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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三 辗转于哈尔滨、沈阳、长春、南京、上海、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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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于1947年（民国36年）初秋八月，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那时我们在沈阳已生活和工作了一年多，一切上了轨道，只好又一次向中央通讯社南京总社请求，调往长春分社工作，获准后，才安心离开沈阳，随桂籍去履新职。沈阳的家留给弟弟们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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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不同于中国其他都市，被当时的新闻界看成“远东一块最神秘的地方”。它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了实现复辟美梦，在日本军阀的引诱和旧臣的怂恿下，在长春做了13年“皇帝”，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为止，下场十分凄惨。在长春的傀儡生涯，是溥仪个人生命史上的大悲剧，是世界政治史上一段颇富戏剧性的闹剧，长春市市容和东北其他城市相比，较为整洁美观，街道宽阔平坦，楼宇新颖壮丽。建筑在小岗坡上的“皇宫”，红色宫墙和黄色琉璃瓦保有东方风格，气魄雄伟。桂籍到任前，长春市数度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又被国军夺回。前任市长赵君迈和后任市长尚传道均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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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到任时，长春外围仍在林彪大军重重包围中，铁路及公路交通中断，军粮、军饷都靠空中补给。桂籍时年36岁，市民多以“青年市长”称之，他干劲十足，为完成使命不惜生命。由于林彪大军的长期围堵，长春市内的粮食、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而严冬如期降临，大雪纷飞，气温迅速下降到零度以下。这时桂籍多了一项要务：每日征召数百名市民，天亮前清扫马路等要道和机场跑道上的积雪，以便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的军机，准时、安全地运送补给，给守卫长春的孙立人和杜聿明的部队。在飞雪漫天的深夜，桂籍由警察局长乐干（到台后任台湾警务处长）陪同巡视，慰问守军和值班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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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燃料供应中断多时，库存告罄，只好停止发电。停电前，桂籍通知工务局将所属的数十辆电车停在车库。不料桂籍所倚重的工务局长、同学兼好友孙宏济是潜伏的地下共产党员，他提早停电，故意把电车如棋子般停在市区要道，阻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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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市府分配的宿舍里，那是一幢大楼，原为“伪满”某大臣的居所，每日需烧四吨煤取暖。桂籍认为太浪费，坚持迁出，另觅住所。迁居后房舍较前小很多，但仍要烧一吨煤，才够供应暖气管、水管及卫生设备。我们为了减少市府开销，节省能源，停用锅炉，全家住在一间大房中，其他房间全都关闭。改用一个煤炭炉取暖，家人穿厚衣，披毛毡。能与长春市民共甘苦，也觉得心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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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战乱的影响，中央通讯社长春分社的规模尽量缩减，除社长刘竹舟以外，只有二三人协助采访和发稿。我在分社没有固定职位，经常是上午到社转一转就回家。每周倒有两个下午，到天主教教会外国修女处学习英语会话，这是桂籍代为安排的。后来，我才了解到桂籍的用心，想让我和教会建立联系，如果长春发生战事，他无法照顾我们，怀孕数月的我，将带着博比，躲到教堂修女处。回想当年在冰天雪地中，无电、缺粮、缺水、孤单奋斗的种种往事，余悸犹存。更难忘好友协邦雪中送炭，她利用军机送粮饷到长春的机会，托人带来御寒衣帽、水果糖、饼干、腊肉、香肠，救济饥寒交迫的我们，其实他们在沈阳的日子也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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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桂籍的三姨母和姨丈由哈尔滨逃难到长春，在关口被拦住，不允进城，不知所措之际，抬头看到布告板上“市长孙桂籍”字样，惊喜异常，忙说市长是他们的外甥。为求证，关口负责者打电话到我家询问。我立刻打电话给桂籍，并请他派车去接。他说车是公家的，不能私用，让我雇马车去接，此时外边正下着鹅毛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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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我们在长春度过了1947年的圣诞节，迎来1948年。1月一个严寒的夜晚，我们接到好友易国瑞由沈阳打来的电话，他说，沈阳各界正在积极准备选举民意代表，桂籍既有意竞选立法委员，就要有人回到沈阳主持，否则怎么能竞选呢？他又说，军方有了新规定，以后军机不能载运妇孺眷属。他嘱咐我带博比，利用明晨最后一次机会返沈阳，并答应我带桂籍的三姨母同行。