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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年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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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能够长期受人关注，与报馆有一批出色的编辑记者是分不开的。胡政之在知人善任方面很有一套。后来很多新闻界名流徐铸成、范长江、萧乾等都得益于胡政之的一手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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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只有20岁的徐铸成一边在北师大读大学，一边在国闻通讯社当抄写员，算是勤工俭学。他发现经常抄写发往各地的新闻很多是政府公报，没什么新闻价值。初生牛犊不怕虎，徐铸成拿起笔给胡政之写了封信，建议国闻社适应变化，及时改变新闻采访的重点，凭借北京市文化古城的优势，关注各种文化活动。胡政之看了信，觉得这个年轻后生说得很有道理，立刻接见了他，并建议他到报馆兼职做工作，旋即吩咐属下给徐铸成印了“《大公报》记者”的名片，让徐第二天就到河北定县平教会去采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活动。徐铸成赶到定县，晏阳初正好去了美国募捐筹款，于是晏阳初的助手带着徐铸成进行了参观走访，经过三天的采访，徐铸成了解了他们的办学思想，写出了《定县平教会参观记》一文，寄给《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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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对徐铸成的采访能力和文笔大加赞赏，立即将稿件在《大公报》上刊登，并亲自配发社论，希望知识分子不但要关注城市的教育，也要关注农村教育。随后，胡政之聘徐铸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徐铸成的新闻生涯从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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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徐铸成的一次临危受命更加深了胡政之对他的信任。当时徐正在太原采访，一天忽然接到胡政之的电报：“有事望速回平。”原来，当时的北平国闻社主任曹谷冰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胡政之到北平亲自主持工作。见面后，他对徐说自己在天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北平国闻社的事务就交给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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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1岁的徐铸成来说，这个重任确实有点让人发懵。第二天他到国闻社一看，办公室空空如也，几个编辑记者都没来，只有3个抄写员在等稿子。这时恰逢胡政之打来电话。电话中徐说自己资历浅，希望胡能另外请一个人来代管北平国闻社的事务。胡政之很坚决地问他能否暂时挑起这担子，得到肯定答复后，又让徐招几个练习生，并把原先几个编辑记者给开了。徐铸成代理主任一个多月，直到曹谷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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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后，胡政之认为徐铸成敢于担当，更加赏识并重用他。即使后来徐铸成有做得不周全的地方，胡政之也巧妙处理，既解决了问题，也给徐留了面子，双方都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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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铸成从北京调天津当普通编辑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曾多次将采访的新闻发给报馆的同时，也给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主持的《京报》发电报，从而赚点外快。但是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样干了两个月后，消息灵通的胡政之知道了，他把徐铸成叫去作了个别谈话：“听说你夫人快要分娩了，家中开支要增加了。我已关照会计科，从本月起，你的薪水改为100元。”胡政之给足了徐铸成面子，徐也是聪明人，挣外快的活儿赶紧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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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理，胡政之对于员工的生活非常关心，员工平时遇到生活困难，可以借钱，只要情况属实，胡政之都尽量帮忙。徐铸成回老家江苏结婚的时候，因为手头拮据，曾写信向胡政之告急，胡政之立即汇去100元。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款子，他只在信末加了一句：“盼兄以后多体物力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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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铸成后来一路被提拔，一直做到桂林版总编辑，还前往上海复刊《大公报》沪版。尽管其间两人也有一些矛盾，比如桂馆关闭后，徐铸成等同人来到重庆，但没有受到重用，虽让他主持《大公晚报》的笔政，其实很多事也做不了主。这让徐铸成多有怨言，后来徐铸成转投《文汇报》，原因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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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徐铸成在后来的回忆中也不否认：“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悠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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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胡政之花工夫栽培的年轻人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范长江和萧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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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范长江到北京大学读书，刚到北京的时候，生活相当困难，他便给北平的《晨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写一些通讯稿。本也就为谋个生计，却没料到遇见了伯乐胡政之。胡觉得范长江文章写得不错，于是安排人联系范，聘他为《大公报》通讯员，每月津贴15元，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只为《大公报》写稿，不能为其他报社写稿。《大公报》如此大方，自然让当时穷困潦倒的范长江喜出望外，立即答应胡政之，并且为《大公报》努力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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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范长江一直没有见过胡政之，直到1935年。当时范长江萌生了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应该说范长江的新闻敏感很强，他知道当时的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日军入侵中国，一是以西北为根据地的中共政权。