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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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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凡是综合类高校，几乎都有新闻学专业，追根溯源，最早在国内高校创办新闻教育团体的正是邵飘萍和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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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创办《京报》同时，邵飘萍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与新闻教育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当时的北大学生罗章龙向留美归国的徐宝璜和经常向学生组稿的邵飘萍提议，中国只有新闻业而无新闻教育，应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邵飘萍非常支持，致信校长蔡元培，建议北大设立新闻学科。蔡元培很快给予回应，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旋即于1918年10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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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徐宝璜是理论派，邵飘萍则是不折不扣的实践派。当然，他的实践经验中也有理论提升。在研究会，邵飘萍是个“全能讲师”，采访学——新闻采访的技巧、编辑学——报纸出版的程序，甚至新闻伦理学——记者应有的品格和素养都在他的授课范围内。课外，邵飘萍还给学生们布置作业，通过作业，让学生们更深刻地了解如何做一个记者，如何以记者的笔干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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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期学生中，有罗章龙，后来创办了《工人周刊》；有高君宇，后来参与编辑过中共机关报《向导》；还有陈公博、谭平山等，都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这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从湖南刚刚来到北京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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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回忆他在北大的经历时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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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初次知道“邵飘萍”这个名字也正是由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18年的毛泽东初到北京，本是准备和同学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最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留下来研究中国国情，经恩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的帮助，他认识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并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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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图书馆来来往往的学者、大家在和这个一口湖南话的年轻人擦肩而过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人日后会成为中国的领袖，所以对这个年轻人的轻视也在可以理解的范畴。而邵飘萍于诸多名人之中，能给予毛泽东关照，对于年轻的毛泽东自是一种印象深刻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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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之于毛泽东的教导，对毛后来出色的新闻素养和写作水平都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写出颇具气势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想来与邵飘萍的早年授课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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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之余，毛泽东还时常去邵飘萍的住处拜访，邵的夫人汤修慧后来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为邵师娘”。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祝文秀也曾回忆说：“飘萍每日工作非常忙碌，经常有人来看他，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毛主席还是个青年学生，飘萍亲切地称他为‘小毛’。我在羊皮市住家时，毛主席来过好几次。来的时间总是在午饭以后，飘萍在午睡，他就在客厅间等候，一个人坐着，不大说话……当我去接电话或打电话碰见他时，他总是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我鞠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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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困难时候受到的点滴帮助都能汇成一条幸福的河流，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对邵飘萍一直心存感念的原因。1949年4月，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毛泽东就亲自批准邵飘萍为烈士；解放后，毛泽东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还说，邵飘萍是他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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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后，风云激荡，陈独秀、李大钊等著名人物为大家所熟知，其实，邵飘萍和他们一样，也对革命青年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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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期间大力强调新闻学与新闻实践的关系及新闻学对新闻事业的促进作用。1923年，随着邵飘萍对新闻学研究的深入，他写成了《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第二年6月，又写成《新闻学总论》，论述了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简要介绍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史。这两本书凝聚了邵飘萍对新闻的感悟和心血，在著作中，邵飘萍对记者的品行、选择新闻的标准、新闻法的制定等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比如新闻法方面，他认为，无论中外，历来的新闻法规都是压迫法，即通过规定什么内容是不能报道的来压制言论，是政府钳制言论的利器。所以他主张新闻界通过斗争，“达到法律相当自由之目的”，并使“最后的胜利归于新闻界”，“最后的胜利归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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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大致看看邵飘萍对于新闻法应包括的内容是怎样构想的：“（一）关于因新闻纸上记载评论所发生之案件，只适用新闻纸法；（二）创办新闻机关，只需呈报备案，无待于批准，且不纳保证金；（三）对于新闻记者不得有体刑，惟记者之个人行为不在此限；（四）不得没收新闻机关之财产；（五）罚金不得过二百元；（六）停止发行不得过一星期；（七）严禁揭发个人隐私（如有携嫌诬陷之实据，以个人行为论）；（八）对于记者之传唤须用法律上严格之手续，不得非法逮捕及羁押；（九）非曾要求更正而不更正者，不得告诉新闻纸之责任，因更正而即消灭；（十）对于被雇之记者，与以生活之切实的保障”。由这十条可见，虽然邵飘萍关于新闻法的设想集中于一些细节问题，对法律的一般性原则有所忽略，但毕竟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已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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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邵飘萍是打算出版一套“新闻丛书”的，除了上述两本，后续的还包括编辑、广告、发行方面的论著，可惜最终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客观地说，邵飘萍的两本著作在新闻学研究领域，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并没有创立自己的体系，但他的贡献在于，对于当时的新闻理论进行了及时传播，对封建旧文化起到了挑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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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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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批复浙江省金华市委的报告中，承认了邵飘萍的党籍，入党时间为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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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关于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是有争论的。的确，邵飘萍从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我们来看看他于1926年4月22日发表于《京报》的《飘萍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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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动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之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予再有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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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发表这篇启事后两天即被诱捕，4月26日遭枪杀，这启事是他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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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启事中声称自己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成为后来研究者认为他是无党派人士的一个证据，就连毛泽东也认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这份启事是否是邵飘萍的真实表达确实存在疑问。当时的邵飘萍处境堪忧，已经在六国饭店避难，奉系军阀正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在抓他，如果邵飘萍在启事中说自己是共产党，岂不是有勇无谋过于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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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对于马列主义的关注是从他避走日本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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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并不多。在各种“主义”百家争鸣的时期，很多“主义”都宛如流星划过天空。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陆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得以传播。而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将帝俄时期“缔结之一切国际公约，即于1918年1月末以后概行作废”的消息在《申报》上发表，国人为之振奋。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又特意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凡是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与中国、日本及协约国所定的密约，一律取消；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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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是第一个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作为长期被欺侮、被凌辱的国家的人民，突然间获得平等和尊重，心里的好感是油然而生的。邵飘萍就是如此。获知这一善意的宣言时，邵飘萍正在日本避难。他为苏俄友好真诚的态度所感动，对指导十月革命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和李大钊一样中国最早最出色的马列主义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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