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赶到机场，登上引擎仍在转动的军机（因天寒地冻，不能熄火），军机不久即腾空而去，离开了我居住了半年的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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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沈阳后，马上着手安排为桂籍助选立法委员事宜。沈阳的形势和半年前比，没有多大改变。只是东北的冬季太长，几乎占全年时间一半以上，从11月开始下雪到次年5月冰雪才化尽。夜长昼短，下午5点天就黑了，沈阳的戒严时间也从5点开始到次晨7点。为了节约能源，街道上及家家户户灯光暗淡，入夜后全城死寂无声，车辆行人绝迹。多亏友人相助，我由军方借来一辆有戒严通行证的吉普车，桂籍好友刘德成负责策划选举事宜，刘政因每日晚饭后陪同我，到各哈尔滨籍的同乡家中拜访、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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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21日，东北区立法及监察委员选举，在沈阳如期举行，桂籍以最高票当选为哈尔滨院辖市立法委员。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桂籍3月交卸长春市长职务，5月到南京向立法院报到。桂籍带到长春市政府的专才，随后在易国瑞的协助下，也搭军机返回沈阳。桂籍特别在名单上列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叫杨庆，来自南方，无依无靠，流落在东北。长春市府主任秘书李少白是好友王玉彬的舅父，他在长春一直逗留到新市长到任后，代表桂籍办好移交手续，才最后离开炮火中的孤城。现在，事过已近半个世纪，回想当年，如果桂籍没有机会当选立法委员，而仍留在长春的话，我们的下场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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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曾有担任国大代表的机会，6月25日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前，中央通讯社总社由南京打电报来，问我是否愿意出任新闻界妇女保障名额内的国大代表。桂籍反对一家出两个民意代表，我便婉言拒绝，后来此职改由徐锺珮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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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当选立法委员后，我也返回南京中央通讯社总社工作。我们初到南京时，暂时住在桂毓和傅曾矩的家（中央医院医师宿舍）中，我在待产，桂籍则积极找寻适合我们的住所。桂毓夫妇都在中央医院任医师，桂毓在眼科，后任眼科主任，曾矩任小儿科医师。两人是齐鲁大学的同学，抗战胜利后结的婚。桂云和胡震夏（字伯威）夫妇这时也由云南返回上海，已有两子——胡千里和胡又佳，胡震夏当时在银行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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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不满一个月，我于5月25日（农历四月十七日）清晨约6时，在中央医院生下次子宇立。我每个孩子都是亲自哺乳十个月，并以奶粉补充母乳的不足。婴儿到十个月大，就可以喂麦片、稀饭、细面等容易消化的食物了。不久，我们一家四口，还有四弟复善，由桂毓家迁到在南京鼓楼区租赁的一栋中式平房，与哈尔滨工大毕业的徐培尧夫妇合住。我们两家分住左右两侧，正房两间做卧室和客厅，我们住左侧，中间堂屋做两家共用的饭厅。徐家人口少，没有子女，需要的房间不多。我们在后边多用两间小房，一给复善弟住，另一间供女佣住，厨房则在后院。我们搬迁前，选购了一些必需的简单家具，为次子买的一张精致的婴儿床，是唯一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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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一到南京就去立法院开会，我满月后也开始到中央社上班，中午回家喂奶，下午再去上班。博比已四岁，送进鼓楼幼稚园，次子在家中由女佣照顾。复善弟就读高中的手续已办妥，每天上学。经过桂籍和我的努力，总算在南京把家安顿好了，生活基本恢复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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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沈阳还在国军掌握中，东北至华北交通也畅通的时候，经我事先安排，我的三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及时离开沈阳。二弟复钧、培懿带着女儿秀梅先到北平，暂时住在我们的友人谢之熙黄静夫妇家中。最后他们决定留在北方，不到南京来投靠我们，原因是家中有老小（继母王氏及他们长子俊杰），他们离不开。三弟复合返回老家掖县朱由村探视妻女，后来到南京找我们。可惜的是，大家历尽艰危，才从沈阳来到这里，也只住了不到一年，就再次走上逃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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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中国，战事日急，共产党军队节节逼近，南京到处可见逃难人潮，火车站、机场、码头更是一片拥挤。能搭上交通工具逃到台湾的，实在少之又少。大弟复成一家六口在我的催促下，离开沈阳，先到天津，住在丁志伦的小叔刘仲和家中，再乘船到上海，搭乘京沪铁路的火车到南京。战乱中拖家拉口，费时、费力、费钱，艰辛一言难尽，完全靠毅力和决心，最后都平安抵达南京，和我们会合。我马上把他们送到我事先租定的一栋平房中。这地方离我在鼓楼的住处不远，是一个当地住民的社区，有水电供应，有小学和商店，环境幽静，玄武湖就在近旁，岸边垂柳随风飘动，景色宜人。习真兄弟们很快就到玄武湖小学上课了，习真就读三年级，习宽和习远读一年级。不久，复成弟经我们在军方的朋友介绍，到海军总部工作，每月领取配给眷属的军粮及油、盐，解决了一大家人“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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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幸运的是，当局决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自南京有计划地疏散，最先乘军舰离开南京的是海军眷属。