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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九章 战地记者（三）：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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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战时国民党统治区域中既是一个士气高昂的城市，又是一个令人消沉的地方。说它士气高昂，是因为在日军持续狂轰滥炸、入侵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广州人民临危不惧。说它令人消沉，是因为政府高官尽管口头上高谈坚决抗日，但事实是他们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日军一登陆，向广州挺进，那些达官贵人们便弃城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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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6月至10月，我在广州待了五个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日军狂轰滥炸，民间抗日组织风起云涌，最后是大撤退和这个城市的陷落。日军登陆后，中国军队曾经进行了短暂的抵抗，我在前线采访，了解到迅速瓦解的军事方面的若干原因。我离开这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农村待了一些时候，看到日军势力向农村扩展以及村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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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仲夏时分抵达这座名城的。当时，它是中国最后一个尚未被日本占领的大的海港城市。自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它多次面临外国的侵略和威胁，都勇敢地进行了抵抗。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两次革命的摇篮。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中国的君主王朝；另一次是1924—1927年的革命，把中国从外国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到东南亚和美洲谋生的华侨，大部分来自这个华南重镇附近，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故乡和整个中国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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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广州，那里的人民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比北方的同胞矮小瘦弱一些，但是精力充沛，闪动着乌黑的眼睛，说话很快，声音很大。这样说话在别的地方可能被认为是情绪激动，而在这里则是平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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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广州，爱国情绪非常高涨。日本飞机天天进行轰炸，还通过广播电台和散发传单进行煽动，说什么“你们的政府为什么不派飞机来保卫你们”，但是广州游行示威的群众却要求中国政府不要派飞机来，留下那些飞机保卫大武汉。由此可见广州人民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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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来到广州以前的几个星期，日本人把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当作他们轰炸机飞行员新手的练兵场，因此他们要轰炸的目标常常没有炸中，无辜平民却被炸死不少。在我抵达广州的第二天，有两千具平民的尸体躺在广州的河边。日军每次出动的飞机并不是很多，但是它们不断地轮番进行轰炸。6月6日，又有一千五百多人死于非命，这些男女老少被日机炸得血肉横飞，成为难以辨认的一堆堆骨肉。有些受伤的人被压在水泥板下，哭泣呻吟着。断壁残垣上的水管子还在淌着水，如同死伤的人的血管还在流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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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夜晚，日机连续来骚扰，虽然投掷的炸弹并不多，但却不停地在人们的头顶盘旋，发出撕裂神经的呼啸声，使人不能安睡。沙面岛上英法租界的周围有一条小河，岸边聚集了许多饥寒交迫的群众，日夜守候在那里，桥上荷枪实弹的租界警卫不让他们进去。日本对广州的空袭，显然是想用这种恐怖手段摧毁广州人民的意志，其残酷的程度只有希特勒对西班牙共和国的空袭可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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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城市没有屈服。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消防队和童子军面对轰炸毫无惧色，不屈不挠地工作着。必要的服务工作没有中断。报纸照常出版。男女老少纷纷在户外聚会，为抗日捐款，女同胞往往把家里的珠宝首饰捐献出来。广州人喜欢的茶楼早晚仍然坐得满满的。由于香港供应商不肯冒着风险供应新片子，影剧院不得不继续放映着美国的一些老片子。6月6日，住在伦敦的陈依范（他是孙中山时代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来广州举办反法西斯画展，参观的人很多，广州市长也参加了。画展所在大楼门前当天还有许多人在空袭中被炸死。这种气氛预示着以后几个月广州的群众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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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武汉等地一样，我在广州很快找到了一批同我意气相投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救亡日报》的年轻员工中，有担任主编的夏衍和尚忠义（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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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是评论家、剧作家、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者，尚忠义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当时不过三十来岁，在报社却已称“老大哥”了。还有一批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年轻木刻家、招贴画家和漫画家，他们充满战斗力的作品经常出现在街头和各种会场。苗毅范（译音）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生，身材修长，大约二十岁，他准备到遭受日本入侵威胁的沿海一带去一趟。我请他回来后给合众社写一篇稿子。然而，他永远完不成这个任务了，因为那里霍乱猖獗，他染病而死（多年以后，我写了一本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其中谈到了这位热情爱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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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日本对广州的空袭暂时平息了下来。