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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为劲夫同志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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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月工资从38块钱一下子变成62块钱了，涨了四级，感觉特别好。吴敬琏老师希望我再出国深造一下。当时正好有个机会，福特基金会资助一批中国学者到美国做一年期的访问学者，给8000美元的生活费。为此我就开始进行强化英语的学习。我们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那时的英语强化班设在那里。我很荣幸，那一批访问学者中，包括董辅礽、吴敬琏、刘国光等，也去强化英语了，都在一个宿舍里面住。不管他们各自的理论观点有何差别，但都是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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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时，任命我当秘书的调令来了。1982年，张劲夫同志受命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原来的五个部委的基础上，组建大经委，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张劲夫同志“文革”后期曾在财政部任部长。那时，我去看过他，有时也陪他聊聊天。他对年轻人的思想观点很关注，我给他印象可能比较深。这时调他组建大经委，他就说：“我这次到经委工作责任很大，除了原来的老秘书以外，我想找一个像孔丹这样的人。这个人有思想，他跟很多年轻人有来往，能帮助我和他们沟通。”所以组织上就来和我打招呼，希望我去他那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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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使我很为难、困惑。我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摘掉了中学生的帽子，而且我已经认定要在经济理论领域走下去了，也自信会有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出来，所以我非常犹豫。后来，劲夫同志把我叫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你要知道，到我这里来工作，这个机会是很好的，因为接触实际呀。你们搞理论研究也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在我这里你可以接触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各方面的人嘛。你还可以帮我跟那些年轻人、有思想的人沟通，比光去读书好，发挥的作用更大。我回来又和吴老师商量。我记得吴老师说，你去经委搞一搞也好，你的研究方向就是社会经济改革嘛，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接触实践，你可以直接对它的运行进行了解，以后有机会再回到理论战线上来，那时你会有更多的体会。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我就做了选择，接受了秘书的工作。看来我这辈子做秘书也是命中注定，先是王震那里，接着是耿飚那里要我去，我都没去成。这次终归还是到劲夫同志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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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生的选择可能有好多次，往往都是纵向发展。选择一次向这个方向走一段；再选择一次会向那个方向走一段。但是，除非中间横生枝节，出现交叉，否则再走回到原来那个主干的机会很少。在这点上，我对秦晓刻苦的学习精神还是很佩服的。虽然我对他现在的一些理念和观点并不认同，而且有些是很对立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在掌管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同时，又去读剑桥大学。在不脱产的情况下，两次党代会之间的五年，他把剑桥经济学博士的学位拿下来了。在某种意义上，他等于又回到理论战线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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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就顺着这条路走下来了。在劲夫同志那里，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就是1982年6月到1984年的9月，两年多的时间。在那里，我对经济工作的接触也是多方位的，确实是有大量的信息、会议、考察。这个期间我接触过几乎各条经济战线，到过在山沟里部署的二汽，坐直升机看过东北的森林工业。还看过许许多多其他的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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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时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那是一个青年精英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不少人至今仍在怀念那个时期。当时，农村政策研究室有几个有名的人物，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和朱嘉明，号称“四君子”。我们时有聚会，对中国经济有过多方面的探讨。那时期，中央对市场化改革的问题，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探索的。在价格改革方面，闯关成为当时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的印象是，陈云同志更强调计划的作用，认为市场是要在计划的笼子里面运行，对价格改革比较慎重。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赵紫阳，也是物价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劲夫是副组长。通过我的人脉，了解一些青年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对劲夫同志来说，是我可以发挥的一种特有的作用。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1) 1984年夏天，我和在赵紫阳那里做秘书的四中同学李湘鲁跟着劲夫，一路到了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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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劲夫同志汇报说，有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开会，探讨的问题包括有关物价改革的一些问题，我想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去听听有什么有价值的、有利于我们做具体工作的思想和意见。劲夫同志说，好，好。我说，那我就拉着李湘鲁一块儿去，他是赵总理身边的，我是你这边的。因为有关物价改革的事是你对赵总理负责的嘛。劲夫同志同意后，我们就上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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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记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彻夜未眠。我们找了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谘、张钢、黄江南等人。我当时感觉陈一谘是个比较狂热的人，有时不是很理性，我对他印象不太好。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的风格不大一样，他一贯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谈了以后，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把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整理出一个东西，先给我一个材料。看了材料后，如果有可能，我请劲夫同志和你们在杭州当面谈一谈。这样，他们很快草拟了一个材料，我就拿着下山了。我在山上就待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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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倡权，以及怎么看价格改革，是彻底的一步到位，还是通过“双轨制”过渡，等等。我那个时候的脑子里头，更注重的是把这种研究理念和成果，通过劲夫同志的推动，能够和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平心而论，我没有很深地介入这些问题的核心探讨。我觉得是否有实际价值，劲夫同志他们会去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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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交给劲夫同志以后，他看得很认真。之后，他说，这样吧，我召开一次座谈会，确定一批人吧。现在这个名单我不太记得起来，可能有楼继伟、徐景安、张钢、华生、黄江南等，但我记得马凯、岐山没有参加。在这个座谈会上，他们都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以我的就近观察，有些学者夸大了莫干山会议的作用，物价改革的真正推动者并不只是学子、学者，实际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据我所知，在此之前，物价总局的成致平局长一直都在调研这个问题，对很多问题进行梳理，物价改革是一步走，还是两步走？怎么个走法？当时对各种思路都在探讨，权衡利弊。我印象中，劲夫同志对物价改革还听取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在党内，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具有权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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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这个座谈会的纪要整理出来以后，劲夫同志批示大体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些意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送请紫阳同志阅。