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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二 七岁的博比——母亲节大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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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博比已近5周岁，该入幼稚园了。经过口试，他考进了校址在南阳街一带的私立复兴幼稚园，这是设备、师资最好的幼稚园。博比对老师提的问题，无不对答如流，我特别记得一题，是老师要他从20倒数到1，他数得不但准，而且快。1950年7月，博比自复兴幼稚园毕业。毕业前的5月，该园举行庆祝母亲节大会，招待母亲们。由孙博比担任大会主席，发表开会词。次日新生报刊登出庆祝会的消息，特别报道了博比担任主席和他致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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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的小主席孙博比小弟弟，两手交叉胸前，以演说家的姿态，发表了长达一百字的开会词。他说：亲爱的母亲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妈妈，妈妈最辛苦，妈妈最爱我们，我们不能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我们不容易长大。我们最爱妈妈，我们长大了，要孝敬妈妈。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准备表演节目来庆祝。小朋友，让我们大家高呼，妈妈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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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和我坐在台下，看到儿子的杰出表现，心中充满了欣慰和希望。9月博比顺利进入台湾省立台北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一年级就读，取学名“宇同”代替小名“博比”，次子取名“宇立”。这两个名字是桂籍和我经过再三斟酌和商量才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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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弟复善也经桂籍协助，进入台湾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就读。桂籍也帮助不少流亡到台湾的东北籍青年，到台湾大学、师大、工专学校就读，完成学业。这些年轻人每逢年节，总不忘到家里来拜访，报告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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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弟复成于1949年年底随他服务的海军，乘军舰到了高雄，把他家人由凤山大寮乡接到高雄左营海军眷村居住，习真、习宽、习远兄弟也进了海军小学读书。复成弟一人的微薄军人收入，要负担一家七口（加上姨老爷吴殿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实在捉襟见肘。复成太太每天天不亮便起床蒸馒头，习真兄弟在上学前提着蒸好的馒头，在眷村里沿巷出售，所得之款交给母亲，再赶去学校上课，就此养成勤俭孝顺的好习惯。我每月也固定寄200元台币给他们（那时我的月薪600元）。复成弟学电机出身，在大陆时在小丰满电厂工作过，经在台湾电力公司服务的孙运璿推荐，进入台湾高雄变电所工作，入住变电所分配的宿舍。宿舍在变电所附近，是一幢日式独门独院的房子。生活大为改善，复成太太不再蒸馒头出售，改种菜和养鸡，不但为家人添菜补充营养，还经常托人带处理干净的肥鸡给在台北的我们。那时菜场很少有鸡肉出售，除了年节，大家不舍得花大钱买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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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辞去“中央通讯社”的工作以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也不习惯在家无所事事，曾去学过缝纫、做菜、做点心，但都提不起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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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三 学习国画，成黄君璧老师最早期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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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到台湾一年半以后，我才找到“正业”。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哈尔滨上小学及初中时的同学袁行廉，她的丈夫是桂籍在“立法院”的同事，叫冯正忠。冯正忠，广东人，和黄君璧是同乡，两人在南京时就有往来。袁行廉带我到温州街十八巷师大宿舍拜见黄老师，行礼如仪后，黄老师正式收我为门生。