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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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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聂家的奠基人是聂继模，清康熙、乾隆年间人，字乐山。事亲至孝，善医，被称为“积学能文而不应试”，开有一间小中药铺，崇尚文教，诗书终生不离手。乐山公只是一民间草医，且有着经营不利、药店被窃至于关门大吉的种种坎坷，但乐善好施，在疫病流行之年赈济贫民、泽被禁范（待罪囚徒），“全活甚众”。每月初一和十五，聂继模必行义诊，不仅对来店抓药的贫民义诊，还主动去县监狱为犯人们义诊、送药。以至于成为当地的社会贤达，衡山县令发愿要报答他，“翁存心救人，吾无以报公，当教汝子读书成名，即所以云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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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了乐山公六十六岁、七十七岁两次带着孩子进京参加考试的举动，在进京途中他仍多次济人危难、施药疗疾。这一善行，让一百多年后的后人，他的七世孙聂其杰（即聂云台）感叹：“放下自己要事，以救他人，最为难能。”老人的善心善行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休止，据说他八十多岁后仍为生产危症深夜冒雪出诊，聂云台骄傲于自己的先祖“舍己济人之心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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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白衣匹夫，活得清正、踏实、自信，当他的儿子聂焘有了功名、做了陕西镇安县知县之时，他并没有如今天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在儿子面前失去了告诫的资格、智慧和能力。他给儿子写的书信无意中为当时陕西巡抚陈宏谋（文恭）所见，陈大为称赏，至于“刊发通省官厅，以资策勉”。陈曾三评此信，初谓“表里雪亮，根底深厚，人情物理无不洞悉入微”，再谓“理足词挚，真切有味”，更谓“只此一篇，抵过著书数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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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诫子书》被收入专门收录清廷高级文武官员文稿的《皇清经世文编》，以及清朝官方所编的《政令全书》，成为为官者的必读箴言。今天也被不少作者收选其著述中，并让人从中受益。这份在当时被誉为“知民教士之法”的家书，让我们见识了传统中国一介布衣的家国责任、济世情怀、担当精神、人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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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继模通达淡定，信中第一句就是劝导儿子“在官不宜数问家事”，因为那样做的话，“道远鸿稀，徒乱人意”。为了不让儿子牵挂，他说自己和老妻已习惯了儿子常年离家，“岁时伏腊，不甚思念”；即使儿媳孙辈随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怅恋”，然“想亦不过一时情绪，久后渐就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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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儿子任职的镇安县偏僻、落后，如人少、山僻、事简、责轻，这种条件“最足钝人志气”，因此他告诫儿子要“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如“偷安藏拙”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聂继模告诫儿子不要以为自己工作不繁忙，不重要，就放松努力，应当兢兢业业于职守。他说的“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可谓至理名言。善于以小警大、小中见大，才能时时刻刻地保持对“忽微”的警惕，把“有事”化为“无事”。这样的训诫对今天内地的官员和年轻人仍是至理名言。现代化的都市中心特征，使得乡野之人的生活多为被动，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等等都有待中心城市的发布，人们难能自立也因此妄自菲薄，在追赶摹仿生活的道路上亦步亦趋，甚至因循、懒散，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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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聂继模那里，生活是重大的。有报效社会的机会就应全力以赴，他提醒儿子不仅为自己和亲人而活，因为性命乃是“民社之身”，莫因草菅民命而使得“数千里外老人魂梦作恶”。他们作为父母亲，并不指望儿子的薪水俸禄，真正的颐养天年，是“以善养不以禄养”。这样的父亲在今天已经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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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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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继模给儿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他八十多岁去陕西看望儿子时，仍不忘老传统，在初一和十五去该县监狱送诊送药。乾隆十五年，适逢聂继模八十寿辰，聂焘派人送去一百两寿银，聂继模原封退回，并对来人说：我听说修路可以造福延年，此物即为修路之资。镇安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为官者多不愿来此就任。聂焘来此就任知县，一待就是七八年。初到镇安时，目击四境荒凉、虎狼出没、山民贫困的景况，聂焘感叹说，“志在利禄者，易生厌烦愁穷之心，若志在民生者，更当切休养生息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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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伊始，聂焘经常骑着瘦马穿着麻鞋，轻装简从，风尘仆仆，行走于虎狼出没之道，跋涉于悬崖恶水之间，踏遍了镇安方圆六百里土地，体察实情，察恤民意，探求治县富民的方略。他写诗说：“官民父子情，欣戚如同屋。饥者待我饱，寒者待我燠。饱燠我何能，抚心恒粥粥！”为此，聂焘首先实行休养生息的农垦政策，他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的新政吸引了不少湖广、浙江、巴蜀一带的流民纷纷落户镇安，五年间人口、土地、粮食生产翻了一番；他自筹资金，带领山民，修筑道路，发展交通，整修了镇安到长安一百八十公里的人性便道，为山货外运、贾商入镇创造了良好条件；他从江浙一带招聘来缫丝匠人，引进、推广养蚕、取丝、织布技术，大力倡导山里人兴桑养蚕，至今蚕丝业仍旧是镇安的主导产业；他启迪山民，重视并发展教育事业，为镇安文化发展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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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衣食简朴，但努力践行父亲“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家身计”的教诲，对支持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在镇安时，每有重大利民之举，他都率先捐资相助，据县志记载，共捐出白银五百八十二两（其中修路二百四十两，建义学一百三十两，建社仓二百一十二两），还有其他诸多捐资，未明数额。