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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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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罗家的事迹时，让我留下印象的不是“阴谋”，而是他们对金钱的爱。这种热爱异乎常人，大概只有跟我们一流的文学大师对文学的热爱相比，跟年轻人对武侠、游戏的狂热相比。文学家的情怀及身而没，年轻人的狂热也只是一时一地，罗家人自梅耶起，却传至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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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家的拜金以及几代人的金钱游戏，我曾非常地不以为然，这并非嫉羡交织的“酸葡萄心理”。在我的经验中，我们普通人如果不能安顿好自己，我们的傲慢、敌意或仇恨要么是“酸葡萄心理”，要么是“阴谋思维”。在某种程度上，“阴谋论”是“酸葡萄论”的变种。只有自己适得其所，才会寻常地看待那些世界上的大人物。孟子所谓，见大人而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底层民众则总结说：“做了三年叫花子，给个皇帝也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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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朋友到美国访问罗家传人，说其中一人年过七十，对全球金融市场了如指掌。问这个罗家传人如今在做什么，答说跟人合伙，又创办了一新公司。朋友称赞人家生命不息，创业不止。听者却有不同想法儿。有人说，这个年纪的人还不颐养天年，未免太不近人情。话题由此展开，有人说，其实我们中国也多这样的情形，六七十的高龄老板在第一线打拼、掌舵，这样的功德未必值得提倡。他们爱发挥余热，其实也大大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其长期在位加重了个人色彩、家族色彩，使企业难以成为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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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家族企业，我也不以为罗家的今天跟这种称号有什么关系，他们诚然仍玩着这个世界的“金钱游戏”，但他们早已不是创业时的“企业家”或“金融家”。我很同意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观点，他说：“即使家族公司在超过一定规模后能成功地吸引专业管理人员，也不一定能够使自己长久存在下去。家族的企业家精神可能会逐渐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维持其旺盛的企业家精神近两百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企业的或非企业的朝代都来得长。但是，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的成长和繁荣，家族成员的独立性日益加大。家族成员，特别是真正能干的成员中愿意献身于家族公司并为之艰苦工作的人愈来愈少。这个家族公司最终成为一个完全由专业人员管理的企业。家族成员中可能还有人留在企业中工作，但那已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常规了。众所周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地都以与皇族争胜而闻名。但是，即使是罗斯柴尔德银行，目前也有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伙者了。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家族企业就不再是‘家族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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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的话几乎回应了罗素早就察觉的一个现象，罗素说：“奇怪的是，民主国家政治上摒弃世袭主义，这在经济范围内几乎没有起丝毫影响。（在极权主义国家，经济权力已并入政治权力中。）我们仍旧认为理所当然，人应该把财产遗留给儿女，换句话说，虽然关于政治权力我们摒弃世袭主义，在经济权力方面却承认世袭主义。政治朝代消灭了，但是经济朝代活下去。现下我既不是发议论赞成、也不是发议论反对这样地不同对待这两种权力；我仅仅是指出存在着这事情，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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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罗素的观察和德鲁克的观察，“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中国人早就说过，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但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都对此类现象习焉不察，而忽视了个人、家庭、国家在度过“经济短缺”之后，如何对文明做出新的服务。我们看老罗家，今天传至六世，后面几世跟前面创业期的一世二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正像数字无穷大跟一般数字是两类一样，创业期的罗家只是当今罗家的一个记忆了。如罗家的当代传人所说：“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也碰到了挑战——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投资规模比较小，最大的挑战是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由此可知，他们跟创业期的罗家人是两种心理、两类生活。如果要强调一句，他们根本没有一世二世那样“呼风唤雨”、“操纵世界”的能力和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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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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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言及罗家的家风，最关键的一点是对金钱的狂热之爱。其他对信息的捕捉、对机会的把握、偏于保守的理性等等总结只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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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家那里，我们能够发现跟大部分中国人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多是官本位，我们的拜金也是通向官家的，我们的成功本位也多是跟权贵相连。罗家虽有祖训“我们一定要和国王一起散步”，但他们在社会上却是低调的，不以权贵炫人。我们还有虚假的文化本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凡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成功者，都会附庸风雅，收藏、读经、供养法师，把居家装扮得古色古香或欧化洋气。罗家人似乎很少这样有闲心，他们也喜欢音乐和文学，但他们喜欢的方式不一样。他们供养了很多文化人，据说，巴尔扎克、歌德、肖邦、海涅、李斯特、福楼拜等文化巨子都曾成为罗家的食客。这种喜欢是古典的，如要为罗家等代表的纯正的资本主义说几句好话，可以说是，他们的职业事业是现代拜金的，他们的人生是古典保守的。这大概是马克思夸耀他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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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人也喜欢生物与自然科学：世界上有200个物种以“罗斯柴尔德”命名。他们当然高雅，有世界上最贵的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大红酒品牌——拉菲（Lafite）和木桐堡（Moutou）。以至于中国人有能力进一步把高雅变成时髦，据说他们家的拉菲年产二三十万瓶，在中国销几万瓶，但中国人号称喝过的拉菲一年有百万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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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综观罗家人，他们生生世世、时时刻刻念兹在兹的就是金钱。罗家人说过一句话：“即使是风，也要闻一下它的味道。”太史公曾以为看透世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我们中国人对利益的占有在以罗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面前，要逊色几分。我们不仅爱说，节制资本，适可而止；更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看罗家人利用战争、消息买空卖空，我们多少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人类的良知之士对资本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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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23年，诗人拜伦在《唐璜》第12章问道：“谁左右着世界的平衡？谁控制了所有的议会，无论是保皇派还是自由派的议会？”他的答案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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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第二个国王查理十世被赶下台时，罗家毫发无伤，有人嘲讽说：“如果所有国王都被推翻，罗斯柴尔德家族取而代之戴上王冠。对全世界来说，它会不会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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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海涅的“先知”名言全文是：“在罗斯柴尔德先生的银行办公室里，我们看到了人是多么渺小，上帝是多么伟大！因为金钱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故而罗斯柴尔德就是人们的先知。”他还说，老罗家的孩子坐下来就如坐在王位上一样，说话“像个国王，身边围满了官宦朝臣”。这个革命诗人同时也说过，老罗“是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是现代民主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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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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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革命导师”并不简单，他们对资本或资本主义的看法是丰富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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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称赞“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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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此马克思们看出资本家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人”，他们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化身，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但马克思们没有放过罗斯柴尔德，他说罗家人是“现代英国私人银行业之父”、“英国证券交易业之父”，也是“东印度公司的独裁者”，罗家善以“自由的名义”为“垄断”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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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则写道：“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使文明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罗斯柴尔德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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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和资本家的爱和恨几百年来没有改变过，人们一直活在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之中，人们难以理性。2011年影响全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一次证明人们对资本家和金融家及其制度的厌恶和敌意。齐泽克在其中的演讲几乎是马克思们的回声：“（他们说）我们全是失败者，其实真正的失败者就在华尔街里，他们要靠我们付出数以十亿计的金钱救济才能脱困；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但其实这里早就存在社会主义——是专为富人而设的社会主义；他们又说我们不尊重私有产权，但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里，许多人辛勤工作买来的私有产业都被摧毁了，数量之巨，就算我们这里所有人日以继夜去动手破坏，几个星期也破坏不完；他们又告诉大家，我们这群人正在做梦，其实真正在做梦的，是那些以为现有的一切将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人。我们不是在做梦，我们是在唤醒一个正在变成噩梦的梦想；我们没有破坏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在目击这个制度如何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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