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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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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继模给儿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他八十多岁去陕西看望儿子时,仍不忘老传统,在初一和十五去该县监狱送诊送药。乾隆十五年,适逢聂继模八十寿辰,聂焘派人送去一百两寿银,聂继模原封退回,并对来人说:我听说修路可以造福延年,此物即为修路之资。镇安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为官者多不愿来此就任。聂焘来此就任知县,一待就是七八年。初到镇安时,目击四境荒凉、虎狼出没、山民贫困的景况,聂焘感叹说,“志在利禄者,易生厌烦愁穷之心,若志在民生者,更当切休养生息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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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伊始,聂焘经常骑着瘦马穿着麻鞋,轻装简从,风尘仆仆,行走于虎狼出没之道,跋涉于悬崖恶水之间,踏遍了镇安方圆六百里土地,体察实情,察恤民意,探求治县富民的方略。他写诗说:“官民父子情,欣戚如同屋。饥者待我饱,寒者待我燠。饱燠我何能,抚心恒粥粥!”为此,聂焘首先实行休养生息的农垦政策,他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的新政吸引了不少湖广、浙江、巴蜀一带的流民纷纷落户镇安,五年间人口、土地、粮食生产翻了一番;他自筹资金,带领山民,修筑道路,发展交通,整修了镇安到长安一百八十公里的人性便道,为山货外运、贾商入镇创造了良好条件;他从江浙一带招聘来缫丝匠人,引进、推广养蚕、取丝、织布技术,大力倡导山里人兴桑养蚕,至今蚕丝业仍旧是镇安的主导产业;他启迪山民,重视并发展教育事业,为镇安文化发展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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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衣食简朴,但努力践行父亲“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家身计”的教诲,对支持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在镇安时,每有重大利民之举,他都率先捐资相助,据县志记载,共捐出白银五百八十二两(其中修路二百四十两,建义学一百三十两,建社仓二百一十二两),还有其他诸多捐资,未明数额。作为一个穷县知县,收入本来不丰,又无收刮贪墨之巧为,能捐出这么多俸禄,连零头也捐出了,足见已经倾其所有、竭尽其力了。他所捐献银两的数量,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县令一年所得俸银的全部,堪称一代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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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聂焘招游民、垦荒田、兴桑蚕、修水利、辟道路、倡集市、建学堂、设义仓、纂县志,做了许多勤政爱民、兴利除弊的实事好事,治绩卓著,公推陕南第一,乾隆二十年(1755)升调凤翔大邑。临行时,父老乡亲自发夹道相送,攀辕涕哭,聂焘迟不忍离,吟出《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诗。在凤翔任职不到三个月,聂焘归家奔母丧,从此坚请终养,再未出仕,先后在湖南三个著名书院担任主讲,传道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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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焘生前死后入镇安名宦祠、凤翔乡贤祠。数百年来,镇安人民为怀念这位父母官,创作了大型花鼓戏《聂焘》,有人说,那是“陕西艺术节上看的最好的一部戏”。这部戏讲述的是聂焘的政绩,从中可知一个偏远小县要做一点实事,仍是极为艰难。戏中就有一大段近似咏叹调的“当官难”。聂焘实心行实政,遇到的最大障碍便是县丞和乡绅从中使坏。他们先是借刀杀人,其阴谋被聂焘识破,未能得逞,后又借修路失事,聚众闹事,企图赶走聂焘,使聂焘身心受到致命打击。实现一个清白正直的人生不易,但聂焘做到了,因此他被人们搬上戏台,并成为今天地方官员都难以企及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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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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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厚必报。聂家父子两代,一民一官,确立起的做人原则影响到后人,使得衡山聂家以三代进士、两代翰林名闻遐迩。其中有名者,如聂镐敏、聂镜敏、聂铣敏、聂鏸敏,等等,都是或官或学的通人、达者。到了聂缉椝的父亲聂亦峰施展才学时,除了清正的作风,更有强烈的敬畏之心。聂亦峰曾说为宦之难:“惟恐上负国恩,下辜民望,玷清芬于祖父,贻恶报于子孙。”又说即使“虚心听断,实力讲求”,也难免“清夜自思,神天可质,而信心之处即系歉心之处,暗中过失,负疚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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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出身、点过翰林的聂亦峰官运不佳,他曾到多个地方当县官,长达三十年。这大概是因为他立身处世清正而敬畏,他不属于某个上级,或官场的某个圈子,每到一地,总要捐助建育婴堂、牛痘局、清节堂(为清苦寡妇而设)、宾兴馆(资助贫士考试而设)。到他在广东新县当县官时,该县发生了新宁余李两姓械斗案。在空前惨烈的宗族大械斗中,余姓死者七百余,李姓死者一千二百,尸横河岸十三里许,腥血污秽,河水皆臭……为此,官府派兵进剿,聂亦峰“恤民如伤”,认为“两姓皆惩创已深,不堪再加刑戮”,他到第一线说服各路将领万不能动武,不许官兵擅入乡村。聂亦峰的怀柔用心遭到武将的驳斥,但聂亦峰“抗秉至第五次坚持不移”,如此“制军始批准”,然仍“大不谓然”,以聂为“优容轻纵”,之后聂“闲居两年不见制军面”。结果,官兵围剿计划被制止,丧亡近两千余命的“弥天巨案未刑一人而得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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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传入曾府,令曾国藩大为动容,于是决定把“满女”(湖南人对最小的女儿的昵称)——他最疼爱的曾纪芬许配聂家,广东巡抚亲自为之提亲。