复成太太带着四个孩子及姨老爷吴殿芳，最早到了台湾，被安排住在凤山大寮乡，以后又迁到高雄左营海军自治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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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殿芳是我父亲的姨父，姨母早逝。从前，他们夫妇在我母亲过世后，替我父亲养育才几个月大的复成弟，他们到了老年，生活由父亲负责照顾。复成弟一家离开哈尔滨到沈阳后，姨老爷也决定离开哈尔滨。他先来沈阳找我们，当时我们都已离开。他辗转找到南京，除简单的行李外，他手中拿着我高中时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刻我名字的木质图章，居然找到了我，那年他已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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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我们到南京不到十个月，全国局势大变，内战的形势逆转。1948年冬，共产党军队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军实力快速缩减。林彪所率70万大军占领东北以后，迅速转入关内，天津、北平两地同被围困，到1949年元月，整个华北变色。徐蚌会战中，国军弹尽援绝，被迫退出。四面楚歌的蒋介石“总统”于1949年1月21日发布引退文告，离开南京回到奉化溪口故里。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和中共进行和谈。全国的经济一团糟，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法》，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法定货币）三百万元，每四元折合美金一元。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限期收兑民间持有的法币及金银外币。以上海为全国金融中心，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监督执行。由于战局日渐恶化，工商界对政府前途信心动摇，各地发生抢购风潮，社会人心大受影响，整个局面不堪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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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南京更是人心惶惶。行政院迁至广州办公后，政府各机关也纷纷迁移和疏散。我们的朋友们都携家带眷逃离，到上海租界或其他地方去了。在兵荒马乱之际，谁也顾不了谁，自己能保命就好。好友罗协邦于1948年底在南京中央医院生下次子易正寰，产后第三天就躺在担架上，被送上军用飞机，到陌生的台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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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留在南京，等候立法院的安排。一直到1949年2月，才忍痛抛弃精心布置却住不到九个月的家，手牵着博比，怀抱老二，手提着盛婴儿用品的轻便行李袋，从成千上万难民的缝隙中钻过去，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车厢顶部也爬满了逃难的人，凄惨景象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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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我们倒不大像一般的逃难者，住在万航渡路一栋舒适的三层楼房中，家具、厨房用具齐备，还有两个佣人（母女），这是桂云和伯威的家。胡伯威不久前由所供职的银行调派到香港工作，他们的家就留给我们住。桂云不但和桂籍、桂毓手足情深，待我也如姊妹，她一生都这样关怀照顾我们。她的两个儿子——胡千里和胡又佳，自幼至今称呼我“亲姨”。我的三个孩子——宇同、宇立、宇昭对“姑姑糖”也一直念念不忘。我们到上海时，桂毓已申请到医学奖金，过了不久就到英国深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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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徐蚌会战之后，“总统”蒋介石就开始部署撤离大陆。政府所属五院及部会首长、工作人员、眷属，都经海、空两路到了台湾。我们一家就是乘坐立法院包机，在抵达上海三个月后，于5月中旬由上海直飞到台北的。每家限带15公斤行李。桂籍还为四弟复善、玉彬的丈夫郭棣棠和桂籍在东北时的同事李乃扬三人，申请到立法院包船的舱位，这种机会在当时实在太不容易了。此前，玉彬经易国瑞介绍，在空军服务，最先到台湾视察。初到台湾时，被日本统治了50年的台湾重归祖国不久，它长久遭受日本军阀的苛政压制、剥削，民不聊生，生活条件极差，各方面都十分落后。玉彬因此决定离台返沪。就在郭棣棠行将前往台湾之际，玉彬由台湾打来电报，说她“即返沪”，郭因此放弃了机会，二人从此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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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谁都以为到台湾是“暂避”，不久就可重返家园。当时桂籍的一些会俄语、思想左倾的朋友，也极力劝我们留下来。而就我们而论，去台湾的意愿并不太强烈，只是出于本能的惰性，一味依赖立法院，加上对地处热带的宝岛充满好奇心，我更是天真，只是向往台湾的香蕉、菠萝和海水、阳光。更有诱惑力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杜桐荪一家、易国瑞夫妇和孩子们、丁志伦、孙运璿都已到了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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