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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义不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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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灭亡以后，原来南宋地盘的汉人，称为“南人”。“南人”受故国情感因素影响，讲究民族气节，多不与蒙元政权合作，宁可自我边缘化，回归民间，以求经济文化上的发展。镜川杨氏正是这么一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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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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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八世祖杨珪，人称再十一公，少长于诗。南宋灭亡以后，以世为宋臣，义不仕元，作《咏史诗》，有“吾家世臣宋，绂冕兴如去。今虽为庶义，义不忘宋恩。国亡幸免死，忍复干禄云。耻为肤敏士，宁作殷顽民”之句。又作《书感》诗，称：“枫江渡口草萋萋，桃浦桥边夕照低。惟有旧家双燕子，年年飞绕绿杨隄。潦倒江南一布衣，家贫岁晚寸心违。不堪倚杖枫江路，手种青松大十围。”(34)可见，杨珪过着十分普通的平民生活。他会作诗，讲究儒家气节，说明读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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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珪有三个儿子，杨伯雷、杨伯震、杨伯霖，为九世祖。临终前，杨珪要求子孙不能出仕，称：“张良大父父，相韩五世君。报仇误一击，佐命筹三军。灭秦复诛项，兴汉称元勋。始终心为韩，义烈千载闻。我家世仕宋，沐恩厚，不可以背旧主，臣新主。”(35)这可见宋代忠义观念教育影响之深。考虑到镜川杨氏两宋时代没有出过多少大官，所以，此所谓“我家”，应是就更大范围的杨氏而言的。再加上断续的科举制度，使汉族士人很难有机会出仕。如此，子孙守其遗训，没有人入元版，家谱中确实也没有做官记录，后人称为“镜川之杨，执义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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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子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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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霖的儿子杨子杞，人称“新五”，为十世祖，生卒年不详，大体在元代后期。“读书，善务仁人长者之行，守祖训，亦不仕元。”(36)本来，他的辈分是“元”字，因厌恶元朝，将“元”字改成“新”，故称“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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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是镜川杨氏发迹的关键人物。他不出仕，专注于教育与农业，经过不断努力，成为当地富户，“以高赀闻，大构堂宇”(37)。虽然富裕起来，但他并不欺贫，“见有孤寡无助者，辄周恤之”(38)。他对儿子教育非常严，“每饮酒，令诸子歌颂以乐，若有及他曲者，即叱出之，其严正如此”(39)。连乐曲都有限制，可见其为人处世要求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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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了镜川杨氏按辈分取名的制度。说到中国特色的行第、辈分制度，在此有必要作一溯源考察。行是“雁行”，排行是指兄弟们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考察辈分制度，要注意单名与复名的不同，要区分同胞兄弟与同宗兄弟取名。因取名方式的不同，行第的表达方式也不同。汉唐时期，中国人多喜欢取单名。由此，兄弟取名的行第，往往是通过偏旁的相同性来体现的。“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琦、刘琮，此后应璩、应玚，卫瓘、卫玠之流踵之而出矣。”(40)汉唐时期，当然也有复名者。由是，兄弟间会用一个共同的行辈字来取名，顾炎武以为：“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41)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不管是单名或复名，往往局限于同一父亲所生的同胞兄弟间，不是宗族兄弟间的行第名。同胞兄弟取名有相同性容易做到，但同宗兄弟较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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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兄弟间讲行第，始于唐朝。唐人单名之外，多用“姓氏＋数字”格式，表达的是同族不同年月出生男子自然大小顺序，如白居易称“白二十二”之类(42)。这应是非正式的同宗兄弟称谓。这种模式的缺陷是不分上下代，只按出生时间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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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兄弟间普遍按辈分取复名习尚的形成，大体始于北宋。《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明确有字辈。上行下效，于是形成习尚。到了南宋前期，民间已经有了按辈分取名习惯，如宁波著名的史氏家族，第四代为“师”字辈，第六代为“弥”字辈，第七代为“之”字辈，第八代为“卿”字辈。此为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的完整的同宗兄弟辈分制度。这种辈代制度，应该是从士大夫家族开始的，进而影响到民间其他普通家族。要做到同宗兄弟取名的共同性，应是宋元等级宗族观念与宗族制度强化以后的产物，也是家谱编纂制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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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行第演变过程中，民间还经历了“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杨子杞是杨氏家族中的文化人，有着较强的宗族共同体意识，开始重视家族辈分制度。他认为“宗族浩瀚，曷能备记？后岂不有分处他邦，以至尊卑无辨，疏戚无分，失其源绪者耶”(43)？于是按当时习惯，定下“梦觉云臣，时如应显，元成兴熙，自守茂美，承德秉文，式永益伟”(44)20字，作为后辈取名之行第。从此，杨氏家族子孙的取名始有规矩，改变了随意取名的旧习惯，初具文化家族之气韵。不过，杨子杞确定的行辈，在“新、成、兴”三代，仅是作为统一行名出现的，行名、名字分离。如杨子杞的儿子杨景彝、杨景修、杨景芳、杨景常，四人名字中“景”是共同的，其行辈是“成”，行名分别是杨成一、杨成二、杨成七、杨成九。这在其他家族中也有所反映，如江西婺源咸丰六年成的《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宋元以前，合族中一代之人，以一字为行，照生辰之先后，以数目叙之而为第。”