曾国藩对聂亦峰的儿子聂缉椝考察过,虽然聂缉椝“科场不兴”,但通洋务,洋人傅兰雅很是赏识他。在外人眼中古板保守的曾国藩其实是通达的,在他看来,“中国不缺官员,不缺翰林”,缺的是有现代观念的人才。而聂缉椝一表人才,生平好经世之学,秉公办事,乐善好施酷似乃父,正是曾家意中的女婿。1875年,聂缉椝和曾纪芬在曾国荃的主持下,结为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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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缉椝从此青云直上,在晚清官场显赫一时,历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苏松太道、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可谓巡遍江南,一代名宦。他的官声来自他的清正家风,也来自他对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时代意识,他是以超前的思维推动古老中国的少数先觉者。他处理过江南制造局两千多人的大罢工,两头做工作,调解劳资关系,最后以总办这头允许增加饭费为条件,终于使工人们恢复了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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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巡抚任上,聂缉椝更进一步接触到现代商业资本,同时也遭遇到官场倾轧和商人的陷害。浙江担负的战争赔款每年达百万元,不堪重负,聂缉椝发现铸制铜元获利甚厚,于是剔除各种杂乱货币而以颁布新型铜元为流通货币,一年下来,居然盈利上百万。但这样一来,就给“查无实据”的小人们提供了“事出有因”的机会。由于得罪了商人的利益,得罪了勾结一起的朝中官员,聂缉椝被朝廷查办。尽管没有查出他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但他仍被朝廷开缺,免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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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官场,聂缉规有着“才大心细,精干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的上佳评语。但他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官员,后者除了做官别无能力,后者只知人生的施展在于官场、体制内;聂缉椝不同,在他跟洋人、现代商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明白中国人可以有别的人生空间,有人格独立、人生自立的可能性。因此,一旦官场抛弃他,他对官场也再无留恋。也许想到了先人“当官难”的感叹,聂亦峰告诫后人说:“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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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缉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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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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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为不大,官声难跟岳父曾国藩以及当时其他一流的政治明星相比,聂家继承并发扬的家业显然是大起来了。聂家突破了个人、小姓等仍在世道的“必然王国”中生存的境遇,而有了创造的自由,有了开拓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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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可救药的官场失去忍耐力的聂缉椝离开官场后在产业领域施展了才华。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官宦人家,一旦有了现代商业意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就能落于实处。具体到聂家,他们甚少迂腐书生气,他们有着开拓进取的意识。聂缉椝和儿子聂其杰(即聂云台)在上海买厂的魄力相当大,以至于有论者字里行间会暗示聂缉椝以职务之便使得“国有资产流失”,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和今天都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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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官办企业华新纺织新局在甲午战争之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和挤压,开始连年亏损。聂缉椝近水楼台,取得了这个企业的股权。1904年,聂缉规派出自己家的账房先生汤葵生,由汤葵生及聂云台用复泰公司的名义租办该厂,第二年汤葵生去世,大权就全归聂云台掌握。聂云台雄心勃勃,重新改组复泰公司,用借来的巨款买下了该厂三分之二的股份。租约期满,他再次向私人贷款,其中向袁海观就借贷五万。买下了全部股份,使该厂成为聂家的独资企业,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然而聂家欠下的袁海观的钱,直至聂缉椝去世前一年才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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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家在湖南老家买田的气魄并不下于在上海买厂。有人说聂缉椝“凭借权势,利用三千余缗垦照费在湖南沅江、南县一带洞庭湖滨取得淤田四万余亩”。1904年,聂缉规在洞庭湖边大规模地围湖造田,这片湖田东西长十六华里,南北宽十华里,称为种福垸。年成好的时候,能收租谷五六万石,收棉花一万多斤,然而用于修堤固堤的费用亦非常之高。由于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亦住在这片土地上,为安全起见,聂家又组织了“保警队”,有武器装备,某种程度上,数万亩湖田已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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