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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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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云台对现代社会的思考至今仍是我们中国人可宝贵的遗产之一。现代社会放纵人的情欲，在制度和技术层面上保证人们可以身心最小的付出而得到最大的物质刺激，投机和纵欲因此盛行。聂云台考察古今中外，说明无节制的情欲满足固可逞一时之快，但给个人的身心伤害是严重乃至致命的。他从科学的角度证明，现代“娱乐不但不能使得精神活泼，反而会使精力减退。然而我们人类的身心效能，确实是有增进的方法。大多是在生理方面，必须要加以锻炼；而心理方面，则须加以存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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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生理上的锻炼，聂云台举例：“曾文正公尝说：‘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又说：‘主敬则身强，习劳则神钦。’曾文正公在军中的时候，黎明时就和幕僚们共享早餐，到夜间二鼓以后才就寝；重要的公文，无一不是亲笔写的，政事、军事，虽然极为冗繁，自己读书仍然是有常课。晋朝的陶侃早晨搬运一百片瓦到房子外面，黄昏则又搬回屋内，他说：‘我正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大事，若是平时生活太过悠闲，到时候恐怕不能胜任大事，所以自己必须要求自己吃苦耐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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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理上的存养，聂云台引证：“诸葛武侯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是说欲望少；一切欲望，都能使人心志昏昧，而低级的欲望就更为严重了。宁静是指心思的安定；若是心系于情欲，就没有宁静可能；所以要保存青年人聪明敏锐的脑力、活泼的精神，应当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的事。孟子说：‘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句话是指清明的心志是否存在。简单地说，一个人的嗜欲深则天机浅，物欲少则心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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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认知在今天仍是可圈可点。我们说过，聂家到了聂云台这一代人，有了“自由”的机会。这种自由，是身处生存的必然性之域的人们一时难以理解的。只有人们在衣食住行、色性情爱、安全尊重等各方面有条件实现之后，在直面自我的本质自由和归宿时，才能明白，那些“自由世界”的清正直率的言行或建议是多么切己。换句话说，那些一开始只能从片面、曲折等基础上奋斗的“穷窘”之人，即使暴发，也难以一时把握人生宇宙的本质。而得文化传统之正大的人，即使坎坷，仍能得人生的完整，其言行仍有益于世道人心，孟子所谓“以直养而无害”，他们的行为世则，言为世范。在我们经过千辛万苦、经多次诱惑和试错，才能得到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时，他们比我们要少走弯路，更早地抵达了人生人性的完善之境。用聂云台自己的话说，他并非“时代的落伍者”。他在人生的完善之途中，等候我们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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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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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生实践方面，聂云台确实走在了前面。以他为核心，聂家人相互之间长年及时地保持着沟通，这方面的制度安排是，几乎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以及每十天一期、曾在亲友中发行数百期、一期高达1800多份的《聂氏家言旬刊》。旬刊曾介绍了聚会与会者、集会命名（“家庭集益会”）、定期（“星期日下午二时半”）、会所（“辽阳路崇德堂宅”），甚至还规定了职员（“设干事一人，记录会议言辞，执行议定事件”）与议事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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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家历次家庭集会记录表明，这种集会规模多在二三十人，不仅与会众人热烈发言，“老太太”（曾纪芬）更是必然告谕，且有时还有集体唱诵诗歌以表“歌诗习礼”之意。这种形式对人的教育是终生的。几十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聂云台的侄孙聂崇立在美国立住足，把父母亲聂光尧、杨佩珊接了过去。他原以为老人出入语言上有不便，想不到父亲竟能用流利的英语跟美国人交谈。更让他吃惊的是，有一次，家里放唱片，大家听巴赫的《圣母颂》，聂光尧却止不住泪流满面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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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次家庭集益会上，“老太太”曾纪芬对于当时劳工例假制度逐渐发达的反应就是，“练习服劳，自己受用不浅”，“我辈若不习劳，使自己能生产，他日必有饥饿之时，悔无及已”（《聂氏家言旬刊》第一百零九期，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九日）。老太太如此言传身教，一定想起父亲曾国藩在她年少时给她定的规矩：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曾国藩还亲自“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天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因为曾家的家风是：“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这个家风传到聂家来，聂云台说：“予之意趣……身处城市不忘山林，生于富贵志在寒素。