这种“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有别于唐代的“姓氏＋数字”模式，更加细化，突出了辈代概念。这可能是乡村文化层次较低家族经历过的同宗兄弟取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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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镜川杨氏来看，名字、行辈统一的时间点在元末明初。到了“熙”辈，多数人直接以辈名当人名，如东杨的杨熙洁（1344—1426）、杨熙文（1357—1425）、杨熙均（1364—1444）兄弟，名字、行辈完全统一，只有个别人如西杨的杨范兄弟仍坚持原来的名字、行辈分离模式，说明尚处于过渡时期。到了“自”字以后，杨氏后裔取名，名字、行辈完全统一。这也就是典型的明清辈分取名制度，其特点是：第一个字由家族字辈谱所定，是家族辈份的象征；第二个字由父母自由意愿所定，也是同辈不同男子的个性所在。由名字、行辈分离到名字、行辈统一，当然是一种更为规范、更易识别的行辈取名方式，尤其适合家谱编纂。不过，这类统一的、强制性的家族“谱名”，有的个体小家庭并不喜欢，他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使用另外的名字，此为“小名”。进一步要说明的是，辈分制度主要适用于男子，女子取名不一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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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同反映了等级秩序的加强，即一个字辈表示一代，不同字辈形成自然的等级关系。《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族大人蕃，难以编载，故有自明来，易一字之行冠于名上，闻其名则知系属某代，事较简而齿亦易序也。”同宗男子结成了一个共同体，辈分体现的是宗族共同体内部的等级秩序，是确保家族血缘秩序永不紊乱的关键所在。这是理学家加强宗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果，是唐代行第制度的深化。“自昔名贤严于辈行，尤笃通家之好，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或称小字，书问，以从表兄叔自处。”(45)可见，辈分制度也是社会交往必须遵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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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四子，成家以后，分别称为仁、义、礼、智四房，可见理学文化色彩。不过，民间俗称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为十一世祖。由于儿子数量多，“故其子孙独昌”(46)。杨子杞作《示四子诗》称：“人生有四德，仁义并礼智。人生有四子，伯仲洎叔季。吾幸承先德，生子今有四。四子分四房，宜以德为序。伯子为仁房，仲房即次义。叔子为礼房，智房季又次。四房分四德，交互思其义。仁存恻隐心，义发羞耻意。礼存恭敬心，智辨非与是。四端知扩充，万善无不备。此为赵氏简，汝曹当勉励。无忝尔所生，垂法贻后嗣。四子同一心，一心传百世。”(47)由此可知杨子杞对四子的精心寄托。杨子杞重视教育，“延师督课，各得成立”(48)。重视教育，这是家族发迹的关键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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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别有《游湖心寺》、《种竹》、《春寒》诗三首。杨子杞卒后葬小洞桥东南。杨守阯《祭新五朝奉墓》诗称：“家道中兴擅一乡，百年乔木历冰霜。一枝摧折三枝茂，八世承传五世昌。”(49)长子杨景彝后来立“仁实堂”，以纪念父亲杨子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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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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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杨景彝，字佐道，仁房始祖，“守父遗训，以仁厚起家，敦本积行，一乡称为善士焉”(51)。老二杨景修（1309—1381），字辅道，人称成二，为九世祖，属义房。杨辅道继承父亲仁厚之德，“振起家声，所谓光前裕后者”(52)。他是杨守陈的直系高祖。杨辅道卒于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可见是一位身跨元明两朝的人物。杨守阯《祭高祖成二处士》称：“明行桥东北渚边，亭亭华表识幽阡。封崇马髯才四尺，树老龙麟几百年。熙正长房今有后，式中诸子已无传。缅怀物理荣枯事，拜奠西风为怆然。”(53)老三杨景芳，家中相当富。老四最能干，“创造有为，克阜厥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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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族蕃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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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镜川杨氏虽不与朝廷合作，拒绝入仕，然坚守诗书传家。不论是从文化抑或从经济角度而言，都算是当地名门望族。杨氏子孙大多治家有方，颇有资财。杨守陈说：“当宋元世，族蕃家盛，居室亦繁且侈矣。”(55)“在宋元时，世以高赀，武断乡曲”(56)。如仁房的杨起宗一支，“虽显荣者稀，而赀产之饶，人物之秀，读书俎豆之盛，环鄞四境，鲜或过之”(57)。杨自惩说：“我家全盛时，丰屋天际翔。三十六隈水，流落九明堂。”(58)可见漂亮房子已经相当多了。所谓“九明堂”，是南宋以来江南典型的“三推（透）九明堂”豪宅。杨守陈《碧川》诗称：“碧溪流下庙湾东，一片蓝光远近同；……五桥冠履行天上，万户楼台入镜中”(59)这是诗人对碧川、镜川一带乡村田园风貌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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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政治上没有前途的家族，同样可以在经济上与教育上取得不错成绩，获得地方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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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二、富户败落：明初的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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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政权交替，国家政策不同，导致富户们的悲惨命运。浙江为天下首富，其运更烈。洪武三年（1370）二月，朱元璋问户部：“天下民孰富？”对曰：“以田税之多寡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60)由此，浙西（钱塘江的三吴地区）富户受到的打击也最重。浙东的富户虽不及浙西，同样摆脱不了被打击的命运，杨氏即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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