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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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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后，与维新派沾边的人命运各不相同。张骞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当老师，张元济逢凶化吉，到上海的南洋公学做译书院院长，也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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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洋公学任职，得益于李鸿章。李鸿章本就认为张元济是个人才，而变法后张又不再是政治人物，李鸿章认为更加可用，于是他向实业家盛宣怀推荐了张元济。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正急需人才，而这个工作又符合张元济以西学开启民智的想法，所以对他的吸引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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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是当时中国难得的设备精良、人才济济的高等学府。张元济到译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和老朋友严复取得联系，并出版了他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这本书直到今天，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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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书院的工作要求张元济会编书，并且和出书的人打交道，这样张元济就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只是世间很多事难以预料，张元济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和商务印书馆有那样深厚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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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刚步入20世纪，北方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岌岌可危。义和团虽然没有波及上海，但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组建自立会，意在武装起义，推翻清廷。和“戊戌变法”时一样，张元济参加了一些外围活动。自立会的正副会长分别是首位带中国幼童到美国留学的容闳和从北方到上海来避难的翻译家严复，秘书长则是湖南人唐才常。唐才常是谭嗣同的好友，谭死后，唐才常一直为起义的事情奔走。自立会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容闳提议张元济做会计事，但被张元济婉拒，他仍然不愿意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自立会存在时间不长，就因为起义消息泄露而被镇压。唐才常不幸在汉口被张之洞捕获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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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这次没有受到牵连。其时，南洋公学的负责人突然病故，总理校务的工作就暂时落到了张元济身上。一直有改革想法的张元济于是开设“特班”，并且请来蔡元培做班主任。所谓“特班”，意在培养中西合璧的人才。“特班”仅仅办了一届，日后却涌现出众多的名流，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可谓张元济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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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此前的张元济认为教育是启蒙思想的最好方式，那么后来他的想法也在一点一点地改变。1902年，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应夏瑞芳的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这让他的很多熟人颇为吃惊。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夏瑞芳、鲍咸恩等人办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的显赫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令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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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极力挽留他，但张元济态度非常坚决。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4万万人口，只有40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如此发展下去，国家要亡。张元济认识到，自打政府开展洋务以来，办企业也好，办学堂也好，因为弊端太多，最后成功的并不多，他认为也许走民间办企业的道路会有希望，于是加盟商务印书馆。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的这个决定对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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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和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在诗中写道：“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们两人相识于1899年。当时商务印书馆请人翻译了一批日文书，但是翻译质量很差，卖不出去。夏瑞芳就找到张元济，请他修改译稿，可是稿子改完了还是不能用。由这件事夏瑞芳意识到，商务印书馆得有自己的编译所才行。起初，张元济推荐了蔡元培当编译所所长，后来因为“《苏报》案”蔡元培离开上海，张元济接手了所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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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元济办过学堂，有过教学经历，所以非常清楚在教学过程中教科书的重要性。没有教材、参考书，教学是很困难的事。张元济到了商务印书馆不久，就开始筹划编写教科书。他所主持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不是最早出版的，却是当时最好的。一经面世，其他书局的儿童读本，都渐渐失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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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像今天开选题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如果被大家公认有价值，就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小问题，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该改动改动，该润色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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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张元济主持编印《最新教科书》，发行后，考虑到教师教学的方便，他又编印教学法，相当于现在的教师参考书。这是张元济的首创，受到教师们极大的欢迎。可以说，《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打开了市场。1906年清廷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102种，其中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而商务印书馆就占了5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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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编纂教科书，一向对西学抱有兴趣的张元济不忘译介西方学术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法意》及林纾等人翻译的小说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胡适后来回忆自己读商务版的《天演论》时，禁不住夸赞此书给他的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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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辞典等工具书，也显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独到眼光，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辞源》。《辞源》1908年开始编纂，用了八年时间完工，行销甚久。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英华音韵字典集成》、《华英字典》，这些是中国最早自编的外语字典。商务印书馆此时还办了好多期刊，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不夸张地说，张元济到了商务印书馆后，商务的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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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看，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的确知人善任。他把张元济从南洋公学挖到商务印书馆是花了高薪的。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月薪是100元，而夏瑞芳给张开的月薪是350元，从张元济给商务印书馆带来的效益看，这个开价完全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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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刚到上海那几年不同，1904年后，张元济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多起来。这时清政府下诏赦免“戊戌变法”中的罪人，所以张元济当年的“处分”也就拿掉了，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让他多么兴奋。他仍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事务和民众利益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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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张元济参加了保护中国铁路权的“保路运动”，赞成浙江铁路由民间集资自办，反对外国人对中国铁路权的攫取。当时浙江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在上海集会，决定自建铁路，创设浙江铁路公司，选张元济任董事会董事。因为英国方面不肯取消原来的借款协议，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张元济还作为浙路公司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谈判，和奕劻、袁世凯等人谈了一个月，可惜最后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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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国内要求效法日本进行宪政改革的呼声强烈起来。清政府算是顺应潮流，一方面派大臣们出洋考察，另一方面设立了一个新部门——学部，专司教育行政。清政府此时想起了张元济，调他回北京做学部官员。张元济在矛盾中北上做官，只可惜这一次为官历程不仅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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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后，张元济在专为学部和外务部储备人才的储才馆任职，不过做得不怎么开心。这期间为官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去国外游历的机会。1908年，他去日本考察，很是开阔了眼界。一个相邻的弹丸小国，其制度、教育水平都明显优于中国，这让张元济很有感触。当然，让他更长见识的还是1910年2月开始的环球游历。这次游历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欧美等国的初等教育和贫民教育，并考察各国的出版事业。张元济走了将近一年，英法德意美日跑了一个遍，国外的义务教育制度以及职业教育水平都给张元济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写下自己在德国的所见：“在柏林约看学堂有三十余处，实非他国所及，凡剃头、扫街、送信、卖肉之徒，均有特别补习学堂，就其所业而教之。”回国后，已经是辛亥革命前夜，他决意离开清廷回到商务印书馆，并产生了推动教育改革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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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古籍传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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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10年，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场到出版巨子的蜕变，确定了其在出版业的地位，并且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但是随着民国的到来，商务印书馆开始面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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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书出版领域，商务面临着中华书局的挑战。经过多年发展，商务在教科书方面本是一家独大，但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所编的教材显得不合时宜，而后起之秀中华书局所编教材的内容恰恰符合民国政府的需要，这对商务印书馆造成了冲击。不过好在商务的核心人物张元济、夏瑞芳、鲍咸恩等人都曾到海外考察过，能接受新事物，也能转换思想，所以在教科书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迅速转向工具书、文史哲书籍、地图、数学书籍等方面，商务的业内老大地位依然难以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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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年初，商务印书馆出了一件大事。一天傍晚时分，张元济和夏瑞芳忙完公事，从发行所下楼准备回家。张有事回到楼上，夏瑞芳便自行登车要离去，没料到一名刺客突然冲向夏瑞芳开枪，夏当即倒地，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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