近年鉴于家风日趋于骄奢惰逸，深以为忧，勉自刻苦，期矫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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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次家庭集益会上，聂云台做了专题宣讲：“择业之指导”，因为“今岁家中有大学毕业者多人，有此问题待决，欲得老成有经验者之指导，俾有所率循云”。可见，这个聂家的主心骨思虑的深远和实效。他在现代中国转型的年代坚持“修身齐家”，因为家族诚然在解体分裂，但“世运多艰，险祸不测，欲免灾厄，须仗修德”；他个人对社会、首先对家人有着责任，他不是一个“自了汉”；他告谕儿辈“今日时代潮流所趋，诚多偏激过正之举，然旧有之社会情形，实亦多有不合古训之处，有以激而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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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聂云台的应对措施归结为“家族焦虑”，是偏颇的，聂云台的言行在今天看来，仍是我们中国人现代化过程中最良善、最有效的努力。聂氏家族之所以如此看重家庭集会、家庭刊物，因为“家人分居各地，家中情形常有隔膜之患，而同人等又多终年在校，聚首之缘既悭，感情因以日疏，兄弟姊妹转不若校友之亲密”。这种情形不独聂家，今天的中国人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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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聂家的刊物在当时以至今天都让人们感叹、重视。在《聂氏家言旬刊》之前是《家声》，1925年，《家声选刊》公开出版，当时著名的新闻研究专家戈公振为之作序，序文说：“海通以来，欧风东渐，国人眩于欧美国力之富，其人民生产力之强，又鉴于我国游民之多，一人操作所获，多数人赖之而食。以此为旧家族制度之诟病，于是盛倡小家庭之论，又进而为家庭革命之说，此固时势推迁之反动，而有所必至者。然天下事固未可一概而论，吾辈要当熟审中西新旧之短长得失，平心而论断之也。”戈公振断言家庭刊物在于“联络家庭之情感，而切磋其道义”，他称道这一形式“在吾国为创见，即在欧美新闻事业发达之国，亦未之前闻（因‘西俗尚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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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云台晚年隐居礼佛，不问外务。他在家中设置佛堂，供奉观世音菩萨及地藏王菩萨，每日诵读《金刚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及《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常课。在领悟大乘六度的意义后，他把自己的私财及妻子萧氏夫人遗留的财产、金饰等全部捐了出去，用以救济湖南各地的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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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聂云台之后的聂家人是又一个长长的故事，无论如何，考察聂家，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的真正传人们在现代社会如何立足，如何应对，如何获得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终极幸福。另一个中国名人，同样跟曾国藩有着渊源的俞大维曾对聂家人感叹：“我们两家都是曾家的外戚，我们俞家继承了曾家会念书的传统，你们聂家则继承了曾家清廉刚正的作风，我们各得其所啊！”由聂云台父子那里，我们看到在清正之外，他们还有一种现代实现的成就，这是一种被时代和社会遮蔽的现代成就。他们不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局面，他们更在寻找最好的人生道路。无论援耶入儒，还是依佛行止，他们实现了自新、明明德而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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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南家：怀瑾握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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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的大众影响仍有增无减，正说明比附性思维、反智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何等深厚。也许，在高明中庸之道看来，这种反智思维跟科学思维一起才构成了人类的本质，它们“俱分进化”（章太炎语），在文明的进程里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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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文之文脉、科学之理脉，他们跟官场是相通的。南怀瑾是不用说了，就是南延宗也是如此，据说李四光说过：“如果南延宗还活着，我这个地质部长该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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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说，作为宣扬传统礼仪道德的学者，南怀瑾对其子女，包括子女的子女，没表现出太多亲情。鲜明例子是，由于1949年以后从未回过故乡，其长孙至今三四十岁了，竟无缘见爷爷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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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我们当代社会的变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变异之劫，非常可怪之人之物之地域之种群，不是奇诡瑰丽，而是阴暗、绝情、上干天和下招地怨，天地翻覆，天怒地怨。我们在居家、美食、旅行、宴聚、游戏等方面不断升级换代，我们在制造共业的道路上变本加厉。农耕文明那种田园诗般的美好是一去不复了。在这样的时代，个人、家国、天下如何之？实在是一个难言的文明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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