国内外的注意力转向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上。为了阻止日军从徐州西进，蒋介石于6月10日炸开了河南省境内的黄河堤坝。洪水的泛滥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脚步，转而南下长江流域，陆海空三军并举，并且使用毒气展开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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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多处战场上，有一些部队打得很顽强，但是腐化的将领们总是使他们灰心丧气。当日军进攻长江上的马当要塞时，司令官正在城里宴饮作乐。由于群龙无首，这个江防要塞在一天之内就陷落了。日本军舰轻易地通过了这一宣称“不可逾越”的防线。其实，这条防线不仅防务部署得很差，而且其工事构筑也很差，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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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周内，敌人的进攻缓慢了下来。这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国民党正规军进行了比较强烈的抵抗；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和新四军（在长江下游一带）在敌后展开了风起云涌的游击战，牵制了日军对武汉的压力，使它无法向那里大规模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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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际因素也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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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企图试探一下苏联在同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接壤的边界一带的虚实，结果在张鼓峰（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大败而归。东京的一个发言人无话可说，只能归咎于苏军炮火过于猛烈，日军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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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通过陆路北进的企图受挫，东京总参谋部便转而采取一种比较有希望的打法：对西方国家在太平洋的阵地发动海陆两路进攻。保守党执政的英国本着“用甜言蜜语来消释怒火”的原则，同日本调情，提出在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主张。在武汉，汪精卫敦促改善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因为它们可能在促成中国对日本的带有投降性质的“议和”方面担任调停人的角色。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采取“绥靖政策”的气氛日益浓厚，德国几个月前霸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又被9月30日签署的“慕尼黑协议”所出卖。这些情况为日本壮了胆，使它敢于同时攻打武汉和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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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一个孤立的海岸渔村哈冲（译音）的滩头登陆，开始了对广州的攻势。当地一个名叫莫希德的旧式军阀没有进行什么抵抗。他以作威作福和治军残暴出名。他同他的心腹军官们走私钨矿（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先运到香港，最终卖给日本。他由于防务松弛、抗日不力而被捕，交付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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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先头部队登陆后建立了多个桥头堡，装甲部队接着拥入，在海军强大的航空力量的掩护下分割包抄，摧毁了前进道路上的中国守军。广州东面的惠州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据一位英国工程师说，“在中午两个血腥的小时中，平均每十秒钟就有一颗炸弹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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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内，日军就迫近广州。我和另外两个记者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夜间到前线作了12小时不同寻常的采访。起初，我们跟着中国部队先向前走，后来突然向后转，以避开迅速反攻过来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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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从城区向东前进，走了大约30英里，只看到大批中国军队，队伍整齐，像在检阅场上似的，没有战斗的迹象。最后，我们同几十辆维克斯牌轻型坦克走在一起，并有大批摩托车和一辆像灵车似的很长的客车，是参谋人员乘坐的。车上的军官让我们尾随其后，但是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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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们发现摩托车队和步兵向着相反的方向奔走。他们喊道，前面发现敌人，正用机关枪朝着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共汽车扫射。那辆参谋人员的车和我们的车调转了方向。我们很快就走在后撤的中国机械化部队和炮兵部队的中间，这表明不会在这里设防抵抗，也许是由于敌人的两翼包抄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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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旅馆后，我们决定次日清晨再去前线。不料，我们所在的地方一下子成了前线。珠江沿岸出现了许多日军坦克，隆隆之声不绝于耳。远处传来爆破声，这是最后撤退的中国军队正在炸掉重要的设施。平民百姓也在仓皇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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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险到城里看看，发现20辆日本坦克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行进。作为这些坦克经过的象征，留下的是弹痕累累的墙壁和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四个平民、一个漂亮女孩和一个士兵。基督教青年会外面的美国国旗上有两个弹孔。头顶上，日本飞机正在低空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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