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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杨家：生老病死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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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气温最低时在零下十多度，奔流的汉水已经结冰，早晨枯草的叶子上，落着厚厚的一层霜，屋里屋外几乎是一个温度，一个人睡在透风的屋子里的凉席上，盖着一床用了几十年的旧被子，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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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4年参军，六年后，他自觉成功才踏上故乡的土地，当他见到父母的一刹那，成功的自豪感迅速瓦解，父母的穿戴和衰老超出了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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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里，据说家族中有信佛的虔诚者都能给自己的直系后人带来富贵。志鹏先生的祖母未必知道这种富贵说词，但她自己修行，居然对儿孙也有洞察力：“娃，好好上学，你将来是到外面务事的人，你会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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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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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作家老村的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陕西籍的作家杨志鹏先生。陕西作家群是当代文坛极为重要的群体，老村和老杨都归属于这个群体，但他们没有赶上“陕军东征”的时代风云之战，故跟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们比，社会影响小了一些。等他们奉献出心血之作时，文坛和市场都已转向，“时势权力”已经生成定型，世道已近敛藏的秋冬之季。他们的创造只能等待个人的自觉，或另一个时代的发现和追认。最近的例子，就是云南作家张宇光先生重读老村作品三遍，而为之作文介绍。我曾举陶渊明被低估近千年才被宋朝人承认的事实，说明冯梦龙是至今被文学史和读者低估的大作家和大思想家。这是我们文明上演的经久不衰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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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志鹏先生别有福报。他由文学出发，走向了生活、思想、信仰，收获了一般才子、作家都少有福祉的成果。他是作家，却有行动能力，曾经担任青岛开发区新闻中心编辑、青岛大众传播中心总经理、青岛开发区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他的文学作品多次获得大奖，由他代表五千位中国作家创制的高达三米的中国作家签名艺术瓷瓶，放置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大厅，成为了永久人文景观；他成功策划组织的由吴冠中、关山月、张仃、黄永玉、朱乃正、刘国松等海内外数百位著名画家参与的“中国百家艺术瓷画大展”、“中华艺术千禧展”、“中日绘画交流大展”等艺术展，极为成功。他一度参与了时代的“开发热”，并实现了文人多终生难以实现的梦想，将一片十平方公里的荒山开发成大地艺术风景区，以现代摩崖石刻等艺术形式，展现佛教文化，集旅游观光和朝圣于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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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后来激流勇退，回到个人的信仰生活中。他皈依了佛门，不再有文学创作上的抱负，一切文字都着眼于使人“明心见性”。他的长篇纪实散文《藏密游历》可证实他的功力、才华和见地。从志鹏先生的这一经历，我们多少能够明白，唐宋中国众多的天才们没有囿于文字，不屑在儒门或才情中争胜，跟韩愈、苏东坡们一争高下，而是达意达思而已，力求明心见性；就是韩、苏，也多受佛道的教化，甚至他们最好的文字都在儒释道的层面通达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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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纯粹的信徒使徒，志鹏先生又具明确的人生社会关切。因此，我看到他要寻根，要梳理自家的族人历史和现实时，他的一个佛门师父说他过于认真，希望他解脱，我也是十分纠结，用时下的话——“我不会同意更多”——但也希望志鹏先生的修行能够执着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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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志鹏先生记他的父母亲人和族人时，我更理解了他何以如此。他的家人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缩影，记录他们是“明心见性”或传播“福音”的方便法门。因此，借助于志鹏先生提供的材料，我也愿意来介绍他和他的一家人。志鹏先生是佛教徒，我也就按“诸行无常”等生老病死的生活来介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类无常牢牢地攫住了我们中国大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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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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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记忆始于祖父，而曾祖父“已无人说清”。