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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章 在香港同宋庆龄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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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广州后，我第一阶段的战地报道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我一到香港，合众社就把我解雇了。在香港，我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一年多，帮助她宣传并争取全世界支持中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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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动成为我一生中的分水岭。香港是英国100年前在鸦片战争中从中国夺得的一块“直辖殖民地”，它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不同于战火纷飞的中国内地。它的建筑物大多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冒出来的钢筋混凝土和大玻璃窗所形成的“丛林”。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的房子都是砖石结构，代表着不列颠帝国的威严和财力。但即使是这些建筑物也只有四五层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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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上耸立着一座座供殖民地官员和中国富豪居住的孟加拉式平房(1)，周围种着繁茂的亚热带植物，有高大的榕树，也有开红花的攀缘灌木丛。沿着港湾是主要的商业大街，使人恍如置身于伦敦。有许多狭窄的街道从这些商业大街辐射开来，那里挤满了小店铺，还有货郎和民间艺人沿街叫卖或做生意，像华南许多城市世世代代的景象一样。在这些繁华表象的后面是贫民窟和棚户区，那里是辛勤劳作的贫苦大众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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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辖区内的居民95％是中国人，然而他们却没有法律上的地位。确实，外国人，甚至普通的英国人——如果不属于文官或军队系统，也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这里没有民选的机构，一切权威来自英国任命的总督。不过，这里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和许多战时难民）的政治倾向倒是反映了大陆的民意。总之，香港的殖民地体制同中国内地的生死搏斗相互依存着。当时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国唯一剩下来的同外界联系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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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合众社把我解雇，而不是派往别的地方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合众社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会逐渐消沉下来，所以它减少了派驻在中国战线的记者，而派驻在日本的记者则没有减少，它估计重要的新闻将出在那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日本的报纸是合众社在亚洲的主要订户。而且合众社在远东的最高主管——东京分社经理迈尔斯·沃恩据说购买了大量日本债券。要裁员的话，还有谁比我更适合成为被裁对象呢？我“太亲华”了，不适宜在日本占领区工作。同时，解雇我代价比较小，因为我是在当地雇用的，没有订立雇用合同，所以我无权提出关于解雇费、遣返旅费以及美国本国雇员所享受的其他许多优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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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同合众社分手实际上不是工作的终结而是工作的开始。因为宋庆龄很快就请我参加了设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我的任务是编辑它的英文出版物。虽然这是无报酬的义务工作，却成为我留在香港的主要因素。此后不久，我在当地的一家日报谋得一份差事，借以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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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宋庆龄不在别处，而是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这是因为遭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内地受到了双重封锁。一重封锁是由于日本侵略者控制了海岸线。另一个正在发展的封锁是蒋介石政府禁止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供应物资，甚至医疗用品也不让供应，同时压制报道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种种胜利和成就。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打破这两种封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至于被不公正地剥夺通向外界并使外界听到它的声音的权利。而香港——当时仍能同世界大部分地区联系——则是发挥这一作用的最好“窗口”。宋庆龄跟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赴港并协助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其目的是加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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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由于她的经历、她的坚定的原则性和磁石般的个人魅力，不可替代地成为这一事业的支柱和灵魂。她作为孙中山夫人、作为中国共和革命创始领袖的遗孀，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同样的，她以对中国团结进步的爱国事业的一贯忠诚、纯洁的思想、不受腐蚀的廉洁正直的品德而闻名于世。她的热诚使她能广交中外朋友并团结不同观点的人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她堪称世界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同时，她又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时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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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人数不多，但却充满朝气。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我们大家把她当做慈母一般看待。30岁的廖承志作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驻香港的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他成员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我的年龄最小，刚过23岁。在宋庆龄和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志愿人员，在她的威信的感召下，他们随时听从她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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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中国同盟和它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得到了国外的广泛赞助，特别是在它成立的头两年，更是如此。宋庆龄请她的弟弟宋子文担任“保盟”的第一任会长。宋子文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是蒋介石的内弟。在美国，“援助中国委员会”是通过“保盟”送交捐款的，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是罗斯福总统的母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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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处理同“保盟”同事们的关系时非常民主。虽然她是全国和全世界的名人，但她平等待人。不论什么工作，包括在办公室用打字机打信和救济物资的打包托运，她都跟大伙儿一起干。