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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光大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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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光大从1984年一直干到2000年，但是光大集团可以说命运多舛，发展不顺。当时中信和光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领域，国家没有具体指明应当搞什么行业、产业。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于是就有了很多的创新。王光英老板到了香港，以他的身份和香港的重量级人物沟通，又有一定的国家背景的信用。在王光英的领导下，应该说光大早期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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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立之初，中信和光大这两个公司的思路就不大一样。这两家当时都是按部级建制建立的，不过中信的印章上有国徽，尺寸是正部级的，光大想要国徽章没要到，只给了个五角星，但印章尺寸与中信一样。中央下发的成立光大集团文件里，明确说是作为部级机构设立的。因为我长期在这两个公司里工作，所以有时我喜欢对照着来描述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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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架构上，当时朱镕基等很多部委领导都是中信的董事会成员。它的营运模式反映了荣老板的考虑，即中信不能像过去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部委办那样运行。荣老板的思想非常实际，他知道离开了国家的支持就不可能展开拳脚。谷牧同志当时有个说法：如果不让中信走长安街，煤渣胡同总要让它走一走吧。意思就是大街走不了，总要让人家走走小巷吧。可是怎么走小巷，很大程度上要有一些部门的支持，所以荣老板很早就把很多部委的领导聘为董事会成员，同时起用了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当然，王军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为中信实际业务发展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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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英老板的路子不太一样。他把总部设在香港，一开始用了几个比较年轻的人，如李新时、刘基辅，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两位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王老板从劲夫那里要去我，我当时跟王光英并不算很熟，是他们推动他，说孔丹这人行。我去光大前，他们有个申请进口二手设备的报告。他们说，这个报告交给孔丹改。于是，我就帮助改了改，报上去了。当时机械委员会是薄一波负责，这个报告到了薄老手里，他在上面画了很多线。等文件和批示拿回来他们一看，薄老画线的地方都是我加上去的内容。我说，这是因为我了解办公的程序，知道用什么方式向领导报告、请示和沟通。那时王老板也想发挥我在国家经委积累的经验和与各部委办来往的人脉关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劲夫同志直接管光大和中信。因此一些重要事情的请示、沟通上，找劲夫同志比较容易，比较便利。王老板为了发挥我的长处，还专门成立了沿海城市业务部，要我负责，安排当时国务院确定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1) 派代表常驻光大香港总部，为他们的城市对外开放提供服务。这些代表后来都成为了他们城市驻港机构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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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老板都在政坛上发挥作用了。荣老板是先做副委员长，后来做国家副主席。王老板是先做政协副主席，后做副委员长。光大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就派了原人民银行副行长邱晴，来接任王老板。光大和人民银行有很深的缘分，邱晴之后就是朱小华，后来朱小华出了问题，又派了刘明康，连续三任光大的一把手都是由央行的副行长来做的。现任的唐双宁董事长，是由银监会副主席任上调来，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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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以后，原来中央直属的五大公司就剩两大公司——中信和光大了。邱晴是在“六四”以后接任王光英的。之后，光大调来了一批央行的司长，包括外管局局长唐庚尧及刘纪元、李树存等老同志。在邱晴主政时期，我和她的私人关系非常好。我认为她是一个品质很好的人，我也是她培养起来的。1993年，中央把我和王雪冰一起任命为光大集团的副总，她对我们年轻人寄予很大期望，但王雪冰没多久就被调到中国银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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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原名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当时各个省都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融资平台，或者叫融资窗口。当时，光大下面也成立了一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叫王亚克，原来是国家外管局的一个处级干部。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把光大信托投资公司的投资规模从9个亿扩张到140个亿。但是，他做外汇交易出了问题，一开始就赔了4000万美元。4000万美元，在现在对一个大公司来说还是有限的，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巨额数字。于是，他想捞回来，又投入资金再做，又亏了4000万美金，整个亏了8000万美金。同一时期，中信做铜的期货，也赔了相当巨额的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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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邱晴就对我说，孔丹，你去做一件事；王亚克不行了，由于这些损失他的精神压力太大，一天到晚精神恍惚，你去接替他；先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用三个月给我一个报告。