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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强调内容也强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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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书局积极地投入这场新文化浪潮中。陆费逵请来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加盟，加强了中华书局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编辑力量。李达、张闻天、田汉和舒新城都是会员。在他们影响下，中华书局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中外政治、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所译，译名为《原富》；后世通用的“国富论”一名，即中华书局出版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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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品牌好、平台大，吸纳了当时一大批优秀人才，如梁启超、沈雁冰、马君武、李达、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田汉、钱歌川、徐志摩、陈伯吹等。中华书局对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出版，以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最为著名。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抗战前夕，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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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作为教育家的陆费逵也显露出独到的思想性。他在自己的刊物《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提出两大主张。一个是建议采用注音或以罗马字母拼音，但前提是必须统一语音；另一个是减少汉字的笔画，进行简化。也就是说，他那么早就提出了中国的方块字有的笔画太多，不便于书写，应当简化。他的这两个颇为超前的提议日后都得到实现，可见其不凡的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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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一直乐意出版一些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也体现出他的教育家本色以及强烈的文化责任感。要知道，解放以前，我国出版物的发行量除了教科书能印几十万册外，其他一般书刊，能超出万册的很少，有的一次只印一两千册；而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由于读者面狭窄，甚至只能印几百册。这么少的发行量，书局摆明是要亏钱的，可是有些著作又确实包含丰富的思想性，不出版着实可惜。在这种情况下，陆费逵便采取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办法，也就是用发行教科书的盈利来弥补学术著作印刷的亏损。因此，当时的中华书局对于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依据。有些高端的学术著作，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也都定得比较高，让作者包销书籍或者赞助出版费用的事情绝无仅有，至于出卖书号更是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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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不仅对书刊内容有极高的要求，而且在书刊形式上也精益求精，十分讲求印刷技术和印制质量。陆费逵说：“印刷为文明之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所以在硬件设备上，陆费逵一向舍得投入。中华书局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凭借一流的印刷设备，其印制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质量堪称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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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厂建设这件事上，足可看出陆费逵的非凡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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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4年，他就着手在上海静安寺路购买建厂基地，两年后厂房建成，1924年又扩建。到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陆费逵看出了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为了减少损失，避免印刷厂和图书馆遭到日军破坏，他极有远见地在香港购地建厂。这个决定保证了中华书局在炮火纷飞的乱世中依然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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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印刷业务后来节节攀升，营业额一度占到中华书局总营业额的四成以上，十分可观。除了硬件的因素，中华书局印刷业务的发展还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后面几年，西方列强没时间顾及中国，所以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在卷烟行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实力强大，这个公司除了印制广告，还印各种宣传片送给客户，比如月份牌和附在每个香烟盒里的香烟牌子等，这些都由中华来印刷。此外，中华书局承印大量的辅币券和法币。这项业务后来转移到香港厂，从1936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6年，中华书局光承印钞券的营业额就达到2800多万元，约占中华书局总营业额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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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的印刷设备、好的机遇还不够，还要配备好的印刷人才。中华书局印刷所所长王瑾士，原是文明书局的石印机徒工。文明书局归并了中华书局后，王被逐步提拔至所长兼香港分厂监督。陆费逵没看错人，王瑾士在提高印刷所的技术、改进设备、争取外版业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中华书局印刷所因人才众多、设备精良被认为“执东亚之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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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还有一位知名雕刻师叫赵俊，也是学徒出身，后来升任课长。陆费逵对他赏识有加。1935年赵结婚的时候，经济还比较困难，陆费逵给他400元礼金，这个数目比赵一个月的工资都多。后来抗战爆发，雕刻课迁到香港。印制币券有一个重要工种是雕刻凹版。这个工作很累人，雕刻者整天伏案工作不说，还容易患肺病，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出于对下属的爱惜，陆费逵让王瑾士经过多方打探后，租到九龙郊外沙田风景优美的一处别墅作为雕刻课的工作、生活场所。老板体恤下情，赵俊等人非常感动。