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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170616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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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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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3月，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投资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梁溪河畔开业了，十七亩地皮，三十个工人，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但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磨出来的面粉又细又白，每日夜可出面三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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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荣宗敬二十九岁，荣德生二十七岁。年轻的兄弟俩可能没有想到，他们拉开了荣家百年沉浮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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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荣氏近祖十四世水濂公荣清于明初迁至无锡，洪武末年朝廷授他著作郎，他没接受，携子孙定居惠山南麓长清里梁溪河畔，并定下家训：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到荣家兄弟这一代，荣家衰落多时了。太平天国起事期间，无锡遭遇战乱，荣氏一门几乎灭绝，其父荣熙泰因为在上海铁铺当学徒才幸免于难。在战乱中，荣熙泰的祖父、祖母、父亲、两位伯父、伯母、堂兄，以及他自己的兄弟，包括才三岁的小弟弟，全部遇难。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成年后的荣熙泰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濒临绝境的荣家因此一改家风，开始生发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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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熙泰好学而有才华。他十分倡导实业救国的理念，并对两个儿子的人生观产生重要的影响。“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就是他留给儿子的遗训。据晚年的荣德生回忆，父亲曾常常面授他们兄弟：“一家有余顾一族，一族有余顾一村。”即告兄弟二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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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境贫寒，荣宗敬在十四岁时就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荣德生则在私塾学校读书，荣父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可以考科举当大官。但荣德生却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十五岁的荣德生也到大上海谋生。此时的荣宗敬在一家钱庄做学徒，在他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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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96年，荣家兄弟跟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了一个广生钱庄。因头脑活络、手脚勤快、经营上的稳妥，两年不到，荣氏兄弟就小有积蓄。过了几年，钱庄生意清淡，荣熙泰因病去世，兄弟俩决定转行。当时，荣德生南下广东一年，大开眼界。他对香港的繁荣有很深的印象，香港“满山灯火，可观者惟三条马路”，他甚至感叹香港的治安环境“夜间外出，必执灯笼，路不拾遗”。他拼命阅读香港出版的书籍，其中《美国十大富豪记》和《西方事业杂志》对他影响深远，在七十多岁接受记者采访时，荣德生回忆这两本书，一口气背出美国十大富豪中的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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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熙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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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生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进口的面粉色泽好，价格便宜，这些用新机器磨制而成的面粉很有竞争实力，销路很好，而国内面粉厂却没有几家。他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跟荣宗敬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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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兴面粉厂的进展并不顺利。当地乡绅告荣家兄弟私圈农田，还投诉他们工厂的大烟囱正对着学宫，有碍风水。开明的无锡知县孙襄臣驳斥了地方绅士的无理要求，使面粉厂顺利奠基。但保兴的面粉生产出来以后，销路不如预期的好，第一个月就积压了上千包。开厂一年多，其他股东就要求撤资，荣家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办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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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兄弟咬牙坚持了下来。他们物色营销能人，以打开北方市场。在销售上也很花心思，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作为“彩头”，给消费者带来意外之喜，这种促销花样今天已是商业常见的手段了。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爆发，面粉需求陡然增加，荣家兄弟的生意好了起来。1905年，荣家兄弟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购进了六部英制钢磨机器，使生产能力翻了一番。当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荣家兄弟又举债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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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资本的产能萎缩，荣家兄弟等民族资本产业趁势发展。从1914年至1922年，八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十四家，另外还衍生出了九家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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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吴晓波先生评论荣家兄弟，说他们是一对十分奇特的组合：兄长荣宗敬长得浓眉方脸，英气逼人，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手段霹雳；弟弟荣德生则面圆耳长，慈眉善目，行事慎思笃定，稳健保守。两人在衣着上的区别也很明显：老大喜欢穿西装，整日发蜡闪闪；老二终年是青衫长褂，一副乡绅打扮。吴晓波说，这种截然迥异、颇为互补的个性也充分体现在生意上，甚至成为了荣氏事业得以壮大的最重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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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在进口美制面粉机时，需十二万两白银，茂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荣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两成，其余两年还清。1905年，就在面粉厂有了起色之后，荣宗敬提出“吃着两头，再做一局”，开办了一家棉纺厂。从此，荣家靠面粉、纺纱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构筑出一个惊人的商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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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的冒进个性使企业经常陷入危机之中。危难之际，荣德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1907年，荣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机失手，造成数万元的巨额损失。身在无锡的荣德生带着自家田单及房屋单契，赶到上海，以此作保，才把荣宗敬从烂泥中拉了出来。荣德生曾在执一茶壶在手时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后来二十多年中，这类事发生了多次，荣宗敬猛打猛冲，荣德生则在后面救援，多次把兄长和公司从悬崖边拉回。他的稳重自有成效，比如说，保兴在开工三年后，才打出品牌，以质量好而畅销全国。其他厂家都以为他用国外设备，磨出面粉质量好，荣德生在日记中反省时认为，是自己“办麦当心，剔去热坏麦”，此举增加成本，却让面粉质量过硬，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就这样，荣家事业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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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0年，荣家兄弟的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在国内首屈一指。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创办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三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两年后全资收买，改名为福新四厂），到了冬天，在中兴厂东面，新建福新二厂。1914年6月，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1916年，荣宗敬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与此同时，荣德生在无锡收购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不久又租办了泰隆、宝新两厂。荣家兄弟因此成为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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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纱厂。1905年创办振新纱厂，到1912年时，纱厂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三年增长十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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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荣宗敬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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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这一数字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荣氏被称为中国“面粉大王”、“纱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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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业有成的同时，荣氏兄弟还致力于家乡教育、公益事业，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子小学、公益工商中学（后改为公益中学）、大公图书馆，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1929年又在无锡小箕山购地建造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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