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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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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政权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父亲分到了两间正房，隔成了一间堂屋、两间卧房和一间狭小的后屋，正房旁是一间靠北的重屋即厨房，正房前是一个约十来平米的小院，外屋则是两间茅草房，一间堆杂物，一间是猪圈。这是当时南方微型袖珍的院落了。房子位居村中心，就在村里的仓库前面，可见组织对父亲的看重。枣树湾是南北狭长的村落布局，北高坝南出口，西面就是山丘，背西面东的房子布局，出外屋门两步即是“道场”或说打谷场，跟道场挨着的是各家的一小块领地，或者是茅房，或者是堆放麦草的柴草堆，然后是一口堰塘，再向东是地势低下去的田地，然后是大路，是河滩，是厥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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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到南方，遇到一个自学风水的人，随意聊起村里的格局，比上述介绍还要简单，但他铁口直断，你们村长子的命一般，次女的命也一般。我想了想，大哥、二姐，好像有些道理；再想其他几家，好像真是那么回事。读《易经》时偶尔想起，可能是长子的震卦位和次女的离卦位出了问题，一直在受冲受克，而没有补救。枣树可能是补的，但后来砍伐掉了，又在村北修了一道高坝水渠，使得村子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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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易理言，我也属于长子之震卦。我跟大哥的命有相似性，我们都走出了随州，奋斗得“有何胜利可言”。但回忆少年时光，我仍感谢村落房屋给了我开阔的视野。每天早上起来，出门即见太阳从东方升起，俯视低平的道场，看南来北往的村人从眼前走过，也是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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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常听父母和村里人说枣树湾的光荣，村子内外到处都是枣树，一到秋天，随便摇一摇，枣子吃都吃不完。但我的记忆里，村里好像没有一棵枣树。母亲说，那都是大炼钢铁时砍掉了。村里的大人也都这样说，甚至夸耀。我小时候对自己的村子是很骄傲的，总觉得自己的村子跟别的村子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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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0年代直到80年代初的农村仍是“一穷二白”的贫穷，跟今天边远地区农村的“家徒四壁”隔时成趣，但一无所有的我们居然在众多村子中跟部队沾边。一支代号“602”的部队驻扎在村后的山上，那山丘本是我们团结六队的土地。我们村获得的福利就是，部队放露天电影时，村里人都可以去看。当然，团结大队的其他几个村也沾光去看。这让本村人多少有些愤愤然、悻悻然。小时候父亲常把我背着或把我举坐在他的肩上，走几里路去看露天电影。老式的放映机转盘、换带，部队官兵的方阵和村民的胡乱围堆，正面看、反面看（电影荧幕背面也可以看，只不过一切皆反），风一吹幕布就会卷动时的画面扭曲，放映前常放新闻纪录片《祖国新貌》，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枪声》……这些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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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片《望乡》引进中国的时候，因为讲“男女乱搞”，部队不敢露天放，就在礼堂里放给自己人看。这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村里的青壮小伙子带头去砸了礼堂的窗户。部队抓了不少人，事情闹大了。但军民鱼水情，因为领头者是我们团结六队的，放人放人。部队为缓和矛盾，又放了另一片子，请了团结大队的老少爷们儿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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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一切在乡村少年眼里都新奇。部队的红砖围墙都显得比村里烧制的青砖灰砖高级，我们翻墙、在墙上飞跑，在里面捡拾或偷铁丝、铁钉，当做废品去卖，一斤也能卖几分钱。但向毛主席发誓，我好像从未偷过。在物资缺乏的乡村，说来惭愧，我第一次吃西瓜居然是跟部队有关，村里常年产的瓜果作物只有黄瓜、花生、红薯三四种，番茄、西瓜、香瓜等得到80年代后才引进。当时跟另一小伙伴在村后松林里玩，遇到两个当兵的在那里吃西瓜，他们吃得很仔细，把瓜皮扔地上，我们捡起吃时，没什么瓜瓤，但仍觉得比黄瓜、花生要美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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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部队有关的大事是，我们村后的一块坡地——“团坡”——被部队占了多年，70年代末，部队要在上面盖房，搞“基建”时，发现了一个古墓。震惊中外的“擂鼓墩古墓”即是此墓。当时村人都去围观，在部队的宣传照片里，把围观中的母亲也照进去了。据说墓里有很多金银财宝，还有很多字，现在的中国人没几个人认得，有一个叫郭沫若的大科学家、大学问家认得，要坐飞机来看。但郭沫若没来看成。照片、郭沫若、飞机、科学、古字、学问，甚至金银财宝，这都是乡村少年不熟悉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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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这可能是推动乡村少年不断走到外面去的原因吧。部队给村里少有的福利，修水塔，从河边挖井抽水到水塔，给部队和团结六队供应自来水，使我们村成为周围乡村率先用上自来水的村子。这些也让人觉得外面的世界比乡村精彩。但遗憾的是，无论团结大队如何改名擂鼓墩村，村里不断有人被招工进城，我们那一带没有出产几个人物，也就是地方官、军官、吃城市商品粮的能人，说明这种城乡军民的强烈对比也没有撼动多少乡民的头脑和心智。村民是因循的、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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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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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村并不算贫困。