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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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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自悆与杨自忞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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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持家政的杨自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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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悆（1402—1474），字乐之，号见素。娶妻张素纨（1405—1480）(261)。生平“履素蹈真，恪守礼法，不尚浮靡。经书、史略、李杜诗诵数过，终身不忘”。老大与老三“宦学京师”时，他一人在家，独持家政。“居乡，平心率物，未尝亏人以利己。”“一门四十余人，怡然礼法，无一愆侮者。”家中有四十余人，可见杨氏确实是一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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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悆一直隐居乡村，没有到外面走动过，所以，杨守随做官后，想接他出去，因怕出远门而没有答应。不过，他家教严，关心儿子。有一次，儿子杨守随正在公庭鞠狱，适父亲杨自悆的家信到，上面写道：“昔庭坚不祀。汝为刑官当公，体天地好生之心，钦恤民命，无使宗庙不血食也。”由此，可知杨自悆的古道心肠。他的贡献是培养出了长子杨守随。成化八年（1472），以子杨守随贵，封江西道监察御史。成化十一年（1474）七月卒(262)。弘治十二年（1499），加赠通议大夫、南京大理寺正卿(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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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塾师为业的杨自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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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忞（1409—1479），自勉之，号韦庵。“为人英敏豁达，夙承家庭之训，五经史传、古文、李杜诗，皆能默诵讲解，而尤精于四书、《周易》。尝治举子业，不偶而弃去，专以养亲为事。凡亲之所欲为者，必先意承颜，务得其欢心。……故称其孝者，言无间于宗族乡党也。”(264)由此可知，杨自忞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没有成功，觉得此路非己所长，放弃了科举之路而已。正统末，从长兄到京师，“至则以所学淑诸人，且以束脩佐费，其受业者多所成就”。譬如吴兴人、刑部员外郎陆矩的儿子陆璇就是他的学生(265)。由此可知，杨自惩、杨自忞兄弟都曾替在京官员教授其子弟。杨自忞曾亲见正统末年权奸误国事件（土木之变），所以后来每次说到此事，就切齿怒骂，可见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杨自忞到北京后，觉得北京的文化环境好，建议将大侄子杨守陈带到北京来学习。天顺初，闻夺门有功事，辄曰：“此辈贪天功以为己力，其能免乎？”(266)后来果然验证其说。由此可知，杨自忞比较关注时事，忠诚可见。景泰初，随长兄杨自惩到泉州，太守闻其贤，欲以怀才德抱荐之，不就。仍以教授为业，“郡邑大夫之子弟皆来从学”。旧俗，子弟读书坐立，视其父兄官秩高下为序，他改为以齿为序。景泰二年十一月，长兄故世，他扶兄灵柩归乡。从此，在家乡以教授子弟为业。“于经书皆口授，或讲古今事实，虽隆冬盛暑，必衣冠整肃，至夜分乃止。”经常告诫子弟要用功，“为学贵勤，勿勤勿成也”。他举了早年在北京的一个案例，有一个叫林皋的宣卫学生，资质很笨，但最用功，自朝至傍晚，足不出户，晚上则仔细琢磨白天所学内容。后来，果然中了景泰七年（1463）举人。最后告诉子弟：“尔等若能效其所为，何患学业不成耶？他日有成，当悉心求尽守官之道，俾无添于前人可可。”天顺二年（1458）五十大寿时，杨守陈捧冠带作为三叔的寿礼，杨自忞一看，大发脾气，将一砚台摔碎，说：“汝料尔弟不会做官耶？我受你的冠带也？”(267)杨守陈急忙下跪认错，他才气消和颜。由此可知，杨自忞是一个相当有自尊心的人。杨自忞懂法律，持论公平，结果，乡间有官司，往往先到他那儿评理。杨自忞别明是非，晓以利害，打官司的人多服从而去。成化年间，天气非常不好，连年下雨，自然灾害严重。成化十二年（1476），洪水突发，全村的房子都被淹没，只能转移到屋顶上生活。杨自忞因家有小楼，情况略好，但小楼只容一家人居住而已。洪水过了一天多，仍没有退，邻居们无法下地烧饭，饥饿难受。杨自忞命家人煮了粥，乘着船，一户户分发，从而解决了相当多邻居的吃饭问题。离自己家西南一百多米处，有座普光庵，庵中住着八个和尚。杨自忞担心房屋倒下，命童仆乘船将八人带了出来。不久，普光庵果然倒了，那八个和尚感谢不已。事后，杨自忞帮助修复了普光庵。当时，许多村庄受灾严重，镜川杨氏因杨自忞的努力，得渡过难关。这年，杨守陈为了答谢三叔教育之功，遵例，代三叔输粟于边，杨自忞得授散官宣义郎。地方政府在其家立牌坊，称“世德名家”，上面拟刻杨范及其三个儿子的赠官名。杨自忞见过世面，比较要面子，坚持不要刻空头的“宣义郎”，只书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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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化十五年（1479）时，杨自忞有四个儿子，六个孙子，八个孙女。等儿子们长大以后，因所居太狭，在碧川河的北面购了一块空地，建了新房，这就是今天西杨后岸布政房的开始。新房快落成时，杨自忞得了重病。当时，自然灾害很严重，又适值青黄不接，缺粮人家相当多。