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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五章 天津：我的青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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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住了三年多，我家搬到了天津。在这里，我生活了18年——受到了当时所能受到的学校教育，人也长大了，并且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我们的世界是俄国式的，在天津则是西方式的（主要是英美式的），因此英语成了我最擅长的、最便于表达的语言。我念书的学校里没有中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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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不同于哈尔滨，后者是随中东铁路的建设而兴旺起来的新城市，而前者则是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城市。到了近代，天津又成了大小列强像一群恶狼似的一口一口分食中国的最鲜明范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舰队的大炮轰平了防卫海岸的大沽口炮台，打开了从海上直通首都北京的捷径。从此，天津被分割成许多由外国人管理和警卫的“租界”——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甚至还有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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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城里的一条主干道经过三个不同的租界，分别取了三个不同的路名，在法租界的一段叫“大法国路”；在英租界的一段以英女王命名，叫“维多利亚道”；在德租界的一段以德国皇帝命名，叫“威廉街”。在其他各国的租界里，日租界有“旭街”，俄租界有以沙皇尼古拉二世命名的“尼古拉路”，意租界有以意大利国王命名的“伊曼纽尔路”。(1)还有不少街道以外国侵华战争将领或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官的名字命名，如英国的西摩尔海军上将、埃尔金伯爵，法国的格罗男爵(2)等等。这些路名无时无刻不在对中国进行羞辱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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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60年代，还曾一度有过美租界，但很快美国就放弃了。这件事常被美国人引用来证明它对中国没有实行殖民主义。对此，中国的第一任共和国总统孙中山早已提出过质问。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把它这个租界归还给中国而是给了英国？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没有它自己的租界，为什么美国在天津不但有一艘海军战舰，还有步兵第15团（代号为“能干”，英文为“Can Do”）长期驻扎？20世纪初叶在这个团服役的军官中有一些后来成为有名的将领，如：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马歇尔（五星上将、“二战”中任美国参谋总长，战后先后任美国总统驻华特使及国务卿）、史迪威（“二战”中任中缅印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发生矛盾，被美国政府调回，改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十军军长）以及李奇微(3)和迪恩这两位“冷战”（其实是在朝鲜的“热战”）中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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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当其他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时，为什么美国只是坚持“利益均沾”，要求中国按照“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使它享受到同样的特权？答案是：在19世纪的远东地区，在军事上和商业上，美国不是英国的对手，也不是俄国在军事上的对手。它坚持在这些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利益均沾”，等于是爬在后者的背上，分享其侵略成果。美国这种做法，作家拉铁摩尔俏皮地称之为“还有我呢……”式的帝国主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得同其他列强同样强大了——或者比它们更强大了，它才走上领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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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我家搬到天津时，有三处租界已经没有了。俄租界是十月革命后新的苏维埃政府交还给中国的；德租界和奥匈租界是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后取消的。但另外五个外国租界依然神气十足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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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初住在意租界的“利玛窦路”（俗称“营盘小马路”，后改名为“光明道”）。利玛窦（1552—1610）是意大利人，明朝末年在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领袖。后来我们搬到了前德租界的“威廉街”附近。这条路在德租界取消后没有改用一个中国名字而是改名为“威尔逊街”，表面上似乎是尊崇那位宣布“民族自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实际上是使人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战胜国中的“老大”地位。但同时也会使人想起这位总统同意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这个古老的省份曾是孔子的故乡）的权利不是交还给中国而是转给日本，从而引起中国人民的失望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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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在英租界的“巴克斯道”(4)住了下来。我们家离开英租界工部局所在的“戈登堂”不远。这是一座仿哥特式建筑，有塔楼，是为吹捧英国军官戈登而命名的。戈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参与焚掠北京圆明园，后来又帮助清王朝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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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津居住和生活从1920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这一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它起初包围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最后把敌对国家在租界的权益和财产全部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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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租界这个“密闭器”中看起来一切安静得近乎麻木状态，但那些年里四周的环境不论远近都十分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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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20年代初期军阀混战；1925—1927年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军事大革命；1927年的反革命逆流导致国共十年内战和1934—1935年红军长征这一历史的里程碑。其间，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促使中国抗日运动的兴起，发展成1937年开始的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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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世界，1929年，随着一直景气的美国股市的垮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开始了。有好几年，几乎只有苏联的工业明显增长。欧洲的反动势力促使法西斯主义兴起。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力求摧毁共和国政权。在西班牙，欧洲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力量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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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代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记忆犹新，但我这一代人现尚健在的已经不是很多了，所以我在上面把一些主要事件综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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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里，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些事件的意蕴，并同我已有的传统影响相结合，确定了我成长和生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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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22岁的时候，我不是从天津走出中国，而是走出了中国国内那个外国人的“密闭器”，进入中国的内心，进入中国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一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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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来回叙在当时那个半殖民地的天津，我受教育和成长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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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五岁时开始接受用英语进行的学校教育，最初是在法租界内的“圣母得胜堂”（现名“望海楼天主堂”），实际上只是上幼稚园，因为那里的小学不收男生——也许认为女修道院里出现大一些的男孩子不大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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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们面向十字架，齐声高呼三次：“圣约瑟为我们祈祷！”谁要是调皮捣蛋，那些古板的修女们就会用她们手指上的金属“图章戒指”敲打他（她）的脑袋。虽然教学用的是英语，我们表现好而获得的金边微型奖状上却是用法文写的“Billet d’Honneur”（“荣誉证书”(5)）。为了法国的光荣，我们全校学生曾在1921年（或1922）集体到法租界的公园里去参加一个特殊的仪式。正在天津访问的、留着白色小胡子的霞飞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总司令），在这里为若安达克铜像揭幕，这位法国女英雄手持出鞘的宝剑，是胜利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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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稚园里，我第一次感到宗教上的反犹主义的气息。一个希腊籍的小同学对我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被犹太人钉在那里的。他说这话并无对我的明显恶意。我碰到有疑惑时总是去问父亲，父亲对我解释道：“这样的事情是罗马统治者干的，不是犹太人民。耶稣是犹太人，耶和华，他被处死是因为对罗马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发出挑战。十字架上所刻的四个字母 INRI是拉丁词缩写，意思是‘拿撒勒的耶稣(6)——犹太人之王’，这种嘲讽的话不可能是犹太人刻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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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上说，犹太传教士怂恿罗马人这样做。有可能。绝大多数高级传教士，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都是在外国的或本国的领主面前俯首帖耳的。这是我们家不信宗教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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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参加犹太教徒集会，在“赎罪日”（犹太历7月10日）不禁食，不遵循犹太人的食规，不在“逾越节”按规定食谱进食。我到13岁时也未举行一种称为“bar mitzvah”的男性犹太教徒成年仪式（在仪式上诵读希伯来文《圣经》，表示从此担负起成年人的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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