赵紫阳对此也批了一段话。我今天没有找到这个批件，现在人们引用这段话时，都说是国务院领导同志讲的。其实就是赵紫阳总理和劲夫同志，他们对于物价改革加以肯定，可以作为我们继续推动改革的重要意见。其实改革不是个别人的个别想法，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各个层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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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使学者、学子直接跟改革的决策中枢沟通，让他们发表意见并吸收他们的意见，应该说在那个时期这种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水平。我虽然离开了理论界，但还是起到了一个联络、沟通和推动的作用。莫干山会议的作用是坚定了中央物价改革的信心，考虑到如果价格全部放开，对社会的震荡会太大。最后采纳了比较稳妥的“双轨制”，先把一部分价格放开。莫干山会议在理论上的建树是一个方面，一些青年学者的主张被吸纳。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批人才被重视了，分别在不同的岗位崭露头角，逐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这批人中间包括马凯，他的研究课题就是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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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看过一本有关的文集，里面除了朱嘉明的回忆提到了我和李湘鲁，多数人都在说自己的发明权什么的。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从来没有妒贤嫉能。在这次的事情中，我就是穿针引线的角色。我觉得这些人都比我各有擅长，我就努力推荐。有什么好的主张，我尽量让它能够上达。这是我在秘书任职上，在改革的关键时候，所做的一件促进朝野互动来决策的好事。把当时比较领先的研究成果，与劲夫同志的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确实起到了他要我当秘书时希望我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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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在劲夫秘书任上时，按陈云同志的要求在他的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成员有朱佳木、许永跃、陈元、任小彬和我。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书目是陈云同志亲自开的，从当时号召党内学习的30本原著中挑选的。陈云同志让我们读书，做笔记，一周搞一次讨论，大家都很认真投入。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我们这些在不同岗位上的年轻人可以互相砥砺，梳理思想，坚定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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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干山会议于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这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第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出席者一百多人。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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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清理“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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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后的1979年曾经写了一篇关于“西纠”的文章。当时杨尚昆同志很关心，我和他谈过之后，应他要求写的。这篇文章当时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第1107期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写的角度不是考证历史，不是着眼于具体细节，大体说了“西纠”当年成立的背景。里面有一些分析，“文革”初期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这样的一批年轻人以“西纠”的形式做了些什么事。这反映了我在1979年的那么一种认识，主要是呼吁为“西纠”公开平反提供一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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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中谈道：“谢富治伙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北京市中学生中的群众组织‘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动组织，逮捕了二百多人，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对反击逆流中收押的反动学生处理意见》，阴谋把一批青少年按‘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分子’惩办。”这一文件，实际上已经为“西纠”等组织定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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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当时中央决定整党，其中一条是要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有一天，我父亲回来跟我说，中央决定清理“三种人”了，会上做了重要的决定，也制定了文件。他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很兴奋。他说，“文革”初期造我们反的那些坏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清理出来，不能让他们隐藏在我们的队伍里！我说：你跟我说说大概的情况。他就说了会上的情况。我说，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你们怎么那么不了解实际情况，怎么就凭着感觉做这样重大的决定？他问，怎么啦？我说，按照现在的说法，清理“三种人”，矛头所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你认为你的儿子是三种人吗？他说，荒谬！你们都是受迫害的人。我说，一点不荒谬，因为按你们的标准，就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为主要对象，而且不仅是大学生，还包括中学生。你们这些老同志对“文革”中曾经迫害过你们的人，肯定觉得是应当处理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很正常。“文革”初期，造反的群众里头确实也有些坏人，但是用“三种人”这样一种表述，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处理，我觉得会伤及无辜，伤及到不该伤及的人。我父亲觉得我有点多虑，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说，我相信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非常可能出现问题。比如说像你儿子这样的一批人，就可能受到冲击，当时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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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时中央的那个文件，有一个部署，要先调查了解有哪些人在“文革”中有“三种人”问题。果不其然，很快有的部队就把人隔离了，稀里哗啦，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弄进去。我一看这事儿大了，蒯大富、韩爱晶这样的不用说了，像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贺鹏飞、乔宗淮等，像当年的“西纠”、“联动”的头头，很多人因此受到审查，在各个地方、不同岗位的很多人都开始出现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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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决心向中央上书言事。由于这封信涉及的是一个重大政策问题，由我个人署名好像不大合适。为此，我曾经和马凯、秦晓商量过，他们是不是可以联合签署。推敲了之后，觉得他们都不太合适。马凯那时是西城区副区长，秦晓是宋任穷的秘书，都不合适。后来我找了我们班的同学董志雄，他是大翻译家董秋斯的儿子。我说：“我要向中央反映这个政策界限不清的问题，你能不能和我一起联名签署，不然我个人的色彩太重就不好了。”他说：“没问题，孔丹，我对你完全信任。不看都行，你拿来我签吧。”后来我就照此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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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写给陈云同志的。信的大意是：清理“三种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区别情况。我就从老红卫兵的角度，谈怎么看待老红卫兵。老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犯了左倾的错误，比如破“四旧”；但是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后来我们觉醒了，跟“四人帮”进行了斗争。“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和‘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如果把初期红卫兵和后期的造反派不加区分，笼统地讲“三种人”，就会把一些好人也都列为清理对象了，这样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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