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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解放全人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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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一段时间后，学校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孔丹雄心在，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翻案舆论生”。这可能是对我们当时状况一种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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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当中，我一直都是个喜欢做实事的人。刚出狱时，身体很虚弱，全身浮肿，每天搬个藤椅在院子里头晒太阳。到了五六月间吧，身体开始恢复了。按道理我从监狱里出来，就应该踏踏实实地休息了，但是我们确实是太不甘于寂寞了。我消停了没有三天，就又开始四处串联，热烈讨论，针对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的问题，力图发表我们的看法。由此，在1967年夏天，就和马凯、秦晓、李三友等人办起了《解放全人类》的铅印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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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在释放我们那天晚上讲的那些话给我印象太深了，我理解有这么几层意思：一要承认错误；二要放下包袱；三要继续革命。这对我们搞《解放全人类》报肯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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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纸的创刊号是1967年5月24日出版的，一共出版了三期。我们当时认真得不得了，非常严肃地在探讨问题。特别是8月18日第三期《历史与教训》的社论，我们用了两个半版面，试图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红卫兵运动进行分析和总结。今天看，我们当年写下的这些文章，依然是“文革”的思维模式，表现了对毛主席、对“文革”的尊崇，不过也对我们自身以及初期红卫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正确还是错误不要紧，它反映和表现的是当时我们的一个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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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办《解放全人类》报反映了我们当时的一种探索和追求。参加的人有我、马凯、秦晓、李三友，四个人都是党员，还有孔栋。王向荣基本没有参加这事，我们对林彪的异议也没有跟他很深地交流。当时我们写的几篇东西中，马凯写的是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写的是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倾向，比如在对联问题，在“红五类”、“黑五类”的问题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不赞同老红卫兵、高干子弟搞小团体，一小部分人自己去革命，我们必须团结大多数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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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的社论是我写的。我在文章里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红卫兵内部全面展开整风运动，整顿思想，去掉不良作风。要通过整风，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以解放全人类作为我们的旗帜，这是我们的基本思想。这个时期，中央没有什么指示，我们却提出要搞什么整风，跟形势是格格不入的。当时，我们也开始读马列的书，30本原著。学习原著和我们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密切联系的，也是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在一定意义上，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感觉是视野更开阔，跟只读毛主席著作大不一样。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可以看到外面很宽的天地，导师们也是有来有往的，有根源、有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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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写了三篇文章，来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们一直是一个严肃的群体，不是一时冲动就去干什么的人。我们是想通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状态，找到里面根本的道理。但是，我们的父辈一下子成了“文革”和群众的对立面的人，说得再重一点，那就是敌人。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受到很大的刺激。而这个事实产生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比“文革”造反之类的表述要理论化，其依据就是共产党执政以后，党内还会出现修正主义，还会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基层到高层都有。我们对这个理论没有很透彻地理解，而且我们认为这跟社会现实也有矛盾。所以要探索，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怎样一个体系？它是怎么提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力求正统。而且，我们当时还有这样一种心态：不能以我们个人和家庭的境遇来否定和对抗文化大革命。