病中的杨自忞念念不忘：“吾有而不能食，彼欲食而无粥，不亦可悯哉！”于是，要邻居们到家中吃饭。到了六月十九日，杨自忞故世，享年71岁。弘治五年（1492），以四子杨守隅贵，赠工部营缮司主事，这才补刻上官名。杨自忞妻陈氏（1415—1496），享年82岁。弘治十二年（1499），加封奉直大夫兵部职方司员外郎(268)。从杨自忞家中有小楼、有较多的粮食、有能力帮助别人可知，他确实是当地的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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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杨自惩三兄弟经历可知，走上科举之路，确实是一件难度系数较大的事。在三个兄弟中，只有长兄杨自惩走上了科举之路，其他两个弟弟，或照顾家中父母，或外出为塾师，实际成了科举考试的辅助者。可见，科举需要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做出不同的家庭分工才有可能成功。杨自惩一代的努力，为其后代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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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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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四、名盖东南：景泰至正德间的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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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杨自惩父子的努力，虽然只取得了较小的回报，但到了孙子辈，教育成果充分展露出来了。景泰二年（1451），长孙杨守陈中进士，破镜川杨氏科举之天荒，此时距明朝开国84年。从此，镜川杨氏家运中兴、声名鹊起。张邦奇（1481—1544）说：“予惟镜川旧族，自……礼部尚书文懿公之兴，伯仲子姓，文行功业，蝉联辉映，为海内所歆慕。”(269)这样的观察是准确的。此后，杨氏“金榜题名，五世十科进士；玉阶听履，一门三部尚书”，“半壁宫花春燕罢，满床牙笏早朝归”(270)，可见杨氏在明中叶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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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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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部尚书杨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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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师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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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1425—1489），字维新，号晋庵，人称镜川先生。杨守陈生于洪熙元年七月十七日。其性格更类其父。启蒙教育是由其祖父杨范承担的。宣德四年（1429），五岁，就家塾，日记数百言。六岁，学对句。九岁，学诗歌。自称：“予自少时，大父日教以小学之道。于书，则先授之《小学》、《四书》，以次及五经，亲为之倍读讲解。而予力弱息微，不能高声久读，但展卷默视，一目下四五行，不数过而已熟。然逾旬越月，则已忘之。顾亦喜览他书，为五七字诗，余未之学也。”(271)所谓“日记数百言”，就是每天默读记忆。杨守陈重点学习了诗歌、古文创作，“余少时，读古书，求古道，攻古文辞，惟师先大考耳”(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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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十年（1435）十一岁时，一度随鄞县知县张铎学习。张铎称杨守陈“早慧，亦蒙召见，大获称赏。久益亲爱，视犹其子，命入署居”，与其儿子张时用“同砚席”，亲加教诲(273)。后来杨守陈忆及此事称：“舞勺之年，受知于河南布政使、清江张公，俾兼时学，以俟选举。”(274)由此可知，张铎开始教授时学。此后，随父亲之友吕澹庵学习，“时先考赠编修府君之执友曰澹庵吕先生，方以德行文学雄郡庠，名声蔼郁，赢粮负笈者麇至，余奉命从之。”(275)由此可知，吕澹庵是宁波府学教师。这个时期，杨守陈假馆于同县马阜（1396—1466）家。别人说杨守陈早慧，马阜初不信，等他看见杨守陈“读书目数行下，连倍（背）十余卷如流”，于是惊叹说：“名果不虚得也。”(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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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二年（1437），十三岁，学举子业。十五岁，学古文(277)。“所作词理兼优，迥出伦辈，四方学者往往传录，所作经义论策之文以为式。”(278)可见，杨守陈的举业文章写得相当好，受到老师们的肯定。有位先达看了他的举业文章，一笑而已。杨守陈初不知其意，一直用这种风格写作。正统七年（1512），到北京学习，朋友们指出他的不足，这才知道，“义、论必用四书五经之辞，方为本色”，而他本人所写文章，“多杂以他书”。于是，他下决心改变自己。可惜，少年时代所背诵的五经内容多已遗忘，写作时根本用不上。“定省之暇，因取五经并传注，分类而钞之，萃成六卷，庶可备临文之采用耳。……名之曰《割锦类编》。”(279)由此可知，到北京的学习，让他得以走上举业文章正轨。