那时跟他学画的不过三四人，我是黄老师的最早期门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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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间铺着榻榻米的日式房间，就是黄老师的客厅兼书房和画室，上课时学生们围着一张书桌，看老师画画。老师教画十分认真、仔细、严格，要求我们从山水画基础画法开始，先学画树干、树根，再学画各种树的叶子，大约有四五十种。之后学画石头和山，其纹理的皴法有数十类之多。老师强调要特别注意笔法、笔力和笔趣。上课两年后，老师才开始教渲染云、雾和着色。过了十年，在黄老师的鼓励和督促下，我于1960年及1966年先后两次开个人山水画展，颇获艺坛前辈的好评。使我甚感荣幸的是，在我展出的作品上，久负盛名的书法家和画家于右任、贾景德、孔德成、莫德惠、马寿华、叶公超、刘延涛、王壮为及张群都题了诗词，使展览增加了光彩，提升了格调。黄君璧老师也在我的多幅画作上题了诗词，更欣然应允在有人重订的画作上再补题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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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画展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中山堂在当时是唯一够水准的展览场所。我展出从八分之一纸的小幅到整张宣纸或绵纸的大型山水画作80幅。展出四天，参观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全部作品订购一空，另重订作品30余幅。我每一幅画的润笔，都事先经黄老师亲自看过，作出评价才决定。处女画展有如此成绩，固然由于我十年勤奋，黄老师教导有方，而我家至亲好友杜桐荪、孙运璿、易国瑞、杨庆等，桂籍“立法院”同仁和东北同乡，以及我台银、“中央社”及国际宣传处的同事的全力协助、捧场也是重要因素。画展结束后，我听从桂籍的建议，除掉开销外，把所得的三分之一用来“谢师”，送给黄老师现金台币三万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目。老师和师母十分感激，那时他们的经济情形也不富裕，比起其他同学开画展后，送老师一具电扇、一瓶洋酒或一套西装料子，要实惠多多。黄老师和师母容羡余为了回报，送我几本《南画大成》画册和数幅大画，都是黄老师的杰作，到现在还悬挂在我家的客厅中。画展期间，台北市的日、晚报都登载有关消息，以及评论家、画家写的文章，语多赞赏和鼓励。画展结束后，我仍尽力设法，每周抽一个下午到黄老师家学画，数十年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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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中央社”的工作后，我曾在“联合国同志协会”工作过一年多，1953年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那年代，经济窘迫，环境简陋，我除了当朝九晚五、忙碌刻板的公务员，还要处理家务，管教子女，尚能与画结缘，学习数十年不断，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不容易。清楚记得，那时家中有一张放在榻榻米上的四方木桌，桌脚下垫了四块薄木片，以免压坏榻榻米。这张木桌的功用可真繁多！每日三餐，作全家人的饭桌，孩子们做功课靠它，桂籍批阅公文、写演讲稿、写信也靠它。孩子们入睡后，夜深人静时，它才是我的画桌。我的画具一向力求简单，够用就好。除了每月缴学画的学费外，没有余钱买画册作参考，也买不起较贵的笔、墨、纸和颜料。我倚仗的，无非是从小养成的独立自主的个性、战争逃难期间艰难困苦的磨炼，越是在逆境，我越是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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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1年春起，蒋介石的夫人蒋宋美龄女士向黄君璧老师学国画山水，黄老师在画坛的影响力更大。他除了在师大美术系敎书外，到他家求教的学生也大增，几十年下来，他的学生加上学生的学生，人数的总和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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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陆渡海的三位艺术家——张大千、溥心畬、黄君璧，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大家，在美术史上更是传统和创新兼擅的巨匠。黄君璧老师的画风平易，为一般人所喜爱和接受，却一点也不媚俗。他注重写生，功力扎实、敦厚，长于山泉、瀑布和云海泼墨。黄老师从来不随便批评别的画家，只欣赏别人作品的优点。他不但收藏历代名人的画作，也收藏许多现代画家的作品，他对古画真伪的鉴别能力极高，我们在“白云堂”画室上课时，他常取出收藏的作品，为我们讲解，供我们参考，使我们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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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的画室取名为“白云堂”，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取“白云思亲”之意。我曾受桂籍的好友杜桐荪之托，把他从大陆带来的一幅家传明代大家唐寅（唐伯虎）的山水画和一幅孙运璿家收藏的清代吕纪花鸟立轴画，拿去请黄老师代为鉴别，老师经仔细研究，最后肯定全是赝品，为此杜、孙两人颇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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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出乎意料，我在六百余人的参展作品中，名列第二名。黄君璧老师是第一位以电话通知我的人，他连连表示：“实在太不容易了，差一点点就可拿到第一名！”