作为一个穷县知县，收入本来不丰，又无收刮贪墨之巧为，能捐出这么多俸禄，连零头也捐出了，足见已经倾其所有、竭尽其力了。他所捐献银两的数量，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县令一年所得俸银的全部，堪称一代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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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聂焘招游民、垦荒田、兴桑蚕、修水利、辟道路、倡集市、建学堂、设义仓、纂县志，做了许多勤政爱民、兴利除弊的实事好事，治绩卓著，公推陕南第一，乾隆二十年（1755）升调凤翔大邑。临行时，父老乡亲自发夹道相送，攀辕涕哭，聂焘迟不忍离，吟出《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诗。在凤翔任职不到三个月，聂焘归家奔母丧，从此坚请终养，再未出仕，先后在湖南三个著名书院担任主讲，传道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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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焘生前死后入镇安名宦祠、凤翔乡贤祠。数百年来，镇安人民为怀念这位父母官，创作了大型花鼓戏《聂焘》，有人说，那是“陕西艺术节上看的最好的一部戏”。这部戏讲述的是聂焘的政绩，从中可知一个偏远小县要做一点实事，仍是极为艰难。戏中就有一大段近似咏叹调的“当官难”。聂焘实心行实政，遇到的最大障碍便是县丞和乡绅从中使坏。他们先是借刀杀人，其阴谋被聂焘识破，未能得逞，后又借修路失事，聚众闹事，企图赶走聂焘，使聂焘身心受到致命打击。实现一个清白正直的人生不易，但聂焘做到了，因此他被人们搬上戏台，并成为今天地方官员都难以企及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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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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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厚必报。聂家父子两代，一民一官，确立起的做人原则影响到后人，使得衡山聂家以三代进士、两代翰林名闻遐迩。其中有名者，如聂镐敏、聂镜敏、聂铣敏、聂鏸敏，等等，都是或官或学的通人、达者。到了聂缉椝的父亲聂亦峰施展才学时，除了清正的作风，更有强烈的敬畏之心。聂亦峰曾说为宦之难：“惟恐上负国恩，下辜民望，玷清芬于祖父，贻恶报于子孙。”又说即使“虚心听断，实力讲求”，也难免“清夜自思，神天可质，而信心之处即系歉心之处，暗中过失，负疚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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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出身、点过翰林的聂亦峰官运不佳，他曾到多个地方当县官，长达三十年。这大概是因为他立身处世清正而敬畏，他不属于某个上级，或官场的某个圈子，每到一地，总要捐助建育婴堂、牛痘局、清节堂（为清苦寡妇而设）、宾兴馆（资助贫士考试而设）。到他在广东新县当县官时，该县发生了新宁余李两姓械斗案。在空前惨烈的宗族大械斗中，余姓死者七百余，李姓死者一千二百，尸横河岸十三里许，腥血污秽，河水皆臭……为此，官府派兵进剿，聂亦峰“恤民如伤”，认为“两姓皆惩创已深，不堪再加刑戮”，他到第一线说服各路将领万不能动武，不许官兵擅入乡村。聂亦峰的怀柔用心遭到武将的驳斥，但聂亦峰“抗秉至第五次坚持不移”，如此“制军始批准”，然仍“大不谓然”，以聂为“优容轻纵”，之后聂“闲居两年不见制军面”。结果，官兵围剿计划被制止，丧亡近两千余命的“弥天巨案未刑一人而得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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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传入曾府，令曾国藩大为动容，于是决定把“满女”（湖南人对最小的女儿的昵称）——他最疼爱的曾纪芬许配聂家，广东巡抚亲自为之提亲。曾国藩对聂亦峰的儿子聂缉椝考察过，虽然聂缉椝“科场不兴”，但通洋务，洋人傅兰雅很是赏识他。在外人眼中古板保守的曾国藩其实是通达的，在他看来，“中国不缺官员，不缺翰林”，缺的是有现代观念的人才。而聂缉椝一表人才，生平好经世之学，秉公办事，乐善好施酷似乃父，正是曾家意中的女婿。1875年，聂缉椝和曾纪芬在曾国荃的主持下，结为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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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缉椝从此青云直上，在晚清官场显赫一时，历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苏松太道、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可谓巡遍江南，一代名宦。他的官声来自他的清正家风，也来自他对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时代意识，他是以超前的思维推动古老中国的少数先觉者。他处理过江南制造局两千多人的大罢工，两头做工作，调解劳资关系，最后以总办这头允许增加饭费为条件，终于使工人们恢复了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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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巡抚任上，聂缉椝更进一步接触到现代商业资本，同时也遭遇到官场倾轧和商人的陷害。浙江担负的战争赔款每年达百万元，不堪重负，聂缉椝发现铸制铜元获利甚厚，于是剔除各种杂乱货币而以颁布新型铜元为流通货币，一年下来，居然盈利上百万。但这样一来，就给“查无实据”的小人们提供了“事出有因”的机会。由于得罪了商人的利益，得罪了勾结一起的朝中官员，聂缉椝被朝廷查办。尽管没有查出他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但他仍被朝廷开缺，免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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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官场，聂缉规有着“才大心细，精干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的上佳评语。但他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官员，后者除了做官别无能力，后者只知人生的施展在于官场、体制内；聂缉椝不同，在他跟洋人、现代商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明白中国人可以有别的人生空间，有人格独立、人生自立的可能性。因此，一旦官场抛弃他，他对官场也再无留恋。也许想到了先人“当官难”的感叹，聂亦峰告诫后人说：“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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