到北京以后的另一个变化是改掉了自己的喝酒习惯。他少年时代，受家庭影响，喜欢喝酒。从北京回宁波时，“自京还里，亲旧招延，往往至醉”。他觉悟到饮酒误事，于是作《戒酒箴》。由此可见杨守陈与自己坏习惯作斗争的决心与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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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堂兄杨守陶（？—1449）也是他的业师。村中学习，县城工作，到北京求学，杨守陶一直追随叔父杨自惩。“学贯诸经，善于诗赋，尤精书法，累试不偶。郡守郑珞尤之，起为掾，历试留守卫令史。公为文懿公业师。”(280)由此，他与杨自惩父子的关系特别好，杨自惩《次钱塘寄侄守陶》“更念守陈同宿食，晨昏无使废焚膏”，《与侄守陶》“好忆传经日，频烦顾守陈”(281)，可见杨守陶确实给了杨守陈不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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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杨范、杨自惩时代，杨氏家中的藏书有所积累，“吾祖暨吾父，中兴厥家，百务倥偬，而尝以畜书启后为计，亦未能遽如先世畜之富也”(282)。由于图书数量不多，随便放在箱子里。杨守陈读书之余，做了两个书架，放在房中，按照唐人所定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将图书有序地排列在书架上，为方便检阅，做了一个书目。他编纂的家藏书目，有一些变化，如将子部的儒家类移到经部，小学类置到子部，反映出他重视道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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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恐杨守陈溺于泛读，常常教诲他说：“圣贤之学，以慎思力践为要，博文强记辅此而已。”杨守陈大有所悟，于是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铭，以见志(283)。《致知铭》称：“人欲求道，先致其知。博学审问，明辨慎思。自心而身，以至万物。表里精粗，无一敢忽。穷彼万理，会于一原。是谓知至，可希圣贤。”《力行铭》称：“人既知道，当力于行。始自孝弟，尊师信朋。至于百行，无一不勉。有过必改，务迁于善。日就月将，不偏不息。务底大成，圣贤之德。”《持敬铭》称：“惟知与行，固为学则，必有主之，乃致乃力。丹书之敬，尧典曰钦，伊洛有录，考亭有箴，口诵心持，始终不易，庶几知行，两造其极。”(284)《窗左铭》称：“尔祖缝掖，尔父纮，尔可弗学，以忝其先。学先于致知，尤莫难于克己。当秉烛以破幽，必选锋而攻锐。见卓尔于一原，养浩然以配义。立正位而居广居，追千古而待百世，庶有光于祖先而无愧于天地。”(285)这四篇铭，是杨守陈的人生座右铭。正是这种基本人格的训练，造就了杨守陈的优秀素质。“知行两造其极”，与后来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已十分接近。强调思考与理解，重视执行力的训练，以人格训练为先，而以文化知识学习为后，这至今仍是不二的人才培养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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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七年（1442），18岁的杨守陈随三叔到北京学习，重点是义理之学与举业文章。有人说古人多强调易子而教。杨自惩认为举业可以自学，不必请老师。他的理由是：“古学难，时学直易耳。《五经四书大全》，此讲说之师也；《历科三试程文》，此笔削之师也。何必人师哉？”(286)于是，杨守陈不再请外人来教，在父亲指导下，以自学为主。父亲杨自惩亲自承担了杨守陈的《易》经教育。“仆与诸弟，少皆师先大父，而授《易》于先父。”(287)大体上说，早期启蒙教育由杨范承担，而举业的《易》学，则由其父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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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行以后，杨守陈名声大振，“学徒麋至，不能尽拒，因而抗颜，亦不得已耳，非好为也”(288)。由此可知，杨守陈也同时担任塾师之任。正统十一年（1446），22岁，“余自归京师，讲学于林庵”(289)。有一天，梦见一个老人，自称是邵康节，认为学道之要在于求放心，杨守陈大有感悟，于是作《求放心铭》，称：“人之一心，本居身内，一念妄兴，放而在外。……人则求焉，收使复入，至于厥心，乃任其放，……余誓自今凡百罔好，务求放心，以造于道，……嗟尔小子，务求圣贤，始是终是，无食尔言。”(290)由这篇铭序可知，他一直处于求道与做举业文章两难之中。“居今之世，求古之道，而不兼时学，则不能入仕而行道，故二者不可偏废也。”(291)由此可知，他是持举业与求道两不误理念的。由于杨守陈的努力，正统间，补为宁波府学增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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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292)前后，杨守陈与丁氏结婚。丁氏也是鄞县人，其父丁瑄，正统间举乡荐，未仕。宣德五年（1430），丁瑄卒，时丁氏甫四岁。不久，其母楼氏改嫁宁波城南的王宗遂，她也随行。王宗遂也是一个读书人，尚义气，见丁氏“夙端悫，不苟赀笑，口授《孝经》、《小学》，慎为择对”。杨守陈以诸生赴省城参加乡试时，经过王宗遂家，王宗遂与他一交谈，惊讶地说：“此名世才也。”于是，将丁氏许配给了杨守陈。“宜人出富家，而杨氏世素儒，食指数百，藜菽苦弗继。宜人脱珥，躬织作，以佐养，且给公游学费。虽涉疲悴，了无怼色，人以为难。”(293)由此可见，丁氏嫁进杨家以后，给杨家不少帮助，杨守陈读书的费用，就是丁氏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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