在她主持的会议上，大家不论在她发言之前还是之后，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是由于大家的立场是一致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果。中国籍的成员把自己为祖国的生存而战看成是世界人民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斗争的一部分，而外国籍的成员则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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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映宋庆龄风度的一个插曲，我在这里援引一件小事，事情虽小但它使我觉得颇有意义，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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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我同唐纳德·艾伦同住一个小公寓。艾伦是一名教师，也是二十来岁，他志愿帮助“保盟”“工合”和其他反法西斯事业做些事情。有一次，我们请宋庆龄来我们住处共进由我们亲自动手做的午餐，她欣然答应，我们高兴极了。但接着，我们慌张起来，因为我们发现没有桌布，于是只好临时用一条干净的床罩代替。席间，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论“保盟”和别的事情。饭后，她表示感谢，接着又逗趣地问道：“你们中间哪一位睡在这条床罩下面？告诉我，我才走。”我们在欢乐的笑声中送走了她。她这位世界名人、大无畏战士就是这样同年轻人有说有笑，和谐相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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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至1940年，“保盟”的工作发展很快，它同国外的许多进步的援华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援华组织是由同情中国的外国人和华侨组成的——对这些外国人和华侨来说，宋庆龄代表着原则和正义。捐款和救济物资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海员们也在他们的同伴中募集捐款，送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并把我们的宣传品成捆地带去散发。每一笔捐赠的现款和物资，不管数额大小，宋庆龄都在收据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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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向中国大陆运输物资还是有可能的。货车队和救护车是通过当时法国控制的越南进入中国的。敌后游击区的战地医院是按照白求恩大夫所定下的模式建立的。经反法西斯的“国际和平运动”批准，这些医院被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为了照顾孤儿和父母上前线的儿童，许多托儿所和幼儿园建立了。“保盟”有关这些儿童的宣传，不是用伤感和怜悯的语调，而是充满健康向上的气势——必须帮助这些孩子成长为他们父辈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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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地区的援助计划，包括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在国民党地区和共产党地区，都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活动。“工合”运动把工人（特别是来自敌占区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自主、自管、自养的生产单位，为许多地区生产日用必需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有的也生产军需品，如军毯。在游击区还生产一些武器。这些合作社是由一个国际团体组织的，其成员有中国的爱国人士和外国的友人。在外国友人中，包括斯诺夫妇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斯诺夫妇为“工合”运动做了大量国际宣传工作。路易·艾黎则在基层进行了不疲倦的工作。宋庆龄赞扬合作社这种经济形式，认为它体现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因而同意担任在香港设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主持了它的许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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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盟”在香港多次组织募捐和义卖活动。捐助的人既有生意兴隆的企业，也有普通的劳动人民；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都是慕宋庆龄之名而来（人们更多的称她“孙夫人”）。她是既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的人物。她虽然从不隐讳自己的左翼观点，但由于她的威望是如此之高，香港总督罗富国（杰弗里·诺思科特勋爵）也不得不来参加她所主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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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精卫叛国时，宋庆龄和她的两个姊妹孔祥熙夫人和蒋介石夫人多年来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从1940年3月31日开始联袂访问重庆，以显示团结抗战，反对汪精卫的投降。这件事在中国政坛引起了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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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由于“保盟”在钱款方面绝对廉洁自律，声誉远扬，所以蒋介石夫人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委托“保盟”对它在香港开展的捐款活动进行审计。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以上所述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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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武汉时期似乎大有希望的统一战线，却正在危险地崩塌。1939年6月，在湖南省平江，共产党新四军通讯处的两个干部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四人被活埋。延安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大会，要求杜绝这类事件的重演。但是，破坏统一战线的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却变本加厉，包括武装进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这类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国民党对其军政官员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说明了这一点。反共的挑衅活动还有：国民党特务和流氓团伙乔装打扮成八路军、造谣说八路军从事贩卖鸦片等等勾当，用这种手段煽动群众对八路军的不满。国民党官员还说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敌占区“游而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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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用事实驳斥了这些谬论，他们强调，必须巩固两党的团结，而不能破坏这种团结。然而国民党仍继续明里暗里指责共产党，后来发展为无端的、无休止的谩骂。又过了些年，重庆当局终于被迫允许外国记者（包括我在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但在我们出行以前，他们仍然絮絮叨叨地给我们灌输对共产党的这些指责。我们对共产党地区采访了几个月，发现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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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至1940年，香港本身也受到了压力。英国驻华大使拜访宋庆龄，劝她不要发表政治性言论，尤其不要批评国民党当局（这不是大使本人的意思，他是执行英国政府的指示）。实际上，在此以前和以后，香港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东京。在香港的中文报纸上，不允许公然提及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暴行。为了英国帝国的利益，中文出版物上不能把香港人叫做中国人，而只能称为华人。香港的审查官们禁止公映真实报道抗日战争的电影，例如，保卫中国同盟未能获准放映伊文思在采访台儿庄时拍摄的第一手纪录片《四万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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