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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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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云烟遮挡了许多精彩的片段。今天说起陆费逵，人们大多已不了解。其实，在民国时候的文化界，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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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并不姓陆，而是复姓陆费，名逵。据他自己说，祖上姓费，明朝的时候从山东迁居浙江桐乡，过继给舅家陆姓为嗣，后来费家没有子嗣，便复姓陆费。这个特别的姓氏在百家姓里都查不到。只是陆费逵出生于陕西，他一生也没有去过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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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有一位先祖叫陆费墀，是清乾隆年间的翰林院编修、《四库全书》总校官，可谓编辑大家。陆费逵对这位先祖从事的工作非常向往，这成为他日后投身出版事业的一个动因。不过与祖先不同的是，陆费逵终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后来形容自己“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他的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女，思想颇为开明，不但教授他四书五经，还鼓励他接触新学。所幸陆费逵的自学能力超强，这种能力让他一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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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因为父亲入了江西南昌幕府，陆费逵全家移居南昌。“戊戌变法”失败后，虽然他只有十二三岁，却明白了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崛起，用坚船利炮击溃中国，与其教育水平、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所以他对西学更为感兴趣，不但阅读梁启超的《时务报》，还自学地理、数学、日文。1903年，他随日文老师吕星如去武汉，临行前母亲对他说：“蓬矢四方，男儿之志，身体名誉，幸自保持。”母亲心怀四海的胸襟让陆费逵一生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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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汉没多久，陆费逵就琢磨着创业了，以十几岁的年纪开始创业，足见其胆量非常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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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买书困难——一方是经济困难，一方是购书不易——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1904年，18岁的陆费逵与几个同学集资1500元，在武昌横街租了间房子，开办了一家名为“新学界”的书店，陆费逵任经理，没想到这也由此成为他后来一生事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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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交通、经济在当时的中国都排在前列，所以学术思潮上也更开放。“新学界”书店卖的书就有《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在这样的环境下，陆费逵于1905年加入刘静庵的反清组织日知会也就不奇怪了。没过多久，陆费逵辞去书店经理的职务，到汉口担任《楚报》主笔，短短几个月间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清政府腐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查封《楚报》，他也被通缉。陆费逵后来对子女说，得知清廷要抓他，他鞋都来不及换，穿双拖鞋就登上了去往上海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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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世界自然更大。能干的陆费逵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06年，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工作，正式踏入出版圈。文明书局是上海一家影响较大的民营出版机构，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文明书局一年多时间里，陆费逵担任多项职务，经常出席书业公会，结识了许多出版界著名人士。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和商务印书馆的结缘让他的命运出现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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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常参加书业公会，商务印书馆的国文部部长高梦旦看中了这个小伙子，他对陆费逵的才能大加赞赏。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经营书业离不开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往往是懂印刷的不懂发行，懂发行的不懂编辑，会编辑的对另两个环节一知半解，所以能够通晓三个环节的人才极少。高梦旦认为陆费逵是一个书业通才，在他的力荐下，商务印书馆重金聘请了陆费逵。半年后陆费逵便升为商务的出版部长、交通部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关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师范讲义社主任。一人身兼数职，可见商务对他的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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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梦旦对这个年轻后生可谓喜爱有加，他甚至将自己知书达理的侄女嫁给陆费逵。据说他结婚时并没有宴请宾朋，而是非常低调，第二天照常上班。大家都觉得他个性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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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业务，教科书和教育界紧密相连，陆费逵又兼任《教育杂志》主编，所以他对教育界非常关注，也借此认识了很多业内名人。陆费逵十分精明，他在向业界推广商务印书馆的课本、参考书的时候，还在杂志中夹带读者调查表，学校填写之后，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年的杂志。而这些反馈回来的调查表，让他更准确地掌握了教育界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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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帝国大厦已经摇摇欲坠。陆费逵清楚地看到了国家大势，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彼时，有人向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提出修改教科书，以应对新局面，而张元济在这个重要关头认为革命未必成功，所以教科书暂时不急着改。张元济的态度让胸怀抱负的陆费逵决意自立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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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认为，一旦革命成功，教科书上还写着过去封建皇帝那一套，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他拉上商务的戴克敦、文明书局的陈寅以及他三弟陆费叔辰等人，一起暗地里编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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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前夕，新教科书编写完毕，陆费逵不顾商务印书馆月薪400元的挽留，毅然辞职，以2.5万元的资金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新书局和中华民国同日诞生，起名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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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的发展完全验证了陆费逵的眼光和判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规定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早有准备的陆费逵此时拿出合乎共和体制的“中华教科书”，立即成为人们的追捧对象。当时供应的春季开学用书十数册，“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开办第一年，营业额达到二十多万元，他们买了六台印刷机，开了自己的印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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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13年完全出齐的中华教科书，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迅速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中华书局由此一举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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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虽然立即改弦更张，出版新教科书，怎奈已经落后于中华书局，在此役中几乎是完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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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离开商务自创书局的做法被业界议论纷纷，尤其是为商务印书馆的人所诟病。高梦旦被说成“赔了侄女又折兵”，所受压力很大。最后还是宽厚大度的张元济出来说话，才平息了议论，张说，“梦翁失算，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必多行责怪”。换个角度看，陆费逵的出走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之前的出版界是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而中华书局的出现，让商务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这对于行业来讲是有利的，只有竞争才能让行业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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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发展规律看，商务印书馆出现竞争对手是必然，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出版社是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机构，在当时，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出版业又怎么可能就商务一家唱独角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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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7日，陆费逵创办《中华教育界》杂志，有点和商务的《教育杂志》一比高下的意思。当然，由此他与教育界的来往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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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这样，改革清代教育，制定符合民国需要的新教育制度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蔡元培留学欧洲多年，对国内教育情况不够了解，便到上海和朋友蒋维乔、陆费逵等人商量。极有主见的陆费逵建议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发普通学校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被蔡元培采纳。这时距春季开学时间已经很短，各省都等着教育部出方案，所以蔡元培就委托蒋维乔、陆费逵两人拟定暂行办法。两人起草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由教育部向全国颁发。这也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教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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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一号教育文件”中，陆费逵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其中就有缩短学生在校年限的主张。按照清朝的学制规定，学生的在校时间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七岁上学，得二十七八岁才能毕业。陆费逵认为课业繁重、时间太长，提出学制以15至16年为宜。此外，废止奖励出身的规定也是极大的突破。清末科举虽然废除了，但学校毕业生仍然授予科举头衔，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校是变相实行科举。所以废除奖励出身，就让科举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陆费逵这些富有见地的看法显露出他极富前瞻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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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民六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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