杨氏一门，是从外地迁入洋县龙亭尖角村的，最初族里的人，都住在靠近汉水的一条梁上，也许因为住了姓杨的，故叫杨梁，在官方的登记中，则叫杨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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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鹏先生的曾祖父一代时，因住的地方地势低，遇到汉江发大水，房子和地都淹了，就选择搬迁到现在的庙沟。志鹏小时候以为庙沟得名于离家不远的土地庙，长大后才知道，顺沟而下，两三里外的汉江边，有座不小的古庙宇镇江庵，庙沟是指庵后的一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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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沟虽不深，也不长，但两边都是山地，虽地势高，离汉江远了，可种地只能靠天吃饭，从沟底挑一担水到住的地方，腿脚不硬朗的人，就成了负担。从志鹏先生儿时记事起，每天早上挑水，解决全家一天的生活用水，是一件大事，起床的大人们，揉揉眼，第一件事便是到沟里的井里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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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里也有些水田，是一年四季不断水的沟田，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山上的坡地，土很薄，自然也不肥沃，无论是挑肥壮地，还是挑水浇地，都是很重的力气活，一条扁担，在肩膀上吱吱呀呀叫，再壮实的小伙子，也会磨出茧来。尤其夏天光了膀子挑，几趟负重下来，肩膀就全磨红了，磨破了。这样的山地，再好的年份，收成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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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祖父名杨德成，为了谋生，就学技术做了当地的油匠。这并不比种地强多少，只是在打油的时候，饭菜里的油放得多些，比平常种地的人家，会多些油水的口福。可仍不会富家，所以，到20世纪40年代，志鹏先生的祖屋，仍是几间不大的草房，四周是用土筑成的墙，栓子和竹笆的上面，盖的是夏天的麦草，抑或是秋天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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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外婆，守寡几十年，床上一年四季永远铺着一张凉席，席面已经磨出光亮，淡绿色的篾条已经变成了棕色。他后来感叹，家乡在秦岭以南的浅山区，冬天的气温最低时在零下十多度，奔流的汉水已经结冰，早晨枯草的叶子上，落着厚厚的一层霜，屋里屋外几乎是一个温度，一个人睡在透风的屋子里的凉席上，盖着一床用了几十年的旧被子，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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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父亲在八九岁时，就给大户人家放牛了，童年生活可想而知。平日吃饱肚子，在严寒的冬季能在穿草鞋的脚上套一双棕片做成的袜子保暖，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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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时，志鹏先生的父亲被抓了壮丁，在军营里他找到机会逃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讨饭回到家。在逃亡路上，为了不再被征兵，他选择了自残，找了两块光滑且硬度高的青石，将自己的右手的食指，放在石头上，左手拿起了另一个石头，看准了放在石头上的食指，用力砸下去。因为石头不是刀，左手没有右手力大，无法将食指的第一个骨节齐整地切下，只是砸得血肉模糊。直砸到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彻底报废为止，然后捡了一堆柴，烧成灰，按家乡的土法，抓了一把灰，捂在了手指上，这样止了血，也算消了毒。回家后，他的手指没有发炎，已结了疤。从此，他右手食指的第一个骨节，只剩下一个冒出头的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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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谋生，志鹏的父亲依靠自己的力气，做挑夫，凭两只脚，出山（到关中）下川（到四川），每天走百十里路才歇脚。那时无非挑些山里山外、山上山下的土特产，或者针头线脑之类的零碎，那时物资的流通，就全凭挑夫的肩膀和脚板。1949年后的新社会成立运输队，他的父亲就由挑夫改做车夫，从事乡下至县城的物资交流，为此落下一身毛病。苦干的杨父当上了陕西省级劳模，195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父后来听从国家的号召，下放回家，从此不但没了工资，看病的钱也得自己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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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父养病期间，一家重担落到志鹏的母亲身上。所有的农活和割柴、喂猪的活路，由杨母承受。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在东汉蔡伦的封地——龙亭小街上，住在街头租来的一间小房子里。那时的小街只是三天一个集市，小街上的人都以务农为生。杨母和小街上许多男人一样，扛着尖担，到几十里外的南山砍柴。有一次，一个毒蛇爬过的刺扎进了她左手的大拇指。因为消毒针打错了，她的手指开始红肿化脓，昼夜疼痛，她难忍的叫声在寒冷的长夜里超过了黑暗的可怕。直到大拇指烂掉了一个骨节，疼才终于被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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