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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170616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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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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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我这九十年》，一时感慨良多。看到媒体介绍，也多是编辑和普通读者们的感受，而少有学者的涉足。可知这样一本平实的口述自传仍为浮躁忙碌的学界忽视，无意领略书中所含蕴的时代社会消息。好在任均老人只想给孩子们留点故事，都没想到会出版福泽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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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克明先生的简短邮件里，我说，从这本书中的角度看，“人生百年之跌荡、权势之更移，都是可圈点的社会教育的好材料；长者之善通过细节表达得极好，不像时下流行者动不动要辩解什么或美化什么”。一种消费型读者希望看到“分析与反思”，只能遗憾“在分析与反思上，并无特别出彩和沉重的地方”，甚至分析说老人“没有强烈的痛感，也就缺乏反思”，说老人“对历史一脸天真”等等，多半忽略了本书的个人本位或说亲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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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冯友兰住宅前的合影。后排三位男性，右一、右二分别是冯友兰和金山；中排五位女性，左一、左二分别是孙维世和宗璞，右一、右二分别是任均和任载坤；前排五位少男少女是任家的冯姓和王姓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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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均老人的亲友中阶级成分之复杂几乎囊括尽了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有无“强烈的痛感”绝非对历史谬托知己者所能领略。只是一个本分的老人永远含蓄而和气，历史的惨烈在积淀中自然开结出至今尚未被当代流行文化思潮重视的花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比如老人谈起自己儿时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孙维世，那种沉痛、平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这样说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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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还有类似小报文章在说孙维世死时的惨状。这位“红色格格”、周恩来的养女，在“文革”中离奇地死亡，至今仍给了无数文人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般的想象，如说：“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狱中。死的时候，手戴镣铐，浑身赤裸，遍体鳞伤。那一年，孙维世48岁。”如说：“孙维世也于1968年10月14日瘐死狱中，年仅46岁，据说死亡时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铐，颅内被钉进一根铁钉……”自然，更多的是猜测她跟领导人甚至其养父之间的暧昧关系。只是这些文字多是文人之笔，而少查证谨严的史家之笔。这些加在亲人身上的想象，甚至泼在亲人身上的脏水，任均老人也许并不知道，她只知道“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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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谈起三姐夫冯友兰先生：“我觉得芝生兄这个人，一脑门子学问，是个真正的学者。他从清华转到北大后，好一阵子不让他教课。有他的课时，学生们都准备着批判这教授。可是，他不论是在逆境里，还是在顺境中，总是那么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我觉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静。”1977年，三姐病重，“我又去三姐家，带些鲜姜。那时传说姜能止痛，可是定量供应，一家才能买二两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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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家六姑娘任均（右）和二姐任锐、孙维世（中）1930年代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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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家老二任锐（任纬坤），在丈夫孙炳文就义后，带着四个年幼子女继续革命。她的女儿孙维世从小被周恩来收养，是延安最出众的女性之一。图为孙维世与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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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们太缺少足够的个体精神的营养，这其中，就有家风家教的匮乏；而任均老人的记忆中，最珍贵的就是亲人之间的温暖、立身处世的规矩礼仪。用宗璞的话，这些最基本的常情常理常识，才是最为重要的。“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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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170616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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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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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这样一个家族的氛围，我跟克明先生交流了几次。“在社会激荡的时代，外祖父让他的女儿们读书念新学，不成为旧时代的女性，同时又有严格的规矩教育，即三从四德那种。旧养和新学的教育，使女儿们有规矩，有文化，有大家闺秀的气质，便有了自主择婿的要求和眼光。另一方面，外祖父以国家为念，也对女儿有重要影响。”克明先生说，“外祖父给女儿们打下了教育、修养的基础后，任女儿自主择婿，自主选择人生道路，而不像旧家长那样为孩子规定人生。”“这些家教里的东西，由女儿带到各自的家里，丈夫们也都有学养，便使每个家庭都继承了外祖父那里的一些东西，如懂规矩，如念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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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克明先生去问他的母亲，任均老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规矩啊，让我们懂规矩。”克明先生认为，对女孩子的家教，规矩应该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这是有修养的基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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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克明先生寄来一些材料，让我一睹百年前任家家风。任芝铭先生投身时代社会变革的洪流，却在给妻子、女儿的信中体现出修养共勉的浓浓亲情。如写给妻子：“平女在家读书，恐难进步。因私塾教授，多不合法之故。来鄂后当令入此间小学也。”“我因恐宁外孙久不上学，日渐堕落，昨同老田由长沙搭车，今午来到武昌。拟令宁外孙随老田到新蔡住。俟暑假后，再送往别处上学。”“闻县中驻军均开往北伐，留者仅只一团，足见任军长深明大义，良用钦佩！四境土匪能敛迹否？人民负担，想必较前轻减。”如写给女儿：“我久出不归的主因，固然是时势所逼，不能不稍尽党员的责任。”“如果没人改正，你就能写这样好的信，那便是你读书很有长进。我真欢喜极了。……”这些家书都可圈可点，议时、议政、议教、议民生，不是我们现在所表现的家长里短，或所谓简单的嘘寒问暖，而是重视读书修养、人生境界，重视一个人的眼界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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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芝铭虽然有过无子的伤感，但自己的喜恶爱好一点儿也不瞒着妻子女儿，他极坦然地向家人表白立身处世的大道、国家社会一体的感觉，即个人幸福在于服务于国家社会。这种立身处世的大道，就是要读书识理、知书达理，要关心社会。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贫，他把这种情怀传递给妻女们了。他寄给二女任锐的一首诗说：人言生女恶，缓急慰情难。赖有音书至，报知骨肉安。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罗兰。国事蜩螗里，北风增暮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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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锐即是后来毛泽东称呼开了的“妈妈同志”，在她的丈夫，朱德、周恩来的战友孙炳文去世后，任锐把孩子们都送进了革命队伍。她自己则同样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她曾走上街头，慷慨演讲，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在公开信上写道：任何依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她的示儿名诗是：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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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族注意规矩，但绝不缺乏勇敢、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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