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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病不肯赴陕谈判，写信款诉衷曲自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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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为解救蒋介石，是政治军事两手并用，炮弹银弹双弹齐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当他选择了“讨伐”这一手后，出现的却不是他所预想的效果，而遭到了各方的一致反对。事变的最终解决是靠了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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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爆发后，在1927年北伐中被蒋介石一掌推入血海，又在10年中务求斩尽杀绝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一种以抗日大业为重的博大胸怀，力主和平解决。当初，确有些人为蒋介石被捉而高兴，深更半夜，还有人去敲毛泽东的门，强烈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却大义释嫌，不念旧怨。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等15人致电南京政府，指出事变的爆发，“实由于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扩大内战，将导致“国亡种灭”，希望南京政府采纳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这支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杀了10年、与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红军队伍，甚至提出“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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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赶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进一步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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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发出对孔祥熙等人的通电，电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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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孔庸之、孔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孔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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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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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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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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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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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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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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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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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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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这些正确主张和实际行动，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对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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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祥熙洋洋得意于他的《讨伐令》下达造成的对张、杨威慑效力时，张、杨二将军却根本不买他的账，对南京的军事进攻做出了强烈反应。张、杨命令所属各部密切注视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将大部分东北军集中于西安附近，准备一决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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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既没有关闭和谈的大门，也毫不惧怕孔祥熙的军事进攻。张学良致电南京政府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表明了一种希望和平但并不惧战的坚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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