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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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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村并不算贫困。在地缘上,它不是偏远的山村,而是郊区农村。母亲也为自己嫁给父亲骄傲过,一是父亲的身份,虽然没有亲人在村里势单力孤,但也没什么人情债往还;二就是从山村嫁到城郊,在娘家人面前还是有面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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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跟父亲结合,对新生活充满过向往。嫁到枣树湾,比起娘家兄妹,生活上了一个档次。温饱一度解决了。就在60年代初的“三年灾害”期间,周围村吃不饱,饿死人,但枣树湾人种的红薯(山萝卜)年年丰收,母亲说,那时,山萝卜堆在道场里,堆成山,小娃子都把山萝卜当“得螺儿”踢。她个子高、聪明、漂亮,跟“男将”们一样能挑重担,村里人说起她:“王大个子几能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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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安排父亲当农协主席,也在全国扫盲运动中安排母亲去识字,但母亲却对识字没有积极性,她学了几个月认识的字还不如父亲自学认识的多,她没能作为扫盲代表。母亲似乎郁闷过,但她很快调整过来,她觉得那应该是男人的事。她更多地寄望于父亲,却对父亲一再失望。当组织要安排父亲当生产队长时,父亲退却了,他晚上回来跟母亲商量,母亲一言不发。后来她骂父亲,没有胆,泥巴扶不上墙,她要是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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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求我们好好读书时,倒是承认自己吃亏是个“睁眼瞎”。很奇怪,她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滔滔不绝,但跟村里人吵架却笨嘴笨舌,她教育我们的话也不多。倒是父亲经常能跟我们讲讲故事,说说笑话。母亲虽然在一旁听得认真,但笑过后仍会批评父亲“没正经”,只会在孩子面前信口开河,很少在村里、在会上讲话。母亲说,沉默是金,要么不开口,要么开口就说得板上钉钉子,结结实实。父亲经常被母亲批得很“无趣”,这妨碍了父亲的发挥,也妨碍了我们兄弟姐妹们对讲话的爱好。父亲晚年的话日渐少了,实在想跟母亲交流时,也就在一边以自言自语开场。几个子女的口才都差,不爱说话,不会说话,母亲后来也着急,但已经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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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其实是能说的,在丈夫、孩子都开不了口时,她无惧于外人、城里人、干部们。以至于二哥做生意时被城管没收物品,二哥不敢去要,催她去说,她还真说成了。母亲很无奈,把孩子养大了,还要去为孩子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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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母亲的功德》中介绍了母亲的奉献、自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多少漏写了母亲的抱怨、随性。她任劳而少任怨,对生活的艰难、无奈无望,她无法憋在心里自己消化,她多少发泄了出来。跟父亲一样,她爱干净,却也时而用心,时而随便。即使她后来住进城里的楼房,收拾屋子也会经常敷衍。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的人生习惯。培养一个好习惯不容易,等我们后来多少明白时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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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不断的反省和观察中,理解了传统中国的圣贤们直到农耕文明晚期,还把洒扫、进退、应对当做做人的基本学问,把律己治家当做每天的“日课”。比较起来,作为父母亲的子女,我们是失教的,“放养的”,我们的家庭环境太散漫放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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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母亲。不过,在跟侄子侄女们交流时,我多次称道父亲的才华。我对他们说,你们的爷爷是余家人中最有才华的。他也曾对生活有很高的要求。夏天的黄昏,收工后,他会把门前的土台及台阶下的道场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洒点水。在落日余晖下,我们把饭桌搬到道场里,一家人围桌吃饭。晚上村里人多半要到道场里支床睡觉,我们也支几张凉床,躺在竹床上看星星、听故事。秋天,父亲会把茅草房翻盖一新,新屋顶上的稻草清香十天半月都不会散去。冬天,他则会打点家具,虽然无非是从山里买了几根木头做成桌椅,或用废铁去打一把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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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母亲也有抱怨,他最多的抱怨是说母亲出身贫农,却像个“大小姐”,不爱干活。干活回家,他会说家里这没收拾,那里也不干净,饭也没做好,他饿得要命。母亲就委屈得要命,会把她在家干的活儿数落好几遍,并说父亲在外能干,在家是“老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相依为命,却苦于怨于难以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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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农村的返贫仍是一个问题。我们村在60年代没有饿死人,但到80年代初仍未解决吃饭问题。我说过母亲有几个冬天经常不做晚饭,我们饿极了才知道去睡觉。母亲对生活的失望也是因为她没想通何以如此:年轻时村里都不穷,别的村劳动力一年的口粮定为360斤、300斤时,我们村就有450、420了,我们接济过亲戚;但到80年代一度也降到300,以至于冬天没有余粮。父亲只会“死做”,一年到头,仍解决不了全家温饱,且经常给她气受。母亲绝望时经常睡在床上不起来,任凭我们跪在床头求她。我后来看材料,说中国农村妇女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只是到晚年,她和父亲皈依了基督,她的精神世界才略为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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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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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组织和子女眼里“不上进”,但他的勤劳吃苦在村里都很受称道。