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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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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家人多跟吃喝相关。人生苦难中，生苦第一，谋生苦，对味觉也就极为敏感。今天的读者或者难以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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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对祖父的印象是，祖父每次赶集都会去看他，给他带来馒头或水果之类的吃货。祖父去世后，只有五六岁的小志鹏端着板凳，坐在路边，学着大人们哭的声调说：“以后没有人给我们送馍了。”这样哭着哭着，“想起爷爷真的走了，就流下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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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对苦命的外婆的印象是，永远是一张笑脸，她把贫穷年代有可能拿出的一点好吃的，都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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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二姑夫是国家的工作人，他从小就很羡慕。让他终生难忘的是，二姑父带他到洋县城关区的机关食堂里吃过一顿饭，一个馒头加一碗杂烩。馒头不必说，杂烩可不简单，虽只是萝卜、豆腐、粉丝加几片肉炖到一起，但那是一个少年生平第一次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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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小时候听大人们聊天说，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份，三斤红薯就可以让县剧团最漂亮的花旦唱一晚上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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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上学时的伙食，是每个同学抓两把米放进自己的碗里，再加一块两块红薯，蒸好了自己去笼里拿，然后交两分钱的饭票。菜是白菜土豆之类的大烩菜，交五分钱即可打一份，但他常常吃不起。一周里能吃一两次就算口福了。志鹏先生说，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他常常饿得眼睛发花，脑子发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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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记忆里，年少时曾去茅坪的九池大山里扛木头，经过茅坪小街的街头吃饭，吃的是寻常的红薯玉米粥，又叫包谷拉拉，“拉”字的意思，大约是拉着石碾碾碎了的含意。因为包谷的生长环境和土质要求不高，容易生存，就成了人们的家常饭，每天必吃一顿，在没有其它粮食可调节的日子，一天能吃上三顿包谷拉拉，就是上等人家的生活。尽管稀得可以照出影子，但里面的红苕（红薯）可以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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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志鹏在街头吃包谷拉拉时，最为激动的是吃上了一种后来才知道叫“豆腐乳”的东西，虽属山里人家自己制作，却是他从没见过尝过的，从未有过的味道立刻刺激了他的味觉，他当时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甚至比肉好吃。可惜主人只给了四小块，一碗没有吃完就没有了，余下两碗饭，只能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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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前后的一个青黄不接的二三月，志鹏先生的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红苕吃，有菜汤喝，已是奢侈的生活，放学回家，常常揭开锅是空的，盼望着大人的努力。有一天到家，杨母突然揭开锅，给他盛了一碗粉条豆腐干汤，说是汤，干得就是一碗饭，让他有一种巨大的幸福降临的感觉，原来这是进山钉鞋的父亲给他们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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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农村当时请客要办理叫做“一拼四盘”的宴席，“一拼”指一个大碗的汤菜，碗大得相当于一个小脸盆，农村人饭量大，吃饭用那种特大的碗，吃饭如拼命，吃得多，所以用“拼碗”这个词给大碗起名字。“四盘”是用盘子装的四个味道各异的炒、蒸、煮的菜。加到一起，大致是五个热菜，再加上凉菜，总共也就七八个菜，但这是厚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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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近年，农村仍多有“以食为天”的地区。21世纪的今天，农村人仍把吃饭请客看做人生大事。前几年，志鹏先生去看他的小姑。小姑立即安排女儿给他们做饭。当知道志鹏吃过饭后，小姑又让女儿给他烧茶。茶并不是指开水或通常的喝茶，而是醪糟或冲鸡蛋汤。农村人待客，一定要让客人端碗，如果没有吃饭、喝茶，对不住客人，客人也对不住主人。茶烧好了，是一碗很稠的鸡蛋汤。志鹏先生吃素多年，本不吃鸡蛋，闻到鸡蛋的气味，就有呕吐的感觉。