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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身走从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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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举足轻重，但不能否认，他也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出版机构，为王云五带来了崇高的声望，也积累了可观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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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宣布要抗战到底。王云五以无党派社会贤达的身份第一次和国民政府首脑见面，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渐渐淡出出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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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真正从商务印书馆全身而退是1946年。从1921年他进入商务印馆算起，足足25年，这其中有7年时间做编译所所长，18年时间当总经理。在这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王云五多次挽狂澜于既倒，于商务印书馆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商务印书馆或许早已经面目全非。尽管在政治观点上，王云五是蒋介石坚定的支持者，但是他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的功绩，是无法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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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王云五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虽然他是无党派，但实际比国民党还国民党，是蒋介石的拥趸，所以很受蒋介石器重。抗战中，商务印书馆遭遇困顿的时候，蒋介石特意派王世杰、陈布雷到商务印书馆慰问，准备为商务印书馆提供300万元额度的贷款，王云五因为文化机构不方便接受政治势力的帮助，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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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坚决站在国民党一方，说“参政员出席与否，除病假事假外，不应有其他理由，更不应提出条件”，并在会议期间联合56名代表，提出临时动议建议案，提请大会对中共参政员未能出席本届大会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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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的一系列积极态度，蒋介石看在眼里，当然很高兴。随后，王担任了国民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委员，他的政治地位显然提高了。1943年11月，既非国民党员，也没担任国民政府职务的王云五，却以国民政府官员身份出访了英国。所以，他虽还没有入阁，却以实际行动入阁了，正式加入政府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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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的这些做法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完全是另一种感觉，王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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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参政会决定组织一个五人的延安视察团，王云五名列其中。此时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共产党的势力明显增强。心机颇深的王云五决定以身体不适的理由推掉这次视察。他认为共产党善于造势，万一自己被当成统战对象会极不合适，同时因为商务印书馆的老员工里，有很多人都是延安的重要官员，见面交谈也多有尴尬，于是，他决定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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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这个决定，表明他将全部的希望放在了国民党身上，也为他的政治生涯加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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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是回到上海继续主持商务印书馆，还是留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王云五心中已经想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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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元济催促他回沪工作的时候，一向尊重张元济的王云五此次并没有听从，在他看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馆厂，经过长期的沦陷，其人事与工作均与战前迥不相同，如从事整顿则断非短时期所能收效，且非以全副精神亲自留沪监督进行不为功”，相比政治上的得势，王云五如何选择已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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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抗战胜利八个月后，王云五终于回到上海，不过他不是回商务印书馆工作，而是来递交辞呈的。长时间不回，商务印书馆早已料到他要辞职，所以很快就批准了。王云五转身便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同时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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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王云五已经58岁。他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标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第二年，他又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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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参加“行宪国大”，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币制改制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执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金圆券大幅贬值，成为历史上最不值钱的纸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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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却是这一改革的始作俑者，故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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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财政部长到辞职，不过半年时间，可谓春风得意地来，狼狈不堪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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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云五从政时位居国民政府高官要职，且一贯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积极反共，加之他设计的金融改革方案又闹得天怒人怨，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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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王云五继续南迁，到了香港。这时，蒋介石不断带信让他去台湾，1949年4月，王云五飞赴台湾，面见蒋介石，他表达了继续做出版社的意愿，蒋同意，并且拨款15万元新台币，作为新出版社华国出版社的开办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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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王云五任社长，另聘了几个人做助理。这个出版社尽管是民营的，但因为有蒋介石的拨款，因此必然在出书方针上坚持反共立场，这一点王云五本人也不讳言。王云五的多种译著由该社出版，大多是一些适应冷战需要的宣传性读物，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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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在香港期间，除了做出版社，还领头成立了“自由人”组织和《自由人》杂志，这些“自由人”均为反共人士，本想在王云五领导下大干一场，不成想他却走了。王云五于1951年1月离开香港，去往台湾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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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到了台湾，香港的事王云五也管着。1952年3月15日，在台“自由人”举行全体会议，由王云五主持，将《自由人》刊物的立论态度定为：“除积极地主张民主自由，消极地反共抗俄外，并须维护现行宪法倡导议会政治”，“凡外界对台湾有恶意攻击影响国本时，应予驳斥”，并增加刊物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以增加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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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自由人》又捅了娄子，其所刊载的文章论及扬子公司在上海时期的贪污案，批评了孔祥熙。国民党当局大为光火，决定直接干涉。在当局的威逼下，王云五写信给《自由人》刊物在港负责人左舜生，通知停刊决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对国民党的专制行为颇为反感，明确表示反对停刊。从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是，不再受王云五、阮毅成等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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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刊物坚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在台“自由人”内部也发生分化，雷震等人抨击专制统治，与台湾当局关系紧张；亲台湾当局者仍保持相互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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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王云五先后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达到人生的权力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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