我们也都承认他的勤劳,他眼里全是活路,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做活”。但他的交往能力不差,没有嫡亲的亲戚,他居然认了几个亲戚。我小时候看《林海雪原》、《奇袭白虎团》一类的小人书就是在磙山的一个姑父家,姑父一家后来搬到丹江口,还给父亲写过信。另外一个姑父在安居镇的村里养蜂子,蜂蜜的美味也是小时候即尝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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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善于学习,从“大字不识一个”,到晚年他至少认识上千汉字,等他做基督教会“管账的”时候,他已经能抄写圣经圣歌。他对文化有天然的敬畏,“敬惜字纸”一语是他教我们的。每年的年节尤其是春节,他过得慎重,把学来的文化习俗或礼仪规矩一丝不苟地实行。考上大学时,他带我到村后山坡上烧纸钱,向列祖列宗通报,感谢“祖坟冒了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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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村里的田地大部分被政府征用,父亲遗憾他那样的“种地能手”无用武之地了。他喜欢三哥,因为三哥继承了他这方面的特点:舍得出苦力、会做农活儿。村里人开始从“粮农”向“菜农”转型,父亲是转型最为成功的,他种菜、摘洗菜,到街上去卖,做得极为利索。印象中父亲几乎没帮母亲摘洗过菜,但父亲对第二天早上进城卖的菜,摘洗得极为认真、用心,那是他晚上和早上最重要的大事。他卖菜也快,晌午时就拉着板车回来了,后来是蹬三轮车回来了。会有一两把剩菜,以及割的肉菜带回家,还有大量的角票、钢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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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父亲这样典型的农民受组织的恩惠非一件两件。大哥十几岁时当兵,二哥从村里的民兵连长到进城当工人,应该都得益于父亲。我后来查证,那个时代国家从农村征兵,参军的农村青年除了“根正苗红”,仍得益于父母在组织那里的印象。而村里有一个名额进城当工人时,父亲连夜赶到舅舅家,把在那里做客的二哥叫回来,抓住了机会。这一“机会”后来看并不算好,因为村干部的地位很快直线上升,大小是个干部或官总比工人农民好。但用母亲的话,父亲心里一直“傲得很”,一方面靠组织,一方面厌恶“干部”,他宁愿自己的孩子清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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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父亲外,我大哥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只是我大哥,一生命苦,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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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心细、孝顺。还在读小学时,父母两人挣生产队里的工分,要养活一家八口太难,他就不愿读书,要回生产队劳动帮家里挣工分。六七十年代,村里男劳动力一天九分十分,女劳动力六分七分,大哥挣工分,也只能算半个劳动力。这些工分加起来,一年到头,也就几十元钱。为这几十元,村里人还会争论,谁的工分评高了,谁的评低了。据说老师追到地里去,劝说大哥上学,他成绩好,有前途。但他流着泪拒绝了。母亲每次跟我们说起大哥这一段,都哽咽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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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村里有征兵的机会,他就参军,到河南平顶山市当兵,而且要当志愿兵,据说这一兵种不用担心四年复员,可以长期待在部队。他难得回家,但经常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津贴”寄回家来。大哥寄给“父母大人”的信总是先在村人间传看,再由村里识字者读给父母听,后来是我们读给父母听。他的字写得工工整整,尤其是信封上的几行字,那种仿宋字写得真是好看,村里人说,“像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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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也给村人谋过福利,河南产煤,他曾经运过一卡车的煤开回村里,让村里分了。而我小时候也比村里小伙伴更早地吃到“蛋卷”、“压缩饼干”……眼睛近视后,大哥想办法给我买“鱼肝油”。大哥只是偶尔向我们透露他的辛苦,他归属总参的测绘部队,经常到山野中搞测量,风餐露宿。地方上遭灾,他们又被当做劳力去救灾。河南的几次“发大水”,淹死了不少人,他们第一时间去救人,说在泥水里看到小包包,捞起来,就是一个个蜷曲的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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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出于长远考虑,在部队干了十多年后,大哥一直没有谈恋爱,而是由父母帮他在随州找对象,后来成为我们的大嫂去部队探亲几次,两人就成家了。大哥在部队“进步”很快,他提了干,入了党,并以小学未毕业的文化程度自学了大学课程,他拿到了大学函授文凭。他本来可以留在部队,甚至转业到平顶山市工作,但他希望就近赡养父母,就回到了随州。哥哥姐姐当然高兴,希望沾光,虽然因为村里土地被征占,“地带工”,他们都进城当工人了,但他们希望大哥这棵大树能帮他们在城里找到更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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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上北大的1986年,大哥还在办回随州的手续。我无师自通地给生产队写了一封申请书,希望得到组织上的补贴。生产队为此奖励我一百元,干部们到我家来喝酒,大哥也赶了回来,要送我上北京。我给干部们敬酒喝醉了,大哥把我送到武汉,自己又赶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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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听说大哥回随州工作了,大嫂也调回随州。生活好一些了,但舒心日子没几天,新问题来了。他看不惯单位领导的腐败,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满意,他一度要写举报信,征询我的意见。对我要从事文化、做一个“批判知识分子”,他不赞成,说他知道鲁迅是这样的人,但没什么好,鲁迅死时瘦得剩下几十斤。十多年后的新世纪初,大哥去世多年,二哥也跟我谈起,做鲁迅有什么好,为什么不做胡适?据说随州圈子里懂点文化的人,多知道我成了“鲁迅”或说“鲁迅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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