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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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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的历史眼光今天看来也是有意义的。他虽然有新兴的国民主义、民族主义，但他没有我们后来者那样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有着我们已经难以理解的人类情怀和世界眼光。1912年黄兴回乡之后，他为一个教堂写下了几个字至今流传：“耶稣圣名，敬拜宜诚，辞尊居卑，为救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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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有八个子女，他给五个儿子分别命名：欧、中、美、球、寰，女儿的名字都有一个“华”字。有人说他给子女取名有“面向世界，振兴中华”的寓意，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他那里健康而统一。他曾经发起创办《世界报》，希望人们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黄兴虽然跟家人聚少离多，英年早逝，他的子女却跟他一样多有一种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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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黄一欧十来岁时因父亲参加革命而到处流亡，最后辗转到了日本跟黄兴团聚。1906年冬，在孙中山、章太炎的介绍下，十四岁的黄一欧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当时同盟会最小的会员。1911年3月，黄兴组织黄花岗起义，要十九岁的黄一欧参战。结果，革命党人七十二烈士死难，黄兴手指被打断两根，黄一欧也死里逃生，成为这次起义中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辛亥革命期间，黄兴在汉阳鏖战，儿子黄一欧在上海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在前线时，黄一欧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八个字：“努力杀贼！一欧爱儿。”胡适为此感慨：“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娟逸似大苏。书中之言竟何如？‘努力杀贼，一欧爱儿’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为而爱国。呜呼将军。何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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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黄兴叮嘱黄一欧，趁年轻之机“好好读书”，黄一欧于是只身赴美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外交与经济。1915年，为了帮助蔡锷将军逃出北平，黄一欧奉命从美国来到日本，与程潜等人设法帮助蔡锷脱险。在他们的帮助下，蔡锷终于躲过袁世凯的爪牙的追踪，由天津至日本，再经香港、越南，然后安全到达云南，护国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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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磨炼中，黄一欧的历史意识也是强烈的。父亲和孙中山先生先后去世，国民党落入新贵之手，国民党的党内民主逐步为个人独裁取代，这几乎是一切中国组织的宿命。这一过程也是黄一欧等老同盟会员不断抗争而失败的过程。黄一欧认识到蒋介石背离了孙中山的路线，参加了一系列的反蒋活动。1932年，孙科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后，黄一欧任立法委员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蒋介石的独裁，不免心灰意冷，曾多次请辞未准，后来就以养病为名，离开官场，回到老家湖南，从事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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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人劝黄一欧出山，他坚决予以拒绝，他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蒋政权民怨沸腾，败势已定。”他预言了一个政权的败亡。1948年3月，黄一欧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黄一欧被聘为湖南省政府顾问，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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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黄一欧曾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以及民革中央委员兼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在新的制度下，他的无我品格助他度过了后半生。在政协工作时，有一个加工资的名额，但候选人有两个，领导倾向于黄一欧，征求他的意见时，黄一欧笑说：“那就把名额劈开，一人一半算了。”结果如此办理。一大家人长期住一间半房子，海外亲戚探亲时，政府要安排新房，他拒绝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981年1月12日，黄一欧先生病逝于长沙，终年八十九岁。去世前他再三告诫儿子黄伟民：“不要写爷爷黄兴的事情，也不要写我的事情，将来如果有人研究这段历史，自然会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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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比起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黄一欧更多地继承了父亲黄兴的精神人格。黄一欧的人生事功没能赶超父亲，但他无愧。在大时代中，他跟父亲一样淡泊名利，认准了目标就去实施，他的人生有风暴，但他做到了低调、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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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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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的幼子黄乃（1917-2004），即黄一寰，是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中国盲文之父。黄乃还未出生时，黄兴就病逝了，母亲因悲痛导致小黄乃早产。黄乃自幼受父亲和兄长的影响，小小年纪立下志愿，要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时代中去。年轻时一次意外，使黄乃右眼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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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眼也高度近视的情况下，黄乃克服困难去日本留学。黄乃加入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中华留日世界语协会等进步组织，负责现代问题座谈会。1937年，二十岁的黄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狱，在父亲生前好友的周旋下，日本警察释放了他。黄乃晚年回忆起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时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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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黄乃回国，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他。1939年，黄乃调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负责副刊《敌情》的主编。期间，他发表了一篇《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推断了在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得到验证之后，曾经轰动一时。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讲到调查研究时对广大学员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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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会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流传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黄乃均进入这两项排名。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央回忆说，父母亲在延安的通信往来多次提到黄乃，而且亲切地称其为“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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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乃勤奋，他长期处于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进入北京时，左眼视网膜又脱落。周恩来安排他去苏联治疗，去苏联时，他的左眼睛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部失明。“那正是他们那一代人希冀着大展宏图的时刻，他受不了，神经错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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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乃并没有“疯了”。黄家的家教救了他，他跟自己抗争，失败了，再找出路。他的自救也不是目光短浅的，而是立足于服务社会。在苏联治疗期间，黄乃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盲校，产生了创制中国盲文的念头。从苏联回国后，黄乃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盲人问题。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盲文，只有南北两种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备的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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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天，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盲人事业，同时黄乃集中精力搞一套中国自己的盲文。中国的盲人事业自此有了新的历史。当毛泽东主席看到了新中国第一个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时，有人告诉他，这套盲文是黄兴的幼子黄乃设计的，毛泽东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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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回忆时感慨：“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时候，黄乃伯伯将个人的不幸转换成为中国盲人减轻以至解除痛苦创造条件的不懈的努力，他将自己那颗因失明而痛苦万分的心化作更为博大的胸怀和爱，结交新的盲人朋友，用自己的关心、体谅、尊重、单纯平和的感情去温暖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盲人的心，带给他们像明眼人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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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黄乃多年的努力和实践，新盲文方案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套方案的实施，使近一千万中国的盲人重又有了明亮的“眼睛”。黄乃在盲人中培养了一批医生、教师、作家、工程师和音乐家。他被誉为“中国的盲文之父”，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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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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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人的好学、无我、笃实家风传承到女婿薛君度那里，又有新的表现。薛君度生于广州，原名炯裳，年轻时自费赴美国纽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政治系，获得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国际政治的同时，他还选修了中国近代史。1952年，薛君度与黄兴小女黄德华结为伉俪。黄德华比薛君度大九岁。他的成名作《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动笔于1955年，是在大量发掘和收集西方半个多世纪中积累的有关中国辛亥革命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经多次修改，值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此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此书扭转了20年代以来中外史学以孙划线的观念，使黄兴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新认识。此书问世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被认为是“数十年来学术界研究辛亥革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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