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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388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888]
1706173389 2.伸张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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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391 (1)康熙年间的收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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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393 四忠双烈卒后,遗骨暴露在祖茔侧,没有后人来料理,别人又畏法不敢收瘗,结果,“土浅草长,麦饭无主”(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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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395 到了康熙二年(1663)左右,曾参与抗清的南明太常博士、鄞县人王玉书(1603—1672)(681),想埋葬他们,写了疏文,告诸好义之人,结果无人响应(682)。那年,发生了庄氏明史案。七年后的康熙九年(1670)冬,杨式傅经过杨美益坟,见诸棺暴露于外,好生奇怪。回家询问其父杨文迅,杨文迅说:“此公鼎叔祖一家柩也。吾杨氏九世事明,而终于瑶仲、赞玉两叔。余与两叔,分则昆弟,谊则朋友(崇祯乙亥同进)。久欲埋之,而力不逮。”杨式傅建议向亲族募捐,杨文迅出面写了引,结果过了几年仍未有人响应。显然,政治形势非常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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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397 时间又过了七年,到康熙十六年(1677)夏,杨式傅在石门人曹广家做塾师,教授其长孙曹仔任。谈及杨氏四忠双烈遭难始末,很是同情。曹广(1624—?)(683),字远思,别号兼山,崇德籍歙县人,与杨文瓒是同年举人。他顺利中了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汀州推官,清冤狱,清廉有循声,调漳州,擢刑部主事。乞养母归。预嘉兴起兵事,不克,监国擢给事中,进左仆卿。后以蜡书致海上,频遭不测”(684)。由此可见,曹广也是一个抗清官员。“盖平日素同臭味,非一时慕义强仁者比也。”(685)曹家是石门县三大家族之一,是徽商后裔,家庭相对富裕,所以有兴趣、有能力做善事。有一次,曹广弟曹度来聊天,当得知四忠双烈未入土事,说:“盛族无一义举乎?”杨式傅回答:“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心。家父欲葬而不能,引以募者有年。”过了几天,曹度再次过来问:“每棺三两可否?”杨式傅回答说够了。十二月初一,杨式傅准备回家过年,除了塾师费,曹广另外拿出20两银子,要杨式傅回家完成埋葬之愿。复写信给宁波的同年进士林时对(1615—1705)(686),要他事成后回信报告。商人家庭出身的曹广,考虑确实周到,既找到经办者,又设置监督者。完整的体制,保证了做事的效率。十二月六日,杨式傅回到家中,告知了父亲。七日,又与杨美益房房长杨秉纮(1614—1693)商量,杨秉纮当然乐意,称:“曹年伯,异姓也,而葬杨氏之遗骸;汝外房也,而念我房之枯骨。我当拜汝,谁无人心其阻之也。”(687)杨式傅原计划葬六人,即杨秉鼐夫妇、杨文琦夫妇、杨文瓒夫妇。杨秉纮希望增加杨文琮夫妇、三叔杨文瑛、杨秉鼐妾胡氏四棺。杨式傅同意了,称:“此举不葬,当无葬日,当竭力为之。”(688)八日,又拿了曹广的信与银子,谒见了林时对。经过商量,他们最后选定在镜川聚奎桥西立墓。十二月二十八日,即过年前二天,迁葬工作完成,共费银26两多。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林时对回信曹广,告知了详细事宜,顺便也提到了一句“葬费透用”。曹广考虑到杨式傅家庭条件不好,再次补寄6.6两,以体现独立承担之责。此事让曹广十分有成就感,在年谱中自记称:“葬杨赞玉年兄一事,费廉而工省,事集而心劳,皆其家雪岩先生力也。”(689)康熙十七年,曹度应邀作《鄞南杨氏一门忠节合藏记》,称:“此虽一家殉国之忠,则亦累朝养士之报也。”(690)由此,杨氏一门阴魂分离三十年后得相聚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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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399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六年底的迁葬活动,宁波城内主要的文化人如林时对、林时跃(1609—?)、林必达(1625—1717)(691)、全吾骐(1629—1696)、杨式傅、李邺嗣、李文纯(1599—1680)、高宇泰(1614—1678)、万斯备(1636—?)、万斯同、徐凤垣(1614—1684)、张瑶芝(1614—1684)(692)等参加了,可以说,宁波城内的几大家族均有人参加。受林时对之托,李邺嗣撰《赠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玄石杨公一门合葬墓志铭》,高宇泰作《合葬殉难杨氏圹志》。全吾骐、林时跃、李文纯、李邺嗣、万期备、万斯同、钱肃乐、徐凤垣、倪元楷、张瑶芝、杨式傅,均作了谢诗(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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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01 四忠双烈安葬活动之所以能顺利完成,除了杨式傅关注、曹氏资助外,与政治形势的缓和有一定关系。这个时候,清朝入关已经三十年,汉人的政治黎明将来临,康熙十七年正月即诏开博学鸿儒科。这正是曹氏敢助葬明代英烈而宁波城内知识分子敢公开活动的背景所在。这是由民间掀起的明朝忠烈纪念活动,是一项有肯定明朝历史符号意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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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03 (2)全祖望与杨氏四忠双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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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07 全祖望是明朝忠烈事迹保存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家时刻关注忠烈事。