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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六 四十二岁如愿生下健康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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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初七），我们有了女儿“小三”，全家万分欣喜，尤其是我和桂籍，我们一直希望有个女儿，居然在我42岁如愿以偿。我们健康乖巧的女儿，取名“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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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怀孕开始，我就选择了位于仁爱路的李枝盈医师所开的私人妇产科诊所，他的妇产科医院则设于金山街的巷子里。李枝盈医师本人及其医院，以医术精良、设备齐全而饮誉全台。我怀孕期间按时到他诊所做检查，并决定在他的医院生产，由李医师亲自接生。怀孕过程一切正常，只是到怀孕后期，胎儿在腹中转动得厉害，李医师用两条卷紧的毛巾压在肚子两侧，再用布绳绑紧不使脱落，用来缩小胎儿活动的空间，但效果不大。所以李医师常开玩笑说，将来婴儿生下来，一定要打屁股。我说男孩可以打，若是女儿就不许打了。当时并没有测知胎儿性别的设备。朋友们尤其是王大嫂，常常摸着我的大肚子，经验老到地说：“又是个小子！”而我始终坚信我怀的是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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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盆的当天晚上，桂籍在哈尔滨小学时的同学孔祥集，开着吉普车来请我们到“状元楼”餐馆去，晚饭还没有吃完，我的肚子阵痛发作，赶忙回家取了早就准备妥当的用品和衣物，仍由孔兄开车把我送到李枝盈妇产医院，那是晚上8点多钟。经过李医师检查，由护士长周太太作产前准备。两个小时以后，10点多钟，我顺利生下体重约七磅的可爱女婴。坐在产房外焦急等候的桂籍和孔兄，得知后才安心地返家休息。不过，生产过程也有惊险的一刻，幸亏李医师沉着细心，很快发现婴儿的脐带紧绕着颈项，马上做出适当的处理。如处理不当，或延误时间，婴儿很可能窒息死亡。我产后住院期间，一切护理，都由护士长周太太负责。我出院以后，有一段时间周太太下班后就到我家，替我及女儿做护理工作，减去了我带婴儿往返医院的麻烦。她的先生周祖基是医生，在南部军医院工作，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周瑾，已上小学，他们祖籍福建，也是由大陆去台湾的。不久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周医师由军中退役转至红十字会医院工作，是桂籍促成的。后来周医师被派出国，到利比亚工作，由那里移民美国，听说周医师一直未能考取美国医师执照，太太外出为美国家庭任管家，生活并不如意。从此，渐渐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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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坐月子期间，除了有周太太在医药护理方面照顾我之外，家中还请了一位50来岁的客家籍“欧巴桑”，她在日据时代就专门为产妇服务，照顾产妇和婴儿的知识和经验都丰富，人又勤快，有耐性。她来前言明只做三个月，后来延长了几个月才离开。记得她给小三洗澡，是用温度适中的开水，也一定穿着衣服（和尚领的婴儿衫）慢慢放进浴盆，用左手臂托着婴儿身体，并用食指及大拇指压紧两耳，头部稍后仰，先洗脸及头发，再洗身体。有时会把婴儿穿的衣服脱下来，但仍遮盖胸前，她说不是怕婴儿冷，而是让婴儿有安全感，我认为颇有道理。我的三个孩子吃母乳，我尽量喂到十个月大。小三比她两个哥哥幸运多了，在台湾可以买到婴儿奶粉，还有美国进口的婴儿小瓶装食品。我用柔软的纱布制成尿布及其他婴儿用品。姑姑桂云特别由香港寄来全套婴儿床用品和多件漂亮的女婴衣服。小女儿在襁褓时期不缺任何东西，也没有遭受过什么苦楚，她是我们认识的宝宝中，最健康、美丽、出色的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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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七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的女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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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抵达台湾，到1956年生下女儿宇昭，七年来一直处于国难家愁中。台湾经过“二二八事件”，陈诚继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宣布戒严，社会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氛。桂籍、我和所有在台会俄语的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懂俄文。家中的俄文书籍、信件、照片等，全部藏起来或烧毁，更不敢和大陆亲友通信，以免被扣上“通敌”的大帽子，遭拘禁乃至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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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人民生活虽然艰苦，民间“过年”的气氛却特别浓郁，家家户户竭尽全力弄些钱，去购买鸡、鸭、鱼、肉及年货。大街小巷挤满拜年的人。我们家初一上午，曾有过70余人来拜年或留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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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继任后，励精图治，广集众人之智慧与力量，积极进行土地改革，厉行“三七五”减租。对台湾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影响力和贡献的，有尹仲容、李国鼎、严家淦和修复台湾电力的孙运璿等，以及从国外请回的杰出经济学家，如刘大中、蒋硕杰等。如今，致力改革和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功臣尹仲容、刘大中、蒋硕杰、严家淦等已先后去世。