《解放全人类》报很反映那时候我们的真诚，很真诚地在探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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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由于我父母跟王震关系很好，我小时候和王军就经常在一起。他大我六岁，是老大哥，那时已经是海军军官了，在湖北造船厂做驻厂军代表。他们这些人在“文革”中都是很有想法的，很早就对林彪和“中央文革”有看法。他找到我说：“你们办报，没钱我可以支持你们。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们得反林彪。你们反林彪，我就给你们钱，支持你们办报纸。”因为办报，买纸、印刷都需要钱。我们就收了王军的200块钱。“文革”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我们在思想上都是相通的。但是我对王军说：“这件事儿，我们也不能按你说的那样做，要讲策略。”我们后来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提出问题，就是“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我们党内”。仔细一读，可以品味到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逻辑上的推理。如果说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当时指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揭露出来了，那么再提出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显然就另有所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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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句话，又让人家把我们给按住了。人家可以问我们：你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反对林副主席？因此，大约在1967年8月我们出版完第三期之后，四中的军宣队和造反派的学生组织就把我们几个抓起来了。那天，我正在李三友家的院子里摆上小桌下围棋，突然冲进来一大群人，是杨帆带队。他们原本是来抓李三友的，没想到我也在场。他可能看样板戏多了，一见我马上做了一个很滑稽的京剧亮相动作，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动！……孔丹！你得跟我们走一趟。”我说：“走就走呗。”他又喊了一句：“李三友在哪儿？”三友就坐在边上，正低着头看棋，一抬头说：“我在这儿呢。”杨帆说：“一块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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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比专政机关抓人的气派差远了，我们是跟他们坐公共汽车走的。一群人把我们带到了学校，然后关在了小院里。当然是分别隔离在不同的房间里。当时抓了我们四个人，秦晓、李三友、王向荣和我，宣布对我们实施群众专政。刘辉宣这时也被抓进去了，不过和我们不是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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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被抓，我就把在半步桥监狱学到的手段用上了，所以大家后来说我有一定的监狱斗争经验。在四中我们被隔离审查的这段时间，首先是要统一口径。第一次启动是最要紧的，我先写了一个纸条，告诉大家我们交换情报的地点定在厕所的蹲坑的角上。然后，我把它搓成一个小纸团。准备好了之后，到吃饭的时候，有学生押着我们去食堂。我走在前面，就给三友使眼色，然后假装蹲下系鞋带儿，把纸团就搁在地下，还踩了一脚。学生到底比不了警察，没有发现这小动作。李三友走在我后面，他患小儿麻痹症，一拐一拐地走到那儿，也做个系鞋带的假动作，然后把纸团捡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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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给三友传的第一个消息，接着我给秦晓写了个条儿，也是写好联络方法和地点，然后借着去给他送西瓜的机会，递给他一半儿西瓜，顺手就把纸条塞在下面递给他了。最难的是与王向荣联络，他看着挺粗犷的，但有点胆小。给他传消息，他也不敢接，不敢和我们串通。没办法，我就直接找了合适的人给他带了话，就是：千万别胡说八道，涉及安危啊。那时候如果有多少其他错误，也不过是思想认识问题。但如果是反林彪，根据当时的《公安六条》，那就是现行反革命，死罪。这是非常危险的，是一个死线。抓我们的人，就是想要我们承认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林彪的行为，把我们定为反革命。而这些事情，我们确实都曾议论过。所以我要和他们串供，意思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说话不要过那条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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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就利用放风的时候、上厕所的时间，互通消息、串供。我们必须要通消息，这用来对付讯问非常有用。一个反江青，一个反林彪，这两个题目上他们应该没有发现很硬的材料。当时还不能叫审讯，就是和我们谈话。他们问：你们是不是反对江青，对江青有意见？我们说：当然没有，她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化革命的旗手嘛，我们怎么会反对她呢？不可能！我印象当中他们还问：你们的报纸为什么写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你们指的是谁呀？我们回答：我们评论赫鲁晓夫就是说他对斯大林无耻吹捧。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问题，当斯大林在世时，他非常恭维、尊崇，但在斯大林身后就否定，就刨坟掘墓、抛骨扬灰。所以说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是始终要警惕的。我们死死咬住，文章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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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把我们关了有四十多天吧，也确定不了我们有什么反革命罪行，就把我们放了。