他很高兴，以我为荣。他还告诉我，第一名是苏峰男，美专艺校毕业，主修国画，现任艺专助教。颁奖仪式隆重简单，由“教育部长”主持，在省立博物馆大厅举行。现场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教育部长”罗云平先生是东北人，桂籍的旧识，见到我领奖，颇感意外，欣然将奖状、奖品递到我手中，说：“大嫂！怎么会是你呢？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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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在台湾画坛有了一些地位，历史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山纪念馆等单位举办联展或国外巡回展览，都邀我参加。这些馆出版的月刊、季刊、年刊或请柬，都按时寄给我，并推荐我加入“中国画学会”和“中国美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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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即1964年，台北省立博物馆举行“白云堂师生国画欣赏会”，展出作品140幅，并出版《白云堂师生画集》。1967年全台文化、新闻、艺术团体为庆贺黄君璧先生七十大寿及国画创作五十年，将“画坛宗师”匾额赠送给他。这块金字匾额，一直高悬在“白云堂”画室内画桌后方的墙壁上。黄君璧老师是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前驱和实践家，作为他的弟子，我们感到无比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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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老师于1971年辞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及美术系主任的职务，同时也停止了在家中教课。不过，他和老学生的联系不断。我和黄老师及师母数十年来，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常去探望他们，看老师画画，或将新作拿去请老师指教。有两次出国到欧洲及菲律宾旅游，我都邀师母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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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0年自台湾银行退休后，也是在黄老师的鼓励下，才开始在家中教授国画山水的。我还经常带领我的学生，带着她们的画作，到黄老师家，请他指正，并要求学生注意观摩他示范时挥毫的技巧和笔墨的运用。学生们都以“太老师”“太师母”称呼，黄老师和师母听了总是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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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退休后的20余年，创作力仍甚旺盛，在岛内各地和韩国、日本、新加坡、欧洲、美国各大城市举行个展并应邀讲学。黄老师生平自奉俭朴，但对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极为热心，捐款从不落人后。他生前订下计划——在他九十大寿那年，日夜赶工，画“小品”一百幅，举行义卖展，所得新台币五百万元，全数捐给中视“爱心”专户，购买救护车12辆，分赠给孤儿院及老人院。92岁时，他在香港举行国画义展，得款二百余万港币，捐给东华三院，并将半生收藏的20余幅古字画和他自己的得意之作数十幅，分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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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云堂”的弟子们，差不多每人都拥有恩师赠送的“小品”画作，件数与学画年月成比例。每年岁末，老师必定赶工画“小品”，拿来做送给弟子们压岁的红包。我将30余年来老师赠送的“红包”辑集成册（十二幅一册），分送给我的三个子女，作为传家宝。黄老师老年患有心脏病，93岁时因肺炎引发并发症，于1991年10月29日遽尔离世，门生们悲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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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做发起人，邀请“白云堂”的女画友14人，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妇女画会——拾趣画会。每月于公职及家务之余，定期举行雅集，挥毫论艺，以绘事相勉。两年后的1959年，台湾中南部发生水灾，“白云堂”师生举行了救灾画展，得款15万新台币，全数捐付救灾。九年后，“拾趣画会”于1966年首次在台北英文《中国邮报》画廊举行联合画展，参加展出的会友有：王化民、刘衡静、闵湘、李运庄、徐莹、郝冠芳、邝书民、陈晓菁、徐行之、盛元芳、袁行廉、张一冰、于滋泓、张郁廉，轰动一时。新闻界赞誉为“把艺术带进家庭，有转移社会风气之功”。再六年，诸友各献佳作数幅，于1972年精印成集，名为《拾趣画集》，请黄君璧老师写序文，以资纪念。拾趣画会成立50年来，诸友之作虽未达登峰造极之境，然亦已得点墨成趣之意，咸认为系艺林盛事。如今，黄君璧老师和容羡余师母均已弃世，会友多人已作古，存世者不及半数，都已到耄耋之年，较少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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