其高祖全大程(1608—1667)作诗:“辛苦杨家有太公,殷殷教子读囚中。贞臣不必多书卷,一曲《平陵》贯白虹。”(694)这是针对杨太公狱中要儿子读书而作的诗。祖全吾骐(1629—1696)《挽杨职方天璧》称:“一代有忠臣,盛哉三杨裔。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更复雄其间,碧血孤山瘗。殄瘁嗟无路,镜川泪。”(695)康熙十六年(1677),曹广仗义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后,留下一些小遗憾,参军杨文球死在福建,无骨可归,职方杨文琮葬在杭州,“以待迁祔”。三年后的康熙十九年(1680),林时对、全书(1663—1738)诸人曾替杨文球招魂,也想迁葬杨文琮。全书以为:“职方遗意,不必归也。夫南屏数里,张公苍水之骨在焉,而职方偕雪窦山人,均以幕府宾客,其死同,葬之地又同,又奚殊骨肉之相聚矣?”(696)诸遗民与杨氏后裔皆认同此论,于是没有迁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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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09 到雍正二年(1724),时在杭州为塾师的全祖望,与杭州朋友厉鹗(1692—1752)一同到南山谒拜张苍水及雪窦山人、慈溪籍抗清志士魏耕(1614—1662)(697)墓,顺便寻找杨文琮殡。在灌莽中,他终于找到杨文琮坟,在上面加了封土,作《瘗孤山》诗,后又作《杨职方茔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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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11 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得杨式傅所写《杨氏葬录》,写下《杨氏四忠双烈合状》,称:“《葬录》一卷,成于式傅,述其事甚详。予少时求之式傅之后人,不得。岁在戊午,因撰《李舍人昭武阡表》,昭武之曾孙贫甚,困于屠。顾能以表章先人为念,为之起敬。问以昭武遗书,则散佚无有,顾独以《杨氏葬录》来。予惊喜,盖楚石先生与昭武同被囚,昭武狱中与楚石弟圆石为儿女姻,故是书存于李氏。呜呼!杨氏兄弟死义,其家靡有孑遗,而远思以圆石同年贡士,地之相去八百余里,乃推爱于一门,十棺同葬,以同里诸公所未能者一人任之,高义孰与京哉?吾闻乙酉之夏,远思预于禾中,城守之役,慬而得免。其后,累以蜡书致海上,频遭不测,盖平日素同臭味,非一时慕义强仁者比也。呜呼!古今贤愚,总随大化以俱尽。即镜川之抔土,今亦鞠为荒丘。惟是殉国之大节,闵忠之古道,天荒地老,终于不朽。读斯编者,其尚有感于斯文!”(698)李舍人昭武,即史学家李清(1602—1683)。偶然之中,竟然从李清后裔中得到了杨式傅所写《杨氏葬录》,这让全祖望大为感动,于是写了六人合传,以宣扬其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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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13 另外,全祖望写了《监军佥宪楚石公翁洲乞师纪略》、《密揭告变考》(699)。又《续甬上耆旧诗》中,辑录了四忠的遗诗。作《妾面惫》诗,歌颂小杨夫人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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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15 (3)嘉庆间的表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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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17 嘉庆年间的活动,与清政府的忠烈表彰有关。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初十日,乾隆皇帝要求崇奖忠贞,风励臣节。“朕惟以大公至正为衡,凡明季尽节诸臣,既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所有应谥诸人,并查《明史》及《辑览》所载,遵照世祖时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谥号。其如何分别定谥之处,著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议以闻,并通谕中外知之,钦此!”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八日,“大学士九卿等将明季并建文时殉节诸臣,悉案史乘核查,拟予专谥、通谥及应入祀忠义祠者,分册具奏,甚为允协,著照所议行。其进呈各册,于姓名事实,摘其梗概,颇见详备,著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700)。从有关的社会反响来看,这项政策深受欢迎与肯定。“昭代大度同天地,迥非汉魏唐宋可得企。”(701)这可能是当时汉族士人的普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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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19 杨氏四忠双烈也在名单之列,允许四忠入忠义祠、双烈入节孝祠,这让镜川杨氏后裔十分激动。可惜,过了二十年,祠未入,碑未立。杨氏后裔杨永赞一直关心此事,出面邀请族人出资完成遗愿,族人响应不多。到了嘉庆元年(1796),国学生杨益焕(1763—1828)独自出资,在聚魁坊东立专祠“忠烈祠”(702)。嘉庆八年(1803),杨思亲(1757—1798)妻陈氏(1759—1833)建文昌阁十余间,又奉主于阁之东,置田祭祀(703)。嘉庆十八年(1813),杨学泗汇订记录四忠双烈事迹有关文献,编为《杨氏一门忠节录》。嘉庆十九年(1814),杨伟仪作律二首,称:“昭代垂怜故国忠,君仁臣义道原同。一家正气留青史,十柩正气化白虹。”(704)嘉庆二十二年(1817),杨益宝、杨学载等人重立碑石,请余文统大书“杨氏一门忠烈”六字。九月十七日,杨氏上额于郡城旌忠庙,杨伟仪复作《旌庙悬额祭祖诗》,称:“庙貌巍然壮郡城,衣冠拜谒聚群英。兴朝大度同天地,易代孤臣遇圣明。抗节一门留士气,推恩千古快人情。悬堂题词应无愧,敬告先灵荐特牲。”(705)杨学载作《祭烈愍公祠诸公位次配享并祭文》,杨学泗作《祭烈愍一家文》、《合祭先四忠公及同难诸先生文》。