌、奖状和一辆桂籍从前骑过的破旧脚踏车。在日据时代，桂籍的父亲在东顺祥院内住过，后被一日童抛球击中心脏部位，不治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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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政接收人员留驻沈阳时，桂籍于6月间曾被借调到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储运组组长。后来经行政院任命，桂籍出任旅顺市市长，从事接收事宜，但因为苏联的阻挠，未能赴任。不久以后，桂籍出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整个局势越来越混乱、复杂、多难、多变，抗战胜利时的希望和欢乐随之消失，面对的又是战乱、伤亡、离散、苦痛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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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博比在桂籍离开重庆以后，又停留了近半年。我继续在中央社上班，忠心耿耿的杨嫂仍留在我家，照顾博比和管家务。不断有从各地还乡的好朋友路过，来我家歇脚并找寻还乡的交通工具，而主要是借机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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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中第一个投宿的，是荷荪的丈夫何远经。他由成都来，再乘船返家乡湖南长沙。随后来的是荷荪，她携女尊一和小儿子，正巧玉彬带着她母亲专程由兰州来看我。抗战胜利后，好朋友们再度见面，齐聚在“廉庐”，小屋里彻夜有说有笑，兴奋之情笔墨难以尽描。又是荷荪出的主意：大家轮流买菜，烧自己的拿手菜。这么一来，顿顿有好菜吃，味道多变，众人胃口大开，更增加了欢乐情趣。我明白，这是荷荪的美意，她处处为人着想，唯恐我用钱多，所以由大家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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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两周后，好朋友们又要各奔前程，但每个人都坚信不久会再见。荷荪离开重庆前，悄悄塞了一两黄金给玉彬，请她稍后转交给我，说是让我买鞋和日用品的。她回到长沙后，曾写来一封信，由中央社转交，可惜我已离开南京到东北去了。信中她告诉我，她已为我生下我希望有的女儿，并说她不久要来南京，为前夫谢承瑞修衣冠冢，到时和我好好聚聚；又说她准备了一些布料，要亲手为我儿子博比做几件衣服。她和我都没有想到，重庆一别竟是近五十年。大陆开放后，从1987年起，我返乡探亲四次。见到好友王玉彬，和她一起搜寻荷荪的消息，至今没有结果，不知她人在何处，今生有无再见之缘。好友李赋萧医师于1944年在兰州为我接生博比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确知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自杀身亡，原因不详。我和玉彬为她难过良久。生命中，有些事情昨天发生，今天就忘记了；有些事情却相反，时间越久，印象越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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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二 历尽艰辛，我终于履行了给父亲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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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这些朋友幸运，1946年（民国35年）4月，我抱着已满周岁的博比，手提着总编辑陈博生托带的一个保温瓶，乘坐中央社的包机，和各部主任及重要人员一起，由渝直飞南京。说起那个保温瓶，在当时可是十分名贵，我一路小心翼翼地捧着，怕碰怕摔，比带儿子还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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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通讯社总社坐落在南京中山东路，是一座新建的七层高楼，尚未完工。中央社的工作，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抗战胜利后，中央通讯社迁回首都南京，马上开始向国内外传播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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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社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乔迁新址，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舞会。萧社长身着一袭藏蓝长袍，致词后，潇洒地走到我面前，请我跳了第一支开场舞，我感到无比荣幸，至老难忘。到南京以后，我带着博比住进社方为女职员准备的临时宿舍。这是一间大通仓，有十几个床位，床边有柜，带来的衣箱就放在床下，我和博比同睡一铺床上。白天我上班，请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来带博比，我们都吃社里饭堂的伙食，有时为博比蒸蛋或肉饼。每天早晨博比一醒，我马上抱他到厕所，给他一根香蕉吃，怕他吵醒其他同事。待女孩来到，把他抱走，我才梳洗，去上班。这种日子过了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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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间，我为了配合桂籍的工作，请调到东北沈阳中央分社。带着博比离开南京，经过上海乘机到北平。当时桂云一家还留在云南，桂毓在成都，我到了上海住在周克家，几天后，才搭上飞北平的飞机。在北平玉彬家住了一阵，等桂籍从沈阳来接我们，再同返沈阳。那个时候，东北最高行政机构东北行辕及政府派赴东北的接收人员，都奉令自各地撤至沈阳，集中待命。我们来到沈阳以后，住的问题顺利解决了，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宫其光先生介绍，我们住进民富街的一幢两层楼房。