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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三十章 我失去了邱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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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是1984年9月24日去世的，离她的79岁生日只差几天。她停止呼吸的时候，没有人在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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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天晚上，在医院里，她显得神志清醒、安宁，甚至于可以说心情愉快。第二天一早5点钟，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她已入弥留状态，等我赶到时，她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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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生活了41年，“形同一体”，心心相印，这样的共同生活现在突然中断了。我们两人已变得如此密不可分，朋友们和同事们在说到“邱茉莉和艾培”时，几乎是当作一个人来称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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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被分隔开了。从我们结合（那时我26岁）到她离我而去（我已69岁），四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音符，现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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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对我说，在她回光返照的瞬间，她曾呼唤我。使我终身抱憾的是，我没有在她身旁，没有握住她的手、帮她闭上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并且亲吻它们。见到她的遗容，我控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回家以后，有两天两夜，我不停地阅读她所喜爱的两位作家威廉·布莱克和威廉·莫里斯(1)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最早启发她的心智，去追求社会公正和进步。她给我朗诵这些作品的声音顿时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又找出她过去和最近给我的信札来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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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遗体火化后，我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去做她会要求我做的事情——继续完成我的（或者说，我们的）工作。不到一星期我就乘车去武汉，按原定计划，在纪念我们的友人史沫特莱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史沫特莱为人坦率，有时非常严肃，有时却又非常爱开玩笑。在这次会上，她似乎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和邱茉莉）的面前，我们曾经共同为之奋斗的一切似乎也都活生生地重现了。回来之后，我不再流泪——除非有时突然悲从中来，泪水会在我眼中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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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不能共同生活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我们曾经想到过的。最初，邱茉莉是不大愿意同我结婚的。她说，她比我大九岁，她会比我先老，成为我的负担，然后又比我先死，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后来我们终于结了婚，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健康状况一直很好，我们就不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也改变了。她设想，我们会在一起度过晚年，像一条河边的两株古树。再后来，癌症摧毁了她的结实的身体，但始终没有影响她开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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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在她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显得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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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44年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一次聚会上，房间里烟雾腾腾，她从斜对面走来，那时她30多岁，一个同事看见她时忽然说道：“她多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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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朋友、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久在海外，1984年重访北京，到医院里来看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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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她已年近80岁，重病在身，万徒勒里一见她却大声说道：“你多美呀！”这时，她为欢迎老友而显露出来的无力的微笑不但使她满脸生辉，而且似乎也使满室生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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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自己体质很好，所以她过去总不愿意承认她会病倒。我有点什么病，她总是说：“别愁眉苦脸，向疾病开战！”她的话总是会对我产生“药到病除”的作用。有一天，她说起在一个乳房里似乎有点什么东西，她觉得有点奇怪，但不是害怕。我坚持要她去医院检查，她最后勉强同意了。检查结果发现，有一个相当大的肿块，医生决定要给她动一次切除乳腺的大手术。手术前一天，她同我一起去参观为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而举办的展览会，她同老朋友们一起回忆斯诺，意兴盎然。术后，医生告诉我，预后不好，淋巴腺也有问题。但她很快就起床了，并且又骑着自行车去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开始时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我们到福建去旅行，她在爬山时走得比我和别人都快。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去北戴河海滨度假。虽然她因长期治疗稍感疲惫，但我们还是一道游泳和长时间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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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骨痛和长期化疗对身体的损害出现了，她开始连续几个月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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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感到看书有困难时，我们幸运地得到了朋友们从美国纽约寄来的录音读物。我们在一起听，欣赏和讨论各种不同的作品——从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到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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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临终，她没有感到疼痛（曾出现过的骨痛，时间不长就靠放疗止住了）。当我们把一个新生的孙子抱去给她看时，她的笑容仿佛是明媚的阳光。经常有中外友人和同事们来看望她——外国朋友来自许多不同国家，西方的、东方的、中东的。她的妹妹罗莎蒙德同丈夫从英国飞来。客人们说，他们本来是来慰问她的，结果却反而是她的开朗使他们得到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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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一息，她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的新闻以及她所献身的事业。使她在卧床的最后几个月里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工合”恢复了活动，在“二战”期间她曾长期为之努力工作。在接受被提名为“工合”促进委员会成员时，她说：“我还想再干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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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邱茉莉诊治的吴蔚然大夫是世界知名的外科专家，负责中国重要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其他“中国通”（同中国革命共命运的外国人）的好朋友。只要事关保健，再小的事他也关心，再大的事他也会给你帮助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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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邱茉莉的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同她相识多年的几百位生前友好前来参加。在送往火葬场时，按照中国现代的习俗，应由长子或长女手捧逝者的照片，走在最前面。我们的养女颂雅年纪比养子颂平稍大一些，身体也更结实一些。颂雅表情严肃，忍着眼泪，颂平由于悲伤，本来很高的个子显得有点弯腰屈背了。（邱茉莉给颂平取了一个英文名字Robin，但他很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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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邱茉莉婚后没有生育，曾经为她做过手术补救，但失败了。对她来说，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她热爱的对象。她曾帮助过北京的一所小学。在她病中，小学生们经常到她的病榻旁来看望她，她总是快乐地接待他们。他们送给她手工制作的花环，她请护士把它放在她从床上可以望得见的地方。他们送给她的一条少年先锋队红领巾，作为青春和世界更美好的象征，最后被放进了她的骨灰盒，安置在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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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骨灰有一部分由她的妹妹罗莎蒙德带回英国，安葬在祖籍约克郡勃兰斯比村教堂墓地她父母的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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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悼念她的时刻，她的一些少女时期的朋友回忆起她的性格、她的善良的内心、她的天真的幽默感所给予她们的深刻影响——这些在前面第三章中已经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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