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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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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下半年，《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申报》驻京特派员——这在今天看来，就是北京记者站记者——撰写“北京特别通信”，自此，邵飘萍开始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把笔锋瞄准了段祺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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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新闻采访能力用“出类拔萃”形容并不夸张，即使如今最出色的记者也未必能做到他那样从上层到下层“一网打尽”的采访方式。单说经常能采访政府高层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可邵飘萍就能做到。1917年3月，在对德国宣战的问题上，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发生第一次“府院之争”，黎段相持不下，段祺瑞不辞而别出走天津。黎元洪根本指挥不动以皖系军阀为班底的政府部门，只好要冯国璋把段祺瑞请回来。3月7日晚段祺瑞到京，邵飘萍一听到消息立马赶到车站，但是晚了一步，这个时候一般记者恐怕也就算了，可是邵飘萍却不罢休，立即换车直奔段祺瑞府邸。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请门卫禀报，说有要事相告。没想到段祺瑞心情大好，同意接见。邵和段一直聊到凌晨三时，不仅把“府院之争”的来龙去脉了解得一清二楚，还得知了段祺瑞一系列人事任命的消息，例如即将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出了段府，《申报》是赶不上了，邵飘萍把稿子发给了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新闻第二天一见报，就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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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第二次“府院之争”又来了，还是为参战的事情。这回黎元洪更绝，直接把段祺瑞的总理职务给免了，老办法，段祺瑞又去了天津。这期间，黎元洪请来了张勋，本想让张勋进京保他总统职位，没想到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丑剧，遭到革命党人的讨伐。最终以闹剧收场，段祺瑞又回到北京，北京政府终于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不过这项决定暂时还要保密，政府各机关打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对于参战还是中立这样的大事，邵飘萍保持着高度的新闻敏感性，他又一次坐上汽车，直奔国务院找段祺瑞。到了门口，递上名片说要面见段祺瑞，麻烦通报一声。卫士长摇头，来者又不是政府官员，凭什么通报啊？人家不答理邵飘萍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当卫士长看见邵飘萍掏出500块钱，还是抵挡不住诱惑。邵飘萍说，总理见不见我没关系，就麻烦你去禀报一声。这点钱你拿去喝茶。要是总理见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再给你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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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还记得这个不久前采访他的年轻记者，这次又见了他。在邵飘萍作出“三天之内绝不在北京城走漏半点风声”的承诺后，段祺瑞明确告诉邵飘萍，政府决定参战，并且先期会派法国的15万名华工协助“协约国”修筑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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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出了总理府，立即去电报局，把消息发到上海《申报》，《申报》特意印了“号外”叫卖。由于当时上海到北京的交通很不方便，报纸走的是水路，用轮船运，到北京行程四天。这样“号外”到北京的时候，完全符合“三天之内绝不在北京城走漏半点风声”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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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出色的采访能力让业界刮目相看，“名记者”的名声就是这个时候获得的。从外表看，邵飘萍中等个子，皮肤白皙，举止温文尔雅，做事周到有礼，是个典型的江南才子。在文弱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对新闻事业执著追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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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乱频仍，政局不稳，加上列强各国对中国觊觎，所以局势极其复杂。要说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政治新闻、战事新闻肯定是最重要的，而邵飘萍有着出色的新闻敏感性，能够迅速判断出事件的价值，捕捉新闻事实，利用写作技巧，把握写作角度，为读者奉献出精彩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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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者，光能采访写作还不行，还得有和人打交道的本事。邵飘萍是个交际高手，上到总统、总理，下到普通劳苦大众，邵飘萍都和他们交朋友。他出手大方，经常请政府的高官要员吃饭，通过喝酒吃饭，在轻松的状态下就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新闻线索。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张季鸾曾经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自官僚渐识飘萍，遂亦渐重视报纸，飘萍声誉，以是日隆。”张季鸾前一段话感慨邵飘萍采访技巧高超，后一段话则评价了邵飘萍采访能力所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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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消息，这段时间邵飘萍还写了大量通讯，而且他写通讯有个特点，就是追踪报道，对事件步步追问，层层剥茧，既写事实，又有评论，而且设置悬念。从写作手法看，估计邵飘萍是受了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影响，内容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很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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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报纸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邵飘萍的通讯要是汇编成册，就是一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而且他写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情绪饱满，论点明确，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旧时的新闻和现在的新闻有所不同，现在讲求客观性，那时的确更注重写作者的观点——有观点的文章才能鼓动人，才能被认可。