宫其光是沈阳人，曾任第五战区参谋，我在为徐州突围做采访时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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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随即在中央社沈阳分社展开，职务是采访组组长，领导四五个年轻记者采访新闻。其中有齐振一、陈嘉骥、李宗熙、吴铎，编辑组长是林家琦。他们刚从大学毕业，工作能力强，精力充沛，都是“单身贵族”。我自己也不过32岁。沈阳分社社长律鸿起夫妇是我认识的人之中人缘最好的，律夫人陈荣礼抗战时在重庆，曾在蒋夫人宋美龄主持的妇联会工作，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对社里同仁照顾备至。他们最先被派来沈阳筹组分社，正值政府积极遣送日本侨民返国，日侨将家用物品在街头廉价出售。律太太没有放过机会，选购了数十床鸭绒被，分送给后来者，给有眷属的送两床，给单身的送一床。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无疑是最实惠的礼物，更难得她有这番心思。单身的年轻人都成了她家经常的食客，经她介绍，林家琦、万存仁等都娶了东北姑娘。（撤到台湾以后，我们先后都离开了中央社。律鸿起到陈纳德飞虎队工作。沈阳分社这一批旧人还经常聚会，直到律太太陈荣礼患了忧郁症，跳楼自杀为止，留下独子律锦江。）我们在沈阳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十分愉快。工作方面，有律社长夫妇的领导和照顾，全社同仁融洽相处，有如亲密的大家庭。我们的好朋友易国瑞罗协邦夫妇，丁志伦携子女，刘德成、刘政因两家及孔祥集等，都由四川来到沈阳。易国瑞任东北空军副司令，刘政因是中东铁路的董事长，刘德成、丁志伦都在铁路局工作，彼此经常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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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抗战初期在朱由村当面答应父亲，我学成后一定照顾弟弟们。去世多年的父亲虽然不能亲眼看到，但我尽力而为，逐步实现了这一诺言。第一位由哈尔滨来投奔我的，是二弟复钧，十年别离，道不尽家中变故和苦楚，姊弟痛哭失声，久久不能自己。接着来的是四弟复善，十五六岁，剃俄式光头，清瘦，我马上为他办理入读中学的手续。二弟妹赵培懿把大儿子俊杰留在哈尔滨，让外婆照顾，带着一岁多的女儿秀梅，由三弟复合陪同，绕道来到沈阳。她的母亲是俄国人，在生活习惯上和我很合得来。她年轻，能干又勤快，分担了不少家务，博比也有了秀梅这个小玩伴。二弟复钧经易国瑞介绍，进空军汽车修护厂工作。三弟复合在物调会找到差使。最后逃离哈尔滨的，是大弟复成夫妇，带着四个儿子，最大的习真七八岁，最小的习宏才几个月，尚在襁褓中。一家子混在难民群中，冒着重重危险，在饥寒交迫中，徒步跋涉一个月。复成弟想事周到，怕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形同乞丐的家人带来，有伤姐夫的面子，也怕吓着多年未见面的姐姐，到达沈阳后，他把家人留在车站，自己先来我家。我见到日夜思念的亲弟弟，来不及多说什么，雇了马车直奔车站，把寒风中缩坐一堆、不断颤抖的侄儿们和弟妹接回家中。在家的桂籍已烧好数锅热水，第一件事是要孩子及大人把长满虱子的脏破衣裤脱下，堆在院子里烧掉；第二件事是轮流洗澡、剃头发，换上临时找出来的衣裤。这时习宏患了严重的肺炎，时发高烧，呼吸困难，幸好沈阳已有盘尼西林上市出售，挽救了这小生命。我买来两匹白蓝色棉布，由培懿和复成太太连夜为孩子们缝好内外衣裤。把饭厅的餐桌和椅子搬到客厅，里边搭好床铺，给复成一家六口住。复钧一家三口和我们分住楼上的房间，楼下书房由复合、复善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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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桂籍的表弟曲占魁（二姨母的儿子），在沈阳医学院就读，也要求住在我家，便加上一张床。桂籍开玩笑地说：“我每次进门，看见的面孔全是张家的，还以为走错了门，到你们张府来了。”说来也是，不算我在内，孙家住着十一个张家的人。就这样，除了住在山东朱由村老家的五弟复本和我继母没有到沈阳来，张家人差不多齐了。大家在沈阳暂时安定下来，三个弟弟都找到了工作，四弟和侄儿们都进了学校读书。兵荒马乱之际，一家人能团聚，有了工作，实在不容易，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我对父亲的诺言，终于一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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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凑巧，我原在徐州前线认识的覃异之旅长，调升为第52军军长，派驻沈阳，见到我们家人口众多，便主动每月送来一大袋军粮，使我们减轻了负担。一年后的1948年，桂籍当选为立法委员，我们迁居南京，还和他见过面。他提出把他在南京的一幢楼房借给我们住，我们此时已有住所，遂婉拒了他的好意。后来听说，他太太难产去世，他再娶了一位学音乐的女孩，这位新娘在延安受过训，是受派遣的。1949年，覃异之没有随军到台湾，留在大陆，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五十余年前，他送的象牙图章，我一直用到现在。此章是专用来在台银取款、存款的。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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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韩松林抗战时在成都，听从我的建议投考了军校，已毕业，现随部队经过沈阳，要到四平街参战，经桂籍向有关军方说项，把他留在沈阳，保住了性命。另一位好友，才智过人的常荫集，也在沈阳。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他是最早被派来接收和修复东北电力的，未能顺利展开工作，却被困在沈阳，郁郁不得志，加上家庭纠纷，更使他愁眉深锁。这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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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我和好友协邦都怀孕了，两人常在黄昏时分，携手去逛沈阳最热闹的马路——春熙街，在地摊上选购价廉物美的纪念品。那里不乏珍稀古画，可惜当时对中国画一无所知，错失机会。倒是桂籍从地摊买回一幅日本名画家所作的《双猴摘桃图》，正好我家宇同和宇昭都属猴，这幅画很受家人喜爱。后来黄君璧老师见过，也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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