之前，我在光大是做贸易、实业投资和港口方面的业务，接到这个任务后，我说：“好，我一定努力完成这个任务。”我就走马上任了。那时，光大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设在北京天坛饭店。我上任一了解情况，就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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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在全国一共设了七个办事处，但都不是独立的子公司，都是办事处。在三四年的工夫里，它高息揽存，形成了巨大的负债。高息揽存的利率非常高，人民币年息22％～24％，美元年息12％。然后他们把所有的钱又投向各个省区，投到各种项目上去了，有的是放账借给了别人，投出去的这些钱，实际上是血本无归了。但他怎么形成账面盈利呢？他是这么记账的：他把总部投出去的资金和办事处之间设一个利息差，把这个利息差记作为本部的收益，这实际上是虚假的收益。所以我摸了情况后发现，出大事儿了！接手不到一个月，我就向邱晴报告了。我说，一年损失我给你算个粗账，按那么高的利息，100亿元人民币，一年就亏损22个亿～24个亿；美元按12％利息算，我记得有六七亿美元资金吧，一年利息约八千万美元，相当于五亿多人民币。这两个加起来得损失多少？少说一年亏损25亿至3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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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晴说：“孔丹，你别吓我呀！”我说：“邱晴同志，你对我这么信任，我得给你讲老实话。”后来，她就把唐庚尧、刘纪元、李树存三老找来，我一个人给他们汇报。我把材料和基本的数据往桌子上一放，一一分析。我记得唐庚尧当时脸就白了，他说：“孔丹，你可得负责任啊！这个事儿可别弄错了啊！”我说：“我以党性来担保。你们看他会计准则的使用是有严重问题的。”唐庚尧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完了。”我说：“事实就是这样，不仅是光大信托完了，它会把我们光大集团拉到深渊里去，因为它是个危险的‘活老虎’，每年都会吞噬我们几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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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90年代中期，劲夫同志已经退了，国务院是李岚清副总理负责对外经贸这部分业务，分管中信和光大两个机构。邱晴说：“你和我一起去给李岚清同志汇报一次，你来讲，你能讲清楚。”在李岚清同志的办公室，我就向岚清同志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汇报了。他听完之后说：“邱晴同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解决不了了。这很多都是金融方面的事儿，要找镕基同志了。”于是，他给镕基同志打电话。当时镕基同志是常务副总理兼中央银行的行长，李鹏同志是总理。岚清同志当时在电话里说：“我这儿有个事儿。光大出大问题了，我解决不了，得找你了。”镕基那人肩膀硬，他说：“好，我来处理。”从这个事件开始，中信和光大就都转到镕基管辖的范围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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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基就让人民银行的戴相龙、陈元他们来了解情况。那时我成天就是汇报。向戴相龙同志汇报，我汇报了十几分钟以后，戴相龙同志带着苏北口音说：“孔丹，这是做假账唉，这怎么得了唉！”我说：“我知道这是做假账，得了不得了，这事已经出了，怎么办哪？”我还跟陈元汇报。当时央行三个司的司长：一个是现在中行的董事长肖钢，一个是现在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一个是现在中国投资公司的谢平。他们三个当时都是司长，一齐到光大来，再听我汇报。这件事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不得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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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不久，英国老牌的巴林国际银行有个叫里森的，他做外汇期指交易，给巴林银行损失了大约五亿英镑。他的手法就是做假账，输了钱，在账上看不出来。总部派人来检查，他说他在花旗银行有多少钱，在巴黎银行有多少钱。然后，他就带检查人员去玩儿，糊弄，把检查混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他兜不住了，五亿英镑亏损就把老字号的巴林银行搞垮了。后来，他在新加坡坐了监狱，居然还写了本书：《我是怎样搞垮巴林银行的》。王亚克其实也可以写一本《我是怎样几乎搞垮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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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邱晴这位老同志很尊重，她做人做事很有大家风范。她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要给镕基同志写报告。”这个报告从头到尾是由我起草，邱晴修改的。在报告的结尾，她自己加上最后一句话：“我难辞其咎，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只要能够挽救光大。”我说：“邱晴同志，这句话要写上吗？”她说：“我得表态，我来承担责任。”当时镕基同志果断处置，让罗干秘书长过问这件事，调整光大的班子。罗干同志来谈话，邱晴因此就被免职了，但是没有追究责任。1996年调整班子，任命央行副行长朱小华为光大董事长，任命我做光大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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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华刚到任，镕基接见我们。我就在光大大厦等朱小华的车，准备一起走。我的司机看朱小华的车还没过去，就继续等。等着等着，我觉得不对劲了，三点开会，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说：“赶紧走！”紧赶慢赶到了中南海镕基同志的办公室，九个座位只有一个空的在等我，罗干、戴相龙等同志都在，弄得我出了个大洋相。开会之始，罗干宣布了任免。镕基接着说：“孔丹，你这个总经理是我提名的，你要好好支持朱小华，帮助朱小华。