在地缘上，它不是偏远的山村，而是郊区农村。母亲也为自己嫁给父亲骄傲过，一是父亲的身份，虽然没有亲人在村里势单力孤，但也没什么人情债往还；二就是从山村嫁到城郊，在娘家人面前还是有面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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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跟父亲结合，对新生活充满过向往。嫁到枣树湾，比起娘家兄妹，生活上了一个档次。温饱一度解决了。就在60年代初的“三年灾害”期间，周围村吃不饱，饿死人，但枣树湾人种的红薯（山萝卜）年年丰收，母亲说，那时，山萝卜堆在道场里，堆成山，小娃子都把山萝卜当“得螺儿”踢。她个子高、聪明、漂亮，跟“男将”们一样能挑重担，村里人说起她：“王大个子几能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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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安排父亲当农协主席，也在全国扫盲运动中安排母亲去识字，但母亲却对识字没有积极性，她学了几个月认识的字还不如父亲自学认识的多，她没能作为扫盲代表。母亲似乎郁闷过，但她很快调整过来，她觉得那应该是男人的事。她更多地寄望于父亲，却对父亲一再失望。当组织要安排父亲当生产队长时，父亲退却了，他晚上回来跟母亲商量，母亲一言不发。后来她骂父亲，没有胆，泥巴扶不上墙，她要是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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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求我们好好读书时，倒是承认自己吃亏是个“睁眼瞎”。很奇怪，她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滔滔不绝，但跟村里人吵架却笨嘴笨舌，她教育我们的话也不多。倒是父亲经常能跟我们讲讲故事，说说笑话。母亲虽然在一旁听得认真，但笑过后仍会批评父亲“没正经”，只会在孩子面前信口开河，很少在村里、在会上讲话。母亲说，沉默是金，要么不开口，要么开口就说得板上钉钉子，结结实实。父亲经常被母亲批得很“无趣”，这妨碍了父亲的发挥，也妨碍了我们兄弟姐妹们对讲话的爱好。父亲晚年的话日渐少了，实在想跟母亲交流时，也就在一边以自言自语开场。几个子女的口才都差，不爱说话，不会说话，母亲后来也着急，但已经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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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其实是能说的，在丈夫、孩子都开不了口时，她无惧于外人、城里人、干部们。以至于二哥做生意时被城管没收物品，二哥不敢去要，催她去说，她还真说成了。母亲很无奈，把孩子养大了，还要去为孩子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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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母亲的功德》中介绍了母亲的奉献、自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多少漏写了母亲的抱怨、随性。她任劳而少任怨，对生活的艰难、无奈无望，她无法憋在心里自己消化，她多少发泄了出来。跟父亲一样，她爱干净，却也时而用心，时而随便。即使她后来住进城里的楼房，收拾屋子也会经常敷衍。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的人生习惯。培养一个好习惯不容易，等我们后来多少明白时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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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不断的反省和观察中，理解了传统中国的圣贤们直到农耕文明晚期，还把洒扫、进退、应对当做做人的基本学问，把律己治家当做每天的“日课”。比较起来，作为父母亲的子女，我们是失教的，“放养的”，我们的家庭环境太散漫放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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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母亲。不过，在跟侄子侄女们交流时，我多次称道父亲的才华。我对他们说，你们的爷爷是余家人中最有才华的。他也曾对生活有很高的要求。夏天的黄昏，收工后，他会把门前的土台及台阶下的道场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洒点水。在落日余晖下，我们把饭桌搬到道场里，一家人围桌吃饭。晚上村里人多半要到道场里支床睡觉，我们也支几张凉床，躺在竹床上看星星、听故事。秋天，父亲会把茅草房翻盖一新，新屋顶上的稻草清香十天半月都不会散去。冬天，他则会打点家具，虽然无非是从山里买了几根木头做成桌椅，或用废铁去打一把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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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母亲也有抱怨，他最多的抱怨是说母亲出身贫农，却像个“大小姐”，不爱干活。干活回家，他会说家里这没收拾，那里也不干净，饭也没做好，他饿得要命。母亲就委屈得要命，会把她在家干的活儿数落好几遍，并说父亲在外能干，在家是“老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相依为命，却苦于怨于难以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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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农村的返贫仍是一个问题。我们村在60年代没有饿死人，但到80年代初仍未解决吃饭问题。我说过母亲有几个冬天经常不做晚饭，我们饿极了才知道去睡觉。母亲对生活的失望也是因为她没想通何以如此：年轻时村里都不穷，别的村劳动力一年的口粮定为360斤、300斤时，我们村就有450、420了，我们接济过亲戚；但到80年代一度也降到300，以至于冬天没有余粮。父亲只会“死做”，一年到头，仍解决不了全家温饱，且经常给她气受。母亲绝望时经常睡在床上不起来，任凭我们跪在床头求她。我后来看材料，说中国农村妇女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只是到晚年，她和父亲皈依了基督，她的精神世界才略为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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