但家人的血脉亲情让他感动，接过碗，头也不抬地一气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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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喝也有喜剧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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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兄长参军后一度要提干，70年代的部队提干是大事，政审严格。杨兄所在的部队团政治处派人政审，查到了他准岳父的历史，时光倒流回1949年，解放前夕，有多事者找那个准岳父农民在内的多位朋友吃饭，说共产党要来到，天要变了，到时大家互相照应。说说就完了，既无文字记录，更无纲领之类的，后来却被人反映到了土改工作队那里，凡是吃过饭的人都去谈话，作了记录。因吃饭时确定说过对共产党和未来新社会不满的话，就把吃这顿饭定为反动会道门组织，叫什么名字呢？办案的人不能编，得从事实出发。因那顿饭最值得提及的好吃的，就是大块的红烧肉。于是，办案人员就把这个反动会道门组织定名为“吃大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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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也有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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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祖坟在汉江边，但子孙后来分散，有一支迁到五六里外的地方安家。一开始，那一支的人还来祖坟祭祖。祭祖在祭祀吃喝，涉及主从威福。他们一支想整治另一支，就用棒子打祭祖的宗亲。来晚了，他们说不孝，祭祖的无理辩解，谁让自己来晚呢？甘愿受罚！然而，他们早早动身，明年来早了，这一支仍不依：来这么早干什么？难道是来混饭吃！又拿起棒子打。来者委屈，有口难辩，只好再吃棍子。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整治，来者终于胆怯。虽然来拜祖宗，可这样遭打，谁能受得了？因而也就没有人来了。这边的人傻了眼，带话人家也不来。志鹏先生感叹，一个并不荣耀的草根家族，也有正宗与渊流之分，号称“正宗”者耍威风好像不可避免。这样的结果只是自己和家族的败落，大家都做了不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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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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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家人也跟金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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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印象中，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农村已成了中国社会最穷的地方。他们老家，社员一天的全部工分只值九分钱，人们常常饿肚子。每当有人拿鞋来钉，父亲拿过一个凳子，让人坐下，自己则拿起提前割出的轮胎胶片，按在要钉的鞋上，比好了大小，割下鞋掌，然后钉下一颗一颗鞋钉，如无杂事耽搁，与来人说着话，十多分钟就能钉好一双鞋，前掌后掌，一共四块，连手工费在内，也就收两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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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少年志鹏每周需要的粮食和两角钱的伙食费，对他是一个大坎。所要的粮食，母亲常常备好了，但钱是得向父亲要的。在他的记忆里，只有一个过年的晚上，父亲掏出几角钱，给了他一次压岁钱，其余时间，他是不敢在他的面前说起钱的。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次，是初春的一个午后，他背起母亲给他备的粮食——几斤大米和一兜子红薯，去向正在门前干活的父亲要钱。杨父正在低头锯木头，听了儿子要钱的声音，许久不抬头，志鹏实在憋不住了，就又说一声，杨父突然抬起头，大吼一声：“不知道干活，只会要钱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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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贫穷激励志鹏寻找挣钱办法。有一年暑假，108公路在佛坪县动工了，他们大队的民工分在秦岭大山的磨石沟段。十六岁的志鹏报名参加，随着大人们抡铁锤，扶钢钎，看着点炮眼，四十天时间终于挣得三块多钱。他舍不得坐车，一天之内走了一百多里路，终于在离家二十多里地时实在走不动了，就花了两毛钱，坐了一辆顺路的大卡车，因肚子饿，下了车，就一头扎在路边，大约半个小时后才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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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年月，所有来钱的路都被堵死了，只有农民家的鸡蛋是可以在三天一逢的集上出售的。而他上学的大部分用钱，是母亲用鸡蛋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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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人有逃离的冲动。志鹏先生十八岁离开故乡，整整六年不回家，也是家乡给他的印象太苦了。至今三十多年，但当年送他参军的场面一直印在脑海里。他的大伯步行追赶几里路，将两块钱塞到了他的手里。1974年的两块钱，是当时他农村老家一个强劳力几乎一个月的收入。他的二姑夫骑着自行车，从上班的那个水库，赶到他必经的108国道上的杨湾坡头，送给他五块钱。当年五块钱可以买36斤大米，是定量只有24斤的城市居民一个半月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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