这两个问题都是读者希望了解的，如果西北之行能够成功，将有可能了解大量中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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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计划，他首先联系过《世界日报》的成舍我，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又投书《大公报》阐述计划。范长江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能弄到《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进入红军，他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就得以解决了。旅行记者行动自由，文责自负，而《大公报》只需支付稿费，不用承担工资、差旅费这些。范长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面见了胡政之，没想到胡政之对他的采访计划非常欣赏，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并为他写了好多介绍信，以备沿途遇到困难时使用。对于范长江“旅行记者”的身份，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范长江后来说：“《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有了《大公报》的正式名义，又经常在报上发表我署名的通讯，还有《大公报》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依靠，虽然我的经济情况那时还很困难，常常捉襟见肘，但我活动的局面已开始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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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为期十个月的著名的旅行考察。此时红军还在长征路上，范长江预测，一旦抗日战争展开，大后方一定在西北、西南等较为偏僻的地带，所以对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察很有必要。他走了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五个省区，采写了大量报道，报道中既有好多风土人情、民族关系的内容，也有不少关于红军的内容。这些报道在《大公报》连载后，范长江名声大振。1936年8月，《大公报》根据胡政之的指示，将范长江的旅游通讯结集出版，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面向全国发行。这本书当时再版九次，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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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完成这次历史性的采访后，已经获得了《大公报》正式的记者身份。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胡政之和张季鸾让范长江利用之前积累的关系，去西安做采访。这时范长江已成了名记者，而且报社还为他解决差旅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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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到达西安后，于1937年2月4日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非常热情，约他进一步详谈。次日，两人作了深入交谈，范长江趁热打铁，提出到延安采访。周恩来爽快答应并为他作了安排。范长江在延安一口气采访了包括毛泽东、林彪在内的十多人。2月14日，范长江回到上海大公报馆。他直接见了胡政之，向他作了此次采访的汇报，之后立即在胡的办公室开始写作。范写一段，胡审一段，当晚10点，稿子写完，胡政之略作思索，用了一个中性的标题《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并立即派人送上海新闻检查所审稿，没想到稿子没被通过。胡政之对文章略作修改，决定冒险“抗检”，并嘱咐天津《大公报》同时刊发。次日，《大公报》上海版、天津版同时发文，引起强烈反响。蒋介石看了文章后，甚为恼火，把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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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政之的安排下，1937年7月初，《大公报》出版部再次将范长江写的通讯汇编成册，取名《塞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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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范长江的两次采访，决定了他后来的新闻道路。说他生命里的“关键先生”是胡政之并不为过，没有《大公报》、没有胡政之，也许世人难识范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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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后来回忆胡政之时说：“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差旅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做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上述这些事实，使我非常相信《大公报》是有‘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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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范长江的文字里，也可以体会他对胡政之的感念。而胡政之在范长江成长道路上所独有的远见卓识，确非一般人所有，正因为他既拥有记者的新闻敏感，又拥有经营者的精于计算，才能看到范长江所作所为的价值，才知道如何将报纸的生命力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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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同时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他的人生经历中，最精彩的片段应该是“二战”期间在英国做战地记者，而这也是胡政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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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萧乾就在沈从文编辑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文章，渐渐有了一些名气。有一天，胡政之通过沈从文、杨振声二人约了萧乾见面，希望他能帮着编辑《大公报》的副刊“小公园”。作为年轻人，萧乾当然希望能到报社外跑动跑动，当当记者写点稿件。他就问胡政之，能不能在编“小公园”的同时，让他出去做些采访。没想到胡政之非常干脆地答应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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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见面，萧乾对胡政之的印象是“个子矮胖，方脸上闪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和善之外，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表现在听人说话时注意力十分集中，而回答时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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