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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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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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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日寇步步紧逼的几年。《大公报》不得不一再向西部撤退，先后办了汉口版和重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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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偏居重庆的《大公报》迎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殊荣。这是张季鸾生命走向枯竭时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奖状中这样写道：“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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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说明，《大公报》不但充实言论，同样重视新闻。在抗战的前线，《大公报》的记者是最为活跃的一群，萧乾、徐盈、彭子冈等人在抗战报道中脱颖而出。以张季鸾所写社论为代表的《大公报》言论则以简明、理性的风格见长，不用典故，也不用生僻艰涩的文字，而是以娓娓道来的理性打动人心，这体现了张季鸾自然的文风。同时，字里行间所表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是一直不变的，尽管张季鸾是蒋介石的座上宾，但是独立精神是他自始至终所坚持的，所幸国民政府也并没有给报馆太大的压力，《大公报》得以安然渡过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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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季鸾明确提出一个真正的职业报人要“公”、“诚”、“忠”、“勇”。“公”，即没有私心，做新闻写评论出于公心；“诚”，即对国家和民族怀抱高度的责任感；“忠”，即忠于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勇”，即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勇敢而不退缩。这几点其实已经明确表达了张季鸾的办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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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以文人形象立世，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尊重。去世后，不仅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人对他评价甚高，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称他“报界宗师”。老搭档胡政之这样谈他的为人：“他的道德文章、处世技术，一切都在我以上……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采访所得，常可达到问题之症结。尤其生活兴趣极为广泛，无论任何场合，皆能参加深入，然而中有所主，却又绝不轻于动摇。生活看起来似乎很随便，而实际负责认真，绝没有文人一般毛病……季鸾先生眼中无恶人。他同谁都好，他同谁都谈得来，而且一谈就谈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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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自由洒脱的张季鸾生前虽然写下无数评论，却并没有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他认为报纸的文章，大多是针对当时的局势，生命力很短，不值得留给后人看。所以对于自己写的言论，写过则丢，并不当回事，尤其反对集为“文存”。即便如此，他对时事的感怀，对国运的担忧却早已从那些文字中流淌出来。历史渐行渐远，但即使今天，说起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报人，那个身着布衣长衫、羸弱瘦削的背影一定会浮现在人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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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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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六章 胡政之：报界全才风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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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1889—1949），名霖，四川成都人。民国时期最为知名的新闻界人士，巴黎和会进行现场采访的中国记者第一人，后与吴鼎昌、张季鸾共办新记《大公报》，任职总经理，主导了《大会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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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48年4月，肝病严重的胡政之离开香港，返回上海治病。临行前，香港《大公报》年仅24岁的编辑、后来以金庸之名享誉海内外的查良镛问他：“胡先生，你就会回来么？”胡政之淡淡一笑说：“就会回来。”这笑容是胡政之留给金庸的最后印象，一年后，这位曾经叱咤中国新闻界三十余年的报人在上海溘然长逝，他想要回到香港的愿望终未实现。但是，在风雨飘摇之时，他在香港创办港版《大公报》的决定，日后却被证明是英明之举，当大陆的《大公报》纷纷谢幕的时候，正是香港《大公报》延续了这张百年老报的清幽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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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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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公报》的初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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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闻史上，胡政之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名字。在《大公报》三巨头中，办报时间最长的就是胡政之，他和张季鸾一起，以文人办报、独立办报的思想影响了这份报纸的走向，使《大公报》成为民国时中国最具号召力的报纸。张季鸾是一个写作的好手，而要说又能写又能做报业经营的，当属全才胡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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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胡政之出生于四川成都。年少时，因为父亲胡登崧在安徽做官，胡政之随父来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就读于安庆高等学堂。安庆位于长江之滨，各种先进的思潮在这里汇聚，少年胡政之爱读《天演论》和桐城派的文章，在这里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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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在任上病逝，胡政之回到老家成都。当时有为之士多选择东渡日本留学，胡政之也希望能到日本读书，但此时因为丧父，家境清寒。贤惠明理的嫂子变卖了自己的一副金镯子，资助胡政之留学。从1906年到1911年的六年里，胡政之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主攻法律和外语，后来胡政之通晓日、英、法等多门语言。留学期间，胡政之认识了同在东京留学的吴鼎昌，后来又结识了张季鸾。所以，日后三位留日学生能够共同主办《大公报》，可以说早年的留日经历已经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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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正值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国内局势动荡不已。因为在日本学的是法律，胡政之本想以所学报国，于是和几个朋友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只是时局艰难，哪里有什么法治环境可言，事务所开不多久只能关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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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胡政之进了章太炎在上海办的《大共和日报》当日文翻译，兼着写点评论。早期胡政之从事法律工作的梦想一直很执著，在为报社工作的同时，还担任着江苏一家法院的刑庭庭长，后来章太炎慧眼识珠，聘请他做《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他才辞去庭长职务。《大共和日报》是胡政之新闻工作的开端，应该说胡政之新闻事业的起点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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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荡，人也颠沛。胡政之在总编辑的任上没多久，就举家迁往北京，一边做大学法律教师，一边做《大共和日报》的驻京特派记者。1915年3月，他从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日本和北洋政府谈判的情况，连续报道了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内幕以及英法德美等国对此事的看法，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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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时众多的报纸一样，《大共和日报》办了没几年就停刊了。胡政之继续又在法律的道路上跋涉，前往吉林当了法律推事。不过，虽说因为时局的缘故，胡政之在法学领域的才能没有来得及发挥，但是起码在这个领域的工作让他认识了一位重要人物——时任吉林巡按使、相当于今天吉林省长的王揖唐。作为北洋政府的重要一员，王揖唐颇受段祺瑞的赏识，后来王调回北京，胡政之也随之来到北京。通过王揖唐，胡又结识了当时北洋政府的红人徐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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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正是1916年，因为满清政府垮台，身为满族人的《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心灰意冷，无意办报，于是作为早期出资人之一的王郅隆接手了《大公报》。王郅隆正为这张报纸由谁来接着办下去发愁，恰在此时，和他关系密切的徐树铮向他推荐了年纪轻轻就当过报馆总编辑的胡政之。胡政之接受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的职务，来到天津，开始了自己与《大公报》的第一次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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