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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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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风家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俗得烂熟的文明最可宝贵的了。无论是革命世纪,还是改革年代,还是小康岁月,人们太容易被时流、主义、概念绑架,或者自以为极崇高,或者自以为极实在的世俗,都参与了时代社会的动乱乱动潮流。但太少有人能坚持一点自己,能坚持一点规矩,甚至理性和激情统一的勇敢。用毛泽东的话,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遗憾的是,太少有人有着这种精神。任芝铭先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在时代和人生之间,践行了这种精神,一种中道,即个人修养和家国情怀的统一。这种人生大道并非任芝铭个人独有,而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受命之才士、圣贤、将相们共同践行的,只是在任芝铭先生及其亲人那里展示得极富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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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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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芝铭先生的父亲是逃荒到河南的贫民,以贩卖青菜为生。虽然穷,却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就会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不占一点便宜。他的为人准则是:“穷也穷个干净。”虽然穷,却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想办法让任芝铭读书,使任终成为清末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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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任芝铭先生的妻子张梦吉家境好得多,却自作主张,看中了任芝铭,因为“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这种夫妻患难与共的故事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文明的一个隐喻,郎才女貌,唯美人欣赏才士,唯才士配得上这种心智的女子。张梦吉没有图错,任芝铭也以一生的风骨境界职尽了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培养的孩子也具备了这种精神,如克明先生所说的,懂规矩后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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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任芝铭专心治学,不问政治。后来目睹清政府腐败,国难临头,就卷入了中国的革命潮流。他加入了同盟会,任本县支部长。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芝铭仍任支部长。1928年8月,任芝铭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开赴江西“剿共”,他愤而辞去该师秘书职务,回到家乡创办了“今是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他似乎成了一个天生的反抗者,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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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芝铭又一次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豫北师管区司令部参议、十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多次回家乡新蔡动员有志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亲自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即任均送到延安。当时,得知任芝铭来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宴会,并对他说,任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我们非常欢迎。任芝铭则回答:那边的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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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任芝铭进入政协、人大、民革的行列。这个革命世纪的仁人志士,一生都寄托给了革命,但在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温情良善地对待地主;镇反时刻,他从不主动去检举任何“敌人”。因为他虽然革命,却恪守着一个人的天良、规矩和最基本的常识,不为时世所变易。在三年饥饿时期,他以九十高龄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景。他在北京颤巍巍地对女儿任均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甚至宗璞也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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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芝铭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到他晚年,经红卫兵批斗后,他已经看不懂时代的游戏或革命变异了,他向周围的人发出疑问:“是不是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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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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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革命变异,何止任芝铭一人发生疑惑,就是他的女婿、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一度迷失其间。甚至今天无数的中国人仍在其间纠结,或以为自己看透了革命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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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走过革命世纪的任均老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她对儿子王克明先生说的是:“咱们要实事求是。”硬要从历史里诠释或演绎出什么理论或学理框架,要历史里丰富的大小人物做理论的小部件,是任均老人做不来也无意做的。用那些习惯于真理在握者的老少论者所谓,她没有成为“两头真”式的人物。但用克明先生的话,“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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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任均、王一达夫妇和儿子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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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先生谈及当下时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克明先生还说,阅读历史,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得到的经验就是,不培养“仇恨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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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家族的历史记忆里走向了统一。因为任均老人的回忆即如此,而冯友兰先生,这位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巨人,在晚年的实践思考中即为国家进步尽了自己的经验智慧。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学界多忽视了冯先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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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北大三角地极不平静,引人注目的消息接连不断,其中有一张北大教授们签名的大字报,排名第一位,就是冯友兰。季羡林和张岱年等七位大牌教授,排在冯先生之后。在此之后,则“以下基本按姓氏拼音顺序”。对于冯先生异乎寻常的表现,海外的林中明先生及时地冒犯而问:“为什么您这一次,率先签名,抗议政制贪污?”据说冯先生静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回答:“这是为了中国的进步,我所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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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符合冯友兰先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平实的人,他不会慷慨激昂,或高论一时;他不会如新潮的理论家动辄到海外借来他人的理论,说什么告别革命、非暴力取胜一类的话,他用的是自家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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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阿曲毛泽东、江青,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将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做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这种悲剧,一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悲剧。真正的精神生长如此艰难,而新新人类或学界的新人类们竞相引来新奇的理论框架,以图框架住中国革命、毛泽东或他们以为的某个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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