所以他的通讯大多一气呵成，宛如东流之水，气势磅礴，一泻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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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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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所处的年代，中国新闻业极不发达。一方面，民众对新闻有需求，因为军阀混战、政权林立，老百姓自然想了解更多的消息；另一方面，外国的报业、通讯社占据了中国市场，而国内的报纸迫于政府压力，好多东西不敢登，所以造成新闻机构稚嫩而没有生气的特点。当然经济困难也是造成各家报馆委曲求全的原因之一。经营一家报馆不容易，各报馆都指着政府的津贴过日子，否则就要倒闭，这种情况下，也不敢在报纸上随便说话。在这种背景下，邵飘萍于1916年7月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既采写新闻，也翻译外电。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称，邵飘萍的编译社是中国人最早自办的通讯社。虽然邵飘萍的编译社办得相当好，但紧接着问题又来了，编译社虽然能写出译出不少报道，但没有稿件落地的报纸，都是卖给其他报馆，邵飘萍觉得有些遗憾。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前门三眼井创办了《京报》，开始了独立办报时代。报纸创刊当天，邵飘萍手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挂在编辑部办公室，表明了自己的办报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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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时的《京报》是对开四版一大张，第一版和第四版为整版广告，第二版和第三版是报纸主要版面。《京报》关注时事动态，在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方面都相当出色，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报道中都形成了影响力，而且在副刊建设、广告经营方面都有很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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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在的眼光看，《京报》和今日中国各大中城市的都市报很相似。言论、新闻、副刊、广告全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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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非常重视言论。当时许多报馆因为思想上有顾虑，怕惹事，所以不敢写言论，终日刊登一些风花雪月、歌舞升平的内容，而邵飘萍认为，“报纸精神的表现，全寄之于评论，故评论的好坏，和报纸销路的多寡，其关系甚为密切”。正因如此，邵飘萍写的评论爱憎分明，言辞犀利，这成为《京报》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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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中还不乏对普通百姓生活疾苦的反映。作为一张早期都市报，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当时穷人大多是文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邵飘萍还能刊发社会新闻，报道民间疾苦，殊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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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邵飘萍有现代新闻理念和民主意识，但是平心而论，社会新闻在当时《京报》所占有的版面毕竟有限，除了评论和新闻，《京报》还得把副刊办好，迎合当时有钱人和有闲人的阅读心态。邵飘萍为吸引读者，办了多种副刊，如《新闻周刊》、《海外新声》、《戏剧周刊》、《经济新刊》、《图画周刊》等，这其中最出名的要数《京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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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著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和他所供职的《晨报》发生矛盾，愤然辞职。邵飘萍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登门拜访，顺利把孙伏园招致麾下。孙伏园是副刊能人，手里有一支出色的作者队伍，他到了《京报》后，《京报副刊》大为改观，鲁迅、周作人、高一涵等人纷纷给《京报副刊》供稿，内容涉及文学、经济、历史、哲学、文艺等各个方面。单单鲁迅一个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为《京报副刊》写了37篇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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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邵飘萍是浙江同乡，原先合作倒也愉快，不过到了1925年4月《京报》的《莽原》周刊问世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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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原》创刊前，邵飘萍未经鲁迅同意就在《京报》上刊登了鲁迅先生主撰的《莽原》周刊即将面世的广告。当时鲁迅手里稿子还没多少，邵飘萍的这个做法等于将了他的军，让他非常恼火，可是既然已经广而告之，鲁迅也只能抓紧写稿组稿，最终顺利出版。应该说，邵飘萍的做法有不妥之处，但是也推动了《莽原》的早日出版。《莽原》是文艺副刊，大家很熟悉的《论“费尔泼赖”应该缓刑》就是在这个副刊上刊登的，深受年轻学子的喜爱，可惜《莽原》于1925年11月停刊，共办了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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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发生了北京女师大风波。风波之后，鲁迅、许寿裳等人在《京报》上刊文《对于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宣言一发表就遭到攻击，鲁迅被认为是风波的幕后指使者。很快，鲁迅听说女师大学运的反对者去找了邵飘萍，邵考虑到校方处境，表示持中立态度。这件事再一次让鲁迅大不高兴，他认为邵飘萍这样的态度说是中立，最后弄不好就去帮学运反对者一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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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都是以笔为枪之人，但是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不足为奇。在那个年代，两位个性鲜明的人有些隔阂，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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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邵飘萍办副刊的方针是“多种副刊轮流发行，周而复始，既不患单调，又不致凌乱，于学艺之专研，报章之体例均为有益”。应该说，《京报》对于中国后来报纸的副刊建设是起到重要示范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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