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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走进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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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夫同志作为国务委员,除了主管的工作外,还分管两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一个是中信集团,一个是光大集团。他和荣毅仁原来在北太平庄的一个院子里住过,彼此很熟悉。荣毅仁是1979年建立中信的,王光英是1983年创建的光大。成立光大时,中央给的资金比给中信的还多些。我记得是给了20亿人民币,还给了两亿美元作为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二手设备的周转资金。在那个转轨时期,很多事情都是由领导人推动的。中信就是小平同志委托荣毅仁同志组织建立的,它起到原来旧体制起不到的作用,成为一种重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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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关系,我跟荣老和王老两面都有沟通,他们对我印象都很好。王老就给劲夫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成立光大以后,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你的秘书孔丹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了解经济事务,也有理论基础,能不能调到光大来,帮助我在光大发展事业。这样我就又面临一个选择问题了,当时往这个方向走叫“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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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和王军非常熟,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有几次我是彻夜地陪他下棋,从头天晚上7点多下到次日凌晨5点多。然后他开个摩托车把我送回家,我再骑上自行车到中南海上班。这时,实际上王军已经参与了中信的创立。我把这事儿跟他一说,他说:“你到光大干嘛去,你当然是到中信来呀,要帮人也要先帮助我呀。我找荣老板去说,给你要个好位子。光大那边给你安排什么职务?”我说:“可能是考虑某个部门的负责人吧。”他说:“我也给你要这个职务。”当时王军是中信业务部的副总,他真去找了荣老板。荣老板说:“孔丹还这么年轻,你才是业务部的副总,这样吧,是不是给他搞个业务部襄理。”那时我已经37岁了,不过在当时还算是很年轻的处级干部。中信的业务部其实就是中信的核心部门,所以给我安排襄理,在当时的中信已经是很可以的了。王军就来找我说:“荣老板说给你个襄理,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不过到我们中信还是好,我们有很多好的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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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我当时跟劲夫同志报告了。劲夫同志对我去这两个地方都不以为然,他说:“孔丹,你在政治上、理论上、工作上都还是很有基础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在政府里工作。”这时又遇到一个事儿,段君毅当时在北京市当市委书记,他的儿子段存理是我四中同学,专门找我说:“我父亲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来干。”段君毅其实已经有一个考虑了,他问我:“你现在什么级别?”我说:“副处级。”他说:“海淀区缺个副区长,你干怎么样?愿意不愿意?我们这是对年轻人的重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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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夫同志还跟我说:“不到北京市也可以,你到上海去,在经委做个副主任,直接去接触实际嘛。”当时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是陈国栋同志,市长是汪道涵同志,都是华东的老同志,与劲夫同志相熟,彼此非常信任。所以劲夫同志为我做这个推荐是会非常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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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非常好的选择机会,但我还是觉得我不大适合从政了。而且我觉得,在80年代初期整个国家人们的思想都很活跃,经济运行模式正处于一个探索过程。中信和光大都是非常新的事物,值得去摸索和创新。我反复考虑之后,决定了方向,就是到企业去做经济工作。中信和光大都请我去,去哪一家?王军老大哥欢迎我去中信,当时王光英的主要助手李新时和刘基辅极力劝说我去光大。我的直觉是,中信人才多,光大人才少。光大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更大的平台。1984年9月,劲夫同志虽然很不情愿,但看我去意已决,就说:“那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去发展吧。”这样,我就到了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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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出这一步之后,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就没有再变动。在光大16年,又到中信十年,就这两个地方。后来王军始终用一句话调侃我:“你绕了半天又回到中信,为什么当年不直接来中信呢?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们给的官小啊。”我说:“绝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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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以后,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决定,中央直属的五大公司只留中信,其他的都撤掉。我们当时就给姚依林同志写信,反映意见。因为光大在香港已经建立了很多业务联系,如果这么一撤,会造成香港社会的不稳定。王军这时又调侃了:“让你来中信,你不来。这回把光大都撤销了,看你到哪儿去!”不过,这也许就是人的命运。好在后来中央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保留了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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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为王军考虑了。在我选择了去光大后,对王军说:“王大哥,我推荐一个人,秦晓,我四中的同学,‘文革’中我们是一起过来的,他能力很强,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最起码外语比我强,他干过外事局副局长的。我相信秦晓到你这儿,一定能给你帮上忙。”在王军那里,我这样认真地推荐一个人还是有一定信用的。不久秦晓到了中信,很长一个时期作为王军的主要助手;一直到调整领导班子,王军做了董事长,秦晓做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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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为别人着想,有这个胸怀。我向来习惯讲,很多人比我强,应当受到重用,喜欢做这种穿针引线的事儿。以前我比较推崇秦晓,所以把他推荐给王军。我还曾向当时任北京西城区委书记的陈元推荐了马凯。现在马凯还说,如果不是孔丹,我不会到西城区工作,也不会从政。他的意思是,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位。从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看,马凯发挥了他的能力和特长,起了更好的作用,他人品端方,诚恳实在,实事求是是他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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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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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暑假期间我和弟弟到北京公安总队下连当兵,那是一段难忘的锻炼经历。左起:罗挺(罗青长之子)、马佳(马列之子)、孔丹(孔原之子)、聂平(聂洪钧之子)、曾鲁(曾一凡之子)、吴丹(吴烈之子)、肖松(张元之子)、曾豫(曾一凡之子)、冯杭军(冯弦之子)、连指导员、张筠嘉(张际春之子)、张晓泮(张启龙之子)、朱春元(朱德之孙)、孔栋(孔原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刘源(刘少奇之子)、罗援(罗青长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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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65年,孔原是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马列是周总理秘书;聂洪钧是粮食部党组书记;曾一凡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吴烈是中国公安总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元是邓颖超秘书;冯弦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张际春是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主任;张启龙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后任南京市副市长);朱德是人大委员长;董必武是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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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在1966 年8 月至9 月发表了十个通令,以及开展内部整风。图为当时印刷成册的通令集( 孔丹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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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孔丹(左一)、孔栋(右一)和父亲在家中,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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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孔丹与妻女李晓北、孔若萌陪同父亲孔原在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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