道光二十六年(1846),《杨氏一门忠节录》由杨伟儒刊刻于世(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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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21 如何看待明清王朝更替中的抗清人物?从明朝来说是忠孝,而从清朝来说是顽民。到了康熙时代,因形势的变化,民间发动了纪念忠烈的活动。到了乾隆中后期,政府也开始肯定抗清之士,给予忠烈称号。由此,嘉庆年间,杨氏开展了四忠双烈的纪念活动。不管如何,由民间而政府,最终肯定抗清之士,从政治气量上说是很大的。这样的事,确实在历史上不多。“君仁臣义道原同”,这样的活动有利于清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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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27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七、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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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29 时局的变化,决定其与政府合作与否。在汉族王朝之世,杨氏乐与朝廷合作。而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结果,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新王朝以后,也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显然缺乏准备,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景泰初年,才有突破。此后百年左右,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少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大环境变化有关。正德以后,宁波科举中式率越来越低。在科举时代,参加科举是家族兴旺发达的关键。而科举的衰落,则使它成为一个普通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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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31 哪些家族有可能成为科举家族?有实力的富户,重视教育的家庭,有可能中进士。有了经济基础,才可能成为近世家族。有了文化基础,才有可能成为科举家族。有钱不一定有文化,有了钱再有文化,才是成为科举家族的因素所在。一个家族要积累多少代才有可能中进士?明代镜川杨氏,经过祖上三代的积累,到了第四代,才中了进士。镜川杨氏,出了十个进士,三个尚书,一个侍郎,一个省级官员,其他级别官员无数,从而成为科举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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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33 教育因素,决定科举家族发达与否。明代,国家只管选举,不管教育。秀才之前的教育,完全是私塾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好的塾师,决定了科考的成功与否。杨氏的成功,是因为出了一个优秀的塾师杨范。其子与孙辈,均是由杨范一手教育出来的。杨守陈成功以后,又承担了弟弟与子孙们的教育工作。家族的教育互助,优秀人员的带动,成功人士的辅导,是家族发迹的关键因素。在杨氏家庭教育中,专攻《易》经,自杨起汶开始,前后几代,甚至女婿外孙,均靠《易》经中进士。这样,把教育落实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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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35 要求上进,是成功的内在因素。在一个大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家族是否发达,与个人是否要求上进,是否能干有关。观察杨氏家族发展史,可以发现,杨氏代有能人。这个家族的人,因为勤奋与能干,成为当地富户。在家族中落后,又因杨自惩能干,夫人张氏更能干,结果生出三个能干的儿子,让杨氏成为江南大家。因父亲能干,女儿也能干。结果,三个陆氏外甥也能干。这种遗传基因,是这个家庭不断出能人的内在因素。这种能干,施之于科举,就使他们成为科举强势家族,科举让其成为东南地区最著名的大家族之一。成功,是要付出个人努力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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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3437 杨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士型大夫”家族。所谓“士型大夫”,是相对于“吏型大夫”而言的,指知识分子习气较重的官员。借用雍正皇帝的话说,前者可称“秀才”,后者可称“奴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国家长远原则(“义”)为首任,后者以个人眼前利益(“利”)为首务。“士有所见,则趋舍之际不夺于爱憎利害之私,特立而独行矣。……世之搢绅学士,自谓见道,而其趋舍之际卒夺于私而不率乎道者,皆无见者耳。”(707)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往往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己任;而多数情况下,皇帝与下属官员往往只顾自己眼前在任期间的个人利益。如此,官场时常出现正义与邪气的斗争。杨氏家族自杨守陈开始,直到杨守随、杨守阯、杨守隅、杨茂元、杨茂仁,两代达官均有士大夫习气,“平生视天下事皆分内”,一身正气,容不得半点邪气。他们所处的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时代,又是明朝政治问题特多的明中叶。这个时代,注定了他们难以有较大的正面作为。由此,这个家族成员的批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们受到的政治打击也特别大。特别在与权宦刘瑾的斗争中,达到了高峰。虽然正德五年八月后政治名誉有所恢复,但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导致他们害怕涉足政治舞台。三杨“素以名节勗,子孙之继起者亦莫不以名节自励”(708),这就出现了清初的“四忠双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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