抗战胜利后，赵俊任港厂第一厂厂长时，每年都到陆费逵的墓地去祭扫、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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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才倍加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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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军对中国的入侵，作为文化界人士的陆费逵自然要对时局作出表态。1932年冬天，他计划出版一个半月刊，让书局里的年轻人周宪文主编。陆费逵建议半月刊的名字叫“中国与中国人”，意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人应当有国家的概念，二是人人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道理看似浅显，却显出陆费逵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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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文觉得“中国与中国人”作为一个刊物的名字有些奇怪，于是改称《新中华》。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出版过一个杂志《大中华》，由梁启超主持。《新中华》有点承继衣钵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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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华》创刊号上，陆费逵发表了《备战》一文，作为发刊词。文章论述了备战的必要性，提出“一致对外”、“长期抵抗”、“将整个的财力、人才准备作战”。对于军事、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陆费逵都有自己的想法，他的一些有预见性的观点深为书局的同人所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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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除了日本，没去过其他国家；也不大阅读英文书报，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他说，“个人非有学问、有修养，不能成事。社会非有教育、有风纪，不能有为”。他认为一个人的创造性和远见卓识，需要靠广博的知识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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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出色的创造能力、预见能力，以及平易近人、宽厚仁爱的性格，使陆费逵为书局众位同人所拥戴，也延揽了众多的人才。前面提到的周宪文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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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周宪文打算离开中华书局去从政，担任日本留学生监督，陆费逵就这个事情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希望他能够留下。见他去意已决，便不再勉强，只是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共事，不过你还年轻，对世途的艰难险恶还不甚了解，出去历练历练也好。如果失败了，不妨再回来，中华书局随时都欢迎。”老板宽阔的胸襟让周宪文无比感动，虽然后来周宪文认识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而转到暨南大学教书，并没有重回中华书局，但几十年后，他对陆费逵仍然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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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位人才是黎锦晖。1920年年初，教育部规定全国初级小学国文改为语体文，“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也就是说要让孩子们通过拼音认字。陆费逵反应极快，为了和商务印书馆竞争，他在教育部公布这个消息前，就跑到北京拜访黎锦熙——黎锦晖的大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黎锦熙致力于改革语言文字，创造新教育和新文化，是一个风云人物。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曾经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当过毛泽东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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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黎锦晖正帮着大哥修订教科书，书名还没起，陆费逵仔细一看觉得不错，就带回上海准备印制，定名为新教材教科书《国语课本》。但这时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如何给黎锦晖署名。当时的黎锦晖在长沙得罪了官绅，又在北京招惹了学究，要是在课本上印黎锦晖的真名，怕是要招来麻烦，影响书的销路。陆费逵很认真地写信征询黎锦晖的意见，经过商量，最后印的是黎均全，均全是黎锦晖的字。出版之后，中华书局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到位，所以课本获得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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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稿酬的时候，黎锦晖表示由书局定，自己绝不计较。陆费逵看这个年轻人这么重事业，轻名利，而且课本编得又好，便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到上海来工作。于是，黎锦晖开始了他六年的中华书局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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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到中华书局后，任国语部部长。他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在白话课本、儿童文学丛书、儿童定期刊物的编行方面，在大规模暑期讲习班、新的小学教学法、学校使用拼音字、扩大课外文娱活动等实验方面，黎锦晖都作出了尝试。他还出任书局国语专科学校（简称“语专”）的校长，主编《小朋友》周刊，反响很大。喜欢创新的黎锦晖正是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开始在儿童音乐和歌舞方面下工夫，最终成为中国儿童歌舞音乐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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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华书局发生工潮，黎锦晖在此时提出辞职。陆费逵对这位高产的编辑颇为不舍，更担心这个人才被商务印书馆挖走，就改聘黎为局外编辑。后来黎锦晖组建中华歌舞专门学校，逐步脱离了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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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所主持的“语专”是陆费逵推行国语运动的试验场。“语专”的设立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特别是暑期讲习班，请来著名的学者讲课，全国各地的小学校长和国语教员甚至海外侨胞都积极报名上课，学员经常达到上千人。“语专”的教员经常被请到全国各地去讲学，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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