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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古籍传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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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10年，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场到出版巨子的蜕变，确定了其在出版业的地位，并且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但是随着民国的到来，商务印书馆开始面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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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书出版领域，商务面临着中华书局的挑战。经过多年发展，商务在教科书方面本是一家独大，但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所编的教材显得不合时宜，而后起之秀中华书局所编教材的内容恰恰符合民国政府的需要，这对商务印书馆造成了冲击。不过好在商务的核心人物张元济、夏瑞芳、鲍咸恩等人都曾到海外考察过，能接受新事物，也能转换思想，所以在教科书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迅速转向工具书、文史哲书籍、地图、数学书籍等方面，商务的业内老大地位依然难以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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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年初，商务印书馆出了一件大事。一天傍晚时分，张元济和夏瑞芳忙完公事，从发行所下楼准备回家。张有事回到楼上，夏瑞芳便自行登车要离去，没料到一名刺客突然冲向夏瑞芳开枪，夏当即倒地，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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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的去世，对商务是个重大损失，张元济由此不得不把更多精力花在商务的管理方面。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开始系统出版善本古籍。这是商务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这意味着张元济不但重视西学的传播，也同样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当时民国新成立，政局还不大稳定的情况下，张元济着手做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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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元济收集图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1909年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图书馆建成前，张元济就通过蔡元培的介绍，收了徐友兰的熔经铸史斋藏书。虽然张藏书不为个人，但久而久之，也获得了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的美名。张元济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事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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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对古籍的珍爱还和他的欧洲之行有关。1910年，张元济来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时候，正值敦煌典籍被盗两年。他向图书馆的负责人要求查阅他们收藏的敦煌典籍。在一间密室里，他见到了流失国外的古老文献。他想仔细观看，并抄下目录，以便以后再来翻拍、影印，但是没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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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元济没能抄印敦煌典籍，但他却是第一个在海外寻访被劫典籍的中国人。寻访几近湮灭的古籍成为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寻书、藏书、编书、出书，他把这看做为这个灾难频仍的民族续命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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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熔经铸史斋五十多橱的图书入藏，涵芬楼成立。涵芬楼是张元济专为储藏古籍所建的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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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最费心费力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尤其是《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四部丛刊》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力亲为。而其中最难的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他还提倡印古书用国产纸，《四部丛刊》初编用纸分为手工连史纸和手工毛边纸两种，张元济估计上海这两种纸不够用，还几次派人到福建和江西去采购。当时手工造纸本已销路困难，如此一来获得了转机，纸价竟然上涨了。当时有人说：“《三都赋》成，洛阳纸贵；《四部丛刊》出版，闽赣纸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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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作为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编成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均远远超过《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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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然后带回上海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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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去看张元济的《四部丛刊》。这套书不但编得好，而且卖得也好，初编销售就达到一百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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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张元济的爱书藏书，是有家族渊源的。他的祖上就有藏书阁“涉园”，张元济中年以后，恢复了“涉园”。对于公家的涵芬楼和私人的涉园，张元济公私分明，分得很清楚。他在购入徐友兰的藏书时，发现其中一部《宋诗钞初集》，曾经为其先祖所收藏，上面还有他先祖的批注。作为后人，张元济当然想把这部书收回，但因为徐友兰的熔经铸史斋藏书是为商务印书馆所购，张元济便将此事放在心中，按下不表。多年以后，他偶然逛书肆的时候发现另一部同样的《宋诗钞初集》，当即买下，并向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商议将祖上所藏那本换回。这件事公开后，成为藏书界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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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搜集古书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憾事。1906年，江南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人打算出售陆氏皕宋楼藏书，这些藏书大多是极其珍贵的宋版书。宋版书流传到民国时已经非常稀少了，大约全世界流传的宋本全部加起来，包括残本，也就两千多部，而当时皕宋楼就有两百部宋本，十分珍贵。消息传出，日本人多次登门，希望收购。张元济闻讯，立刻前往，希望将这批国宝留住。当时全部资金不过40万元的商务“慨然许以八万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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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国宝还是被日本人买走了。当藏书运抵日本时，日本的汉学家喜出望外，称此为日本的一大胜利。张元济则是终身以此为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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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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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到1920年间，张元济忙于图书的出版经营和管理工作，可谓心无旁骛。然而，他所服务的图书作者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他们的思想正处于一个活跃期，商务印书馆在这个大背景下，求变还是墨守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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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让张元济陷入思考。虽然张元济不能算革命派或激进派，但也并不守旧。从他之前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就可以知道，他仍然希望通过维新的手段促进国家的发展。只是，他更倾向于以一种温和的、改良的方式推动国家进步，而不是进行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但在民国初年，这样的想法不合时宜，人们对于革命更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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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为了京馆购地、津馆营业等事情，张元济从上海来到北京。这次在京，张元济除了中途短暂回了一次上海，足足停留了两个月。他会见了诸多的新老朋友，包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沈钧儒、沈尹默、王宠惠、孙宝琦、章士钊、严复等，这其中既有新派人物，也有多位在北洋政府当过大官的守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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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张元济听取了陈独秀、胡适等人关于商务教科书改定的意见，同时表示愿意出版通俗教育类的书籍。不久后，商务就推出了《北京大学丛书》。张元济还接受沈尹默关于教科书改白话文的建议，从1919年起出版《新体国语教科书》，这是国内第一本白话文教科书。可见张元济并不属于故步自封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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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为是旧文人，张元济对古籍的兴趣从来没有减弱。他在北京和老派学者辜鸿铭还有接触，虽然知道辜是个争议性人物，但因为其学问，张元济仍然打算出版他的文集。可以说在张元济这里，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新派老派都可以接受，只要对社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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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整个中国带来极大震动。张元济在这场运动中的反应很快，他和馆内的老朋友高梦旦商量后，决定对商务印书馆的多个刊物进行改组，起用新主编。商务当时颇有名气的刊物有《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这几个杂志全部让有新潮思想的人来主持。其中《小说月报》的影响最广最大，张元济、高梦旦与郑振铎商量后，选定沈雁冰（茅盾）改组《小说月报》。茅盾日后回忆说：“后来我才知道，张菊生（张元济）和高梦旦十一月初旬到过北京，就和郑振铎他们见过面，郑要求商务出版一个文学杂志，而由他们主编（如《学艺杂志》），张、高不愿出版新杂志，但表示可以改组《小说月报》，于是郑等就转而主张先成立一个文学会，然后再办刊物。张、高回上海后即选定我改组《小说月报》。”这本杂志改版后，很受读者欢迎，销量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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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元济努力跟上形势，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个爱显露锋芒的人。1920年年初，商务印书馆就遭到孙中山的抨击。当时《孙文学说》的书稿送到商务，却遭到退稿，孙中山十分气愤，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商务不但在行业内把持垄断地位，而且所出的书籍都带有保皇党的气味，对于新思想的著作都不愿意出版。后来张元济解释说：“当时不肯承印，实因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后来，《孙文学说》及《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都由一家新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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