李国鼎和孙运璿虽在，也垂垂老矣，行动不便，他们都是台湾经济史上的典范，有他们的贡献，才有今天的繁荣和富裕，后人不可或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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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须一提的是，孙桂籍过去近30年坚守“立法委员”岗位，从开始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参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事务，为当局审查、督导和推动经济政策实施，全心全力，对台湾的经济腾飞也不无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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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仲容先生自1952年起，承担财经决策的重任，他是财经小组委员，也是“中央信托局”局长。他在局长任内，全力发掘和开放银行的功能，鼓励设立大型工业。台湾第一座玻璃厂、嘉新水泥厂和许多纺织公司，都由他创办起来，再转移给民营公司。他历任美援会、外贸协会、台湾银行的主管。那个时代台湾基本没有外汇，全靠美援，外汇交易没有固定价格，他力主汇率单一、黑市与官定利率接近。他主张经济、贸易自由化，力求进出口平衡，开放进口，取消保护政策。他坚持发行百元大钞，又保证不会刺激物价，虽曾遭各方面的反对和指责，但事后证明他的决策没有错。尹先生才华出众，有学问，有决断，有行政能力，更有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我深感幸运的是，他主持台湾银行的时候，我在台银经济研究室工作，每日选集和编辑中、英报章有关世界经济、财政、金融的资料和消息，送给他参阅。有一段时间，他除担任台银董事长职务外，还兼任外贸协会的主管。他将台银经济研究室调查和资料两科的全体工作人员，借调到外贸协会，由经研室副主任胡祥麟先生领导和主持，每日下午协助推行该会部分工作，我也成为其中一员，仍负责收集及编辑外贸、商业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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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时候，台银经研室资料科科长职位出缺，人选久久不能决定，主要原因是各方面的请托太多，经研室主任周宪文左右为难。我当时抱着“机会不可放过”的信念和勇气，毅然走进尹主委的办公室，将履历表格及工作报告呈交给他，并说明我担任资料科副科长多年，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资格接任科长一职。不数日，台银人事室正式宣布我任经济研究室资料科科长。当时台湾银行各单位好像还没有女科长，我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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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八 震惊全岛的俄船“陶普赛”号入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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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7月，台湾正处于戒严及“反共抗俄”最狂热的时期，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岛、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的事件：一艘悬挂“斧头加镰刀”红色国旗的苏联船只，不知是迷航还是投诚，竟驶进高雄港口。当局紧急征召在台会俄语的人员，赶到高雄。这队人马，以卜道明先生（他当时是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为首，并由桂籍协助，还有刘德成、孔祥集、王春敏、陈士廉、韩松林、王宇枢、王语今、刘华昌等十余位，都是从各机关临时抽调的，加上其他学者和专家，共同研究如何安顿、处理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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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苏联商船，名“陶普赛”号，船上共有41人，运载着油漆，由黑海出发，原来的目的地是上海，不知为何闯进了台湾高雄港。苏联与台湾早已“断交”，彼此已成敌对关系。为了“陶普赛”号事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台湾无条件归还该船、船员及货品。我“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据实反驳，拿出有“陶普赛”号半数以上船员20余人亲笔签名、要求台湾当局提供政治庇护的信函，并举出其他有力证据。这一事件拖延了很久。据说，这艘船后来归台湾海军，要求政治庇护的20余位船员留在台湾，由当局代为解决生活及工作问题，其余船员则遣送到香港再转返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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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放下身边所有公、私事，奉命随卜道明先生赶往高雄处理“陶普赛”号船事件那段时间，也是我家的多事之秋。最使我们焦心的，是宇同开始出现癫痫病症状，我们四处寻医问药；宇立将从幼稚园毕业，要选择小学，办理入学手续；复善弟服完兵役，需托人找工作；我初到台湾银行上班，忙于适应环境和工作。桂籍人虽在高雄，但放不下台北的家人，经常写来千叮咛万嘱咐的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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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九 桂籍赴德会及欧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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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儿宇昭转眼之间已经一岁多了，不但能在榻榻米上摇摇晃晃地走动，还牙牙学语，会叫“爸爸”“妈妈”“哥哥”，会摇头摆手，大声说“不要，不要”。就在这个时候，当局选派桂籍和朱士雄往德国慕尼黑参加一次会议，并到欧洲其他国家考察、游览。这可是极为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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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途径香港，和相别十余年的妹妹桂云一家相聚数日。桂云、伯威极热情亲切地接待到访的哥哥，坚请他睡主卧房，给他换了新皮箱，并添购了新衣物以壮行色。桂籍回程，再经过香港，桂云准备了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给宇同的是一个长方形如书本大小的收音机，他非常喜欢。还带来一大包各式各样的巧克力糖和饼干，都是在台湾难得吃到的奇货，孩子们把这包糖果称作“姑姑糖”，以后每到年节就盼望香港寄来的“姑姑糖”。那时台湾邮政不发达，对外部邮件和包裹检查特别严格，但是姑姑总想尽办法，托人如期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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