这次出来以后，一直到1968年底，我就没参加过什么实质性的活动了。因为这一轮下来，就逼得我不得不超脱了，难以再有那种活跃的心态了。我们在办《解放全人类》报的时候，还经常批评“逍遥派”没理想、混日子，后来我也成了地地道道的“逍遥派”了。现在回忆起来，那也是一段愉快的“逍遥派”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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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约几个朋友，骑着自行车出发，从北京往张家口走。在公路上，遇到大卡车，我们就抓着车帮滑行，很惬意。我们沿路骑到官厅水库，怎么过去呢？绕路去到张家口就太远了，于是我们就借了两条船，把自行车和随身物品放在船上，把船划到对岸。我游泳水平比较高，自恃水性好，然后再叫上一个哥们儿，把船划回来还了。两个人再游泳横渡官厅水库过去和大家会合。这在我的经历中是非常刺激的一次，有那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感觉。后来我们又跑到天津汉沽的渔村去，住在村里头，跟着渔船去出海打鱼，我记得还带上了彭真的小儿子傅亮。那段时间，我过的是比较超脱、比较逍遥快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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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陕北的“受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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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是我们那代人的大多数无法躲避的宿命。我是1969年2月到陕北的，在陕西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在那里，我一直待到197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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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经常活得很累，但经常是身不由己。我那时就是去插队，想去什么地方也没有选择的余地。1968年底，毛主席发表了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去农村插队已经是大势所趋。在此前后，我是有这么几个想法：一个是跟孔栋一块去山西，哥儿俩嘛，一个学校的，在一块儿也很自然。可军宣队不同意，就是不行。二是想跟秦晓、李三友他们去内蒙古，学校还是不同意，不批准。最后，是和初中同班的韩松，再搭上其他班的同学，有刘建党、马伟博、蔡丹江等，一共是13个男生，一起去了陕北。到那边，有个女校，36中的九个女生，和我们分在一个队里。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北京送知青的干部和延安专区做了专门交代，延安专区又跟县里管理知青的人打过招呼：对孔丹，是要特殊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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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孔栋一走，我们家从北京就拔了根了。我们没有家了，按过去说法就是流离失所了。我记得火车离开北京的瞬间，车上哭成一片。我当时一滴眼泪都没掉，反而有一种无可留恋的感觉。我这时已经觉着我走到哪儿都行，怎么样的活法都能活下去。我也一点没有什么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的那种激情。心情比较黯淡，感觉也许人生就这样了，走到哪里算哪里。可以说，非常的平淡。可能是因为我跟其他同龄人比较，被折磨、被冲击啊，说麻木不太准确，但是对很多新事物已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了。我觉得换个地方挺好，到农村也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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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陕北之后，汽车把我们送到延长县城。队里派了人来接我们，因为走山路要近一点，第二天我们就步行翻山到队里去，一路翻了两座山，大概走了四五个小时。那次印象很深，刚到农村就尝到爬山的滋味，看着老乡是一步一摇地走，他们不着慌，速度很稳定。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嫌人家走得慢，紧跑慢跑的，结果最后还跟不上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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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靠着延河，从延安下来一百五十多里到延长县。高家川在延河支流的一道沟里面，从县城走土路到队里是三十多里，翻山走是二十多里。我们去的第一年，国家一个月给44斤原粮，实际上是根本不够吃饱的。生火做饭就得打柴，打柴要走出五六里地，都是毛刺柴，那种带刺的灌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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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农民很实在，也很热情，给我们准备的土窑洞，一个窑里住四个人的也有，五个人的也有。我可能在那一片的知青里边是最快本地化的，我觉得本地化对我来说既是生存需要，也是一种情趣。所以我先是很快学会了陕北话，说得也算是地道。穿衣戴帽也都是陕北老乡的样子。比如说在县城里头，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穿着土布衣服，穿着当地老乡给做的鞋，那种底和帮都很硬的鞋，再晒得黑一点就看不出与老乡有什么区别了。当地人说：“三夹不如一棉，三棉不如腰间一缠”，所以冬天再扎上根棉线编的腰带，完全是当地人的样子了。我这人性格比较江湖化，平时跟老乡连说带逗。老乡们也对我很好，他们知道我父亲有问题关起来了，母亲不在世了。他们说，这娃儿也怪可怜的，所以常常帮我绗个被子啊，补个衣服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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