你们要承担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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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我们就抓紧制定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我不知写了有多少稿。有了初步方案后，我和朱小华坐着火车硬座就奔了北戴河，等着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我们是背着一捆材料去的，都是我准备的。开会之前，先到了镕基那里，他听了一阵我的汇报，就说：“孔丹，你是要负责任的，你知道吗？”我说：“我负责任。”他说：“如果这次的损失低于25亿，那就是谎报军情，你要负全部责任！”我说：“镕基同志，损失只会比25亿多，不会比25亿少。”后来审计署派人来专门核查，经查实一年就损失了人民币25亿至30亿元，而且会延续下去。镕基同志动怒了：这个人要抓起来！当场去给李鹏总理通了电话。所以，北京那边马上就抓了王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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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光大问题，我们汇报解决方案，会议由李鹏主持，镕基在一边不断插话。我们的方案经过反复测算。首先，方案主要是实施债转股，就是债还不起了，是谁的债权，就直接变成我们的股东。我们这个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就是大家的了。我记得当时把那几个副总理急得呀。李岚清说：“哎呀，你们这个里面有我们外贸系统的钱啊，你们不能不还钱哪！”钱其琛说：“我们外交系统本来就没几个钱，放在你们那里生点利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得还！”其次，除了大部分债转股外，方案里也安排少量还款。李岚清除了外贸还管教育，他说：“教育是千万要保证的，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弄的钱。”我说：“各位副总理，按国务院指示精神，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但是我们得有钱才行啊，你们得给我们拨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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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时候我常用的词就是：坐困愁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难以为继。最后确定的方案，除了少数还钱以外，基本都债转股。这是和陈元及央行几位司长一起研究的方案，最后在北戴河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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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会议以后，小华说：“这些情况我不太熟悉，将来具体处置的会议就由你去开吧。”我说：“镕基同志说让我好好帮助你，你让我去，那我就去吧。”所以陈元同志在人民银行主持债权人会议，是由我去参会的。陈元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来处理光大信托的问题。先请孔丹同志来讲一下经国务院批准的方案。于是，我就开始照本宣科地报告方案内容。其中欠了中石油三亿美元，是啊，三亿美元呀！这在1996年是个很大的数目，当年他们把闲钱投到我们这儿生息来了。中石油的财务总监老贡后来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也打。我接电话只能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没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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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当初光大信托真正完成了债转股，这也是我的主意，就相当于止损了。因为所有的债都不用再支付利息了，也就是把140亿的债务变成了原来债权人的140亿股权。实际上，我们光大信托的资产也没有二三十个亿啊。我们测算过，如果光大信托清盘也就每股一两毛钱。后来，方案中的债转股部分出现问题，遭到强烈抵制，又要翻过来再支付，而且变成要记利息，这样累计下来，整个光大信托给光大集团带来的损失就是约一百四十亿资产全额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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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方案后来就做了妥协，还是偿债，只是延期执行。怎么办哪，先筹集资金。朱小华毕竟在人民银行待过。他找了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行长吃饭，向大家伸手求援。每家借给光大一部分资金，人民银行再贷款20个亿。就这样在各大行的支持下，光大融了近百亿人民币的资金，当时这是巨额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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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光大首先是要应对支付性的危机，但是，我觉得更深层的问题是投资失误带来的实际经营状况的危机，这个危机比支付性危机还要严重得多。怎么解决呢？支付性危机可以用现金流来解决，但是经营状况危机只有一条路，你必须赚钱把它补上；填上这个亏空只能靠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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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朱小华因为他过去的职务，有很好的条件，与部委办的联络，与各省的关系也比较熟，影响力也在。镕基同志让他做光大董事长，他也是雄心勃勃的。而且朱小华活动能力很强，中国移动在香港上市，光大拿了1.5％的股份，中信当时也只拿到0.5％，说明大家都很给他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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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较激进，比较急于扩张。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被香港的报纸称为“金手指”——golden finger。因为光大有很大的资金量，可以搞各种投资。而且光大买哪个资产，那个资产就涨价；买哪只股票，那只股票就升值。所以都说朱小华是“金手指”，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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