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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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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记忆始于祖父，而曾祖父“已无人说清”。杨氏一门，是从外地迁入洋县龙亭尖角村的，最初族里的人，都住在靠近汉水的一条梁上，也许因为住了姓杨的，故叫杨梁，在官方的登记中，则叫杨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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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鹏先生的曾祖父一代时，因住的地方地势低，遇到汉江发大水，房子和地都淹了，就选择搬迁到现在的庙沟。志鹏小时候以为庙沟得名于离家不远的土地庙，长大后才知道，顺沟而下，两三里外的汉江边，有座不小的古庙宇镇江庵，庙沟是指庵后的一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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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沟虽不深，也不长，但两边都是山地，虽地势高，离汉江远了，可种地只能靠天吃饭，从沟底挑一担水到住的地方，腿脚不硬朗的人，就成了负担。从志鹏先生儿时记事起，每天早上挑水，解决全家一天的生活用水，是一件大事，起床的大人们，揉揉眼，第一件事便是到沟里的井里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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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里也有些水田，是一年四季不断水的沟田，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山上的坡地，土很薄，自然也不肥沃，无论是挑肥壮地，还是挑水浇地，都是很重的力气活，一条扁担，在肩膀上吱吱呀呀叫，再壮实的小伙子，也会磨出茧来。尤其夏天光了膀子挑，几趟负重下来，肩膀就全磨红了，磨破了。这样的山地，再好的年份，收成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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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祖父名杨德成，为了谋生，就学技术做了当地的油匠。这并不比种地强多少，只是在打油的时候，饭菜里的油放得多些，比平常种地的人家，会多些油水的口福。可仍不会富家，所以，到20世纪40年代，志鹏先生的祖屋，仍是几间不大的草房，四周是用土筑成的墙，栓子和竹笆的上面，盖的是夏天的麦草，抑或是秋天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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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外婆，守寡几十年，床上一年四季永远铺着一张凉席，席面已经磨出光亮，淡绿色的篾条已经变成了棕色。他后来感叹，家乡在秦岭以南的浅山区，冬天的气温最低时在零下十多度，奔流的汉水已经结冰，早晨枯草的叶子上，落着厚厚的一层霜，屋里屋外几乎是一个温度，一个人睡在透风的屋子里的凉席上，盖着一床用了几十年的旧被子，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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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父亲在八九岁时，就给大户人家放牛了，童年生活可想而知。平日吃饱肚子，在严寒的冬季能在穿草鞋的脚上套一双棕片做成的袜子保暖，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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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时，志鹏先生的父亲被抓了壮丁，在军营里他找到机会逃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讨饭回到家。在逃亡路上，为了不再被征兵，他选择了自残，找了两块光滑且硬度高的青石，将自己的右手的食指，放在石头上，左手拿起了另一个石头，看准了放在石头上的食指，用力砸下去。因为石头不是刀，左手没有右手力大，无法将食指的第一个骨节齐整地切下，只是砸得血肉模糊。直砸到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彻底报废为止，然后捡了一堆柴，烧成灰，按家乡的土法，抓了一把灰，捂在了手指上，这样止了血，也算消了毒。回家后，他的手指没有发炎，已结了疤。从此，他右手食指的第一个骨节，只剩下一个冒出头的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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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谋生，志鹏的父亲依靠自己的力气，做挑夫，凭两只脚，出山（到关中）下川（到四川），每天走百十里路才歇脚。那时无非挑些山里山外、山上山下的土特产，或者针头线脑之类的零碎，那时物资的流通，就全凭挑夫的肩膀和脚板。1949年后的新社会成立运输队，他的父亲就由挑夫改做车夫，从事乡下至县城的物资交流，为此落下一身毛病。苦干的杨父当上了陕西省级劳模，195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父后来听从国家的号召，下放回家，从此不但没了工资，看病的钱也得自己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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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父养病期间，一家重担落到志鹏的母亲身上。所有的农活和割柴、喂猪的活路，由杨母承受。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在东汉蔡伦的封地——龙亭小街上，住在街头租来的一间小房子里。那时的小街只是三天一个集市，小街上的人都以务农为生。杨母和小街上许多男人一样，扛着尖担，到几十里外的南山砍柴。有一次，一个毒蛇爬过的刺扎进了她左手的大拇指。因为消毒针打错了，她的手指开始红肿化脓，昼夜疼痛，她难忍的叫声在寒冷的长夜里超过了黑暗的可怕。直到大拇指烂掉了一个骨节，疼才终于被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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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记忆中的三叔，在汉中的航运队工作。在贫穷的年代里，吃国家饭是一件荣耀的事，不管这碗饭是怎么吃的，外人总会说：那人是吃公家饭的。因有一个工作着的三叔，志鹏先生小时候有几分自豪。实际上，三叔的工作，是顺着汉江运输货物。那时汉江里还没有装机器的船只，装满货物的木船，顺水而行还好说，逆水而行时，船的前行，全靠岸上的纤夫拉着走。他们将各自的拉绳，牵在长长的连接着船头的粗绳上，弓着腰，用尽全身力气，一步一声号子，艰难地前进。他的三叔，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一名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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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家人生活多是黯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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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此他要离开家乡，混出名堂。然而，自1974年参军，六年后，他自觉成功才踏上故乡的土地，当他见到父母的一刹那，成功的自豪感迅速瓦解，父母的穿戴和衰老超出了他的想象。故乡的贫穷依然没有改变，尽管他每年向家里寄钱，但他并没有改变父母的生活，他们依然在黄土地里受穷，他们的穿戴与乡下的其他人无二，他没有给父母带来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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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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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家人多跟吃喝相关。人生苦难中，生苦第一，谋生苦，对味觉也就极为敏感。今天的读者或者难以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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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对祖父的印象是，祖父每次赶集都会去看他，给他带来馒头或水果之类的吃货。祖父去世后，只有五六岁的小志鹏端着板凳，坐在路边，学着大人们哭的声调说：“以后没有人给我们送馍了。”这样哭着哭着，“想起爷爷真的走了，就流下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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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对苦命的外婆的印象是，永远是一张笑脸，她把贫穷年代有可能拿出的一点好吃的，都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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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二姑夫是国家的工作人，他从小就很羡慕。让他终生难忘的是，二姑父带他到洋县城关区的机关食堂里吃过一顿饭，一个馒头加一碗杂烩。馒头不必说，杂烩可不简单，虽只是萝卜、豆腐、粉丝加几片肉炖到一起，但那是一个少年生平第一次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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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小时候听大人们聊天说，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份，三斤红薯就可以让县剧团最漂亮的花旦唱一晚上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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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上学时的伙食，是每个同学抓两把米放进自己的碗里，再加一块两块红薯，蒸好了自己去笼里拿，然后交两分钱的饭票。菜是白菜土豆之类的大烩菜，交五分钱即可打一份，但他常常吃不起。一周里能吃一两次就算口福了。志鹏先生说，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他常常饿得眼睛发花，脑子发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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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记忆里，年少时曾去茅坪的九池大山里扛木头，经过茅坪小街的街头吃饭，吃的是寻常的红薯玉米粥，又叫包谷拉拉，“拉”字的意思，大约是拉着石碾碾碎了的含意。因为包谷的生长环境和土质要求不高，容易生存，就成了人们的家常饭，每天必吃一顿，在没有其它粮食可调节的日子，一天能吃上三顿包谷拉拉，就是上等人家的生活。尽管稀得可以照出影子，但里面的红苕（红薯）可以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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