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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一、经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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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宋元来说，明代的经学处于衰落期，当然也有不少成果，值得后人关注。有关明代经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见于台湾学界(1)。清儒阎若璩曾将刘敞与杨守陈并称，以为引导中国经学发展两次大的嬗变(2)，可惜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从而给予应有的重视。本节拟对杨守陈疑经的过程、背景、成果、特点及其价值意义作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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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疑经过程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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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疑经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杨守陈爱动脑筋，不信一经之文、一家之说。少时读四书五经，即对诸经有所怀疑。杨守陈曾说：“蒙自童时受读，每遇今文若学番语，腐唇弊舌而不能以熟，稍长而听讲若解梵咒，苦心焦思而不能以通也。”(3)《尚书》的生涩难懂，使他难以理解，读经就像学番语一般，味经犹如梵咒。初涉经书的杨守陈便有了感观上的不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经书的怀疑逐渐产生。“蒙自少诵经及章句，或问长而味之，不能无疑，及味诵弥久，尤未能一一信也。”(4)随长时间对经书的研味，怀疑更是不减，问题也越多。到外面游学时，他曾和别人进行过探讨，心中的疑点终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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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经学的成熟期是景泰三年（1452）家居以后。因连续的长辈过世而带来的守丧活动，让他得以在家休息了七年。这七年时间，是他集中治学时期。“在丧七年，居庐读《礼记》有所得，作《礼记》、《周礼》、《仪礼》私钞。继而旁读群经，悟先儒注释不能无失者，又作《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尚书》、《周易》、《春秋》、《诗经》私钞。”(5)此表明，杨氏治经，是从“三礼”、《孝经》开始，进而及于其他诸经的。《镜川稿》所收私钞序的顺序也可表明此顺序。从文集收录的四书五经私抄序来看，其成书顺序是这样的，先成三礼私钞，接着是四书私钞。五经之中，先成《尚书私钞》，后成《诗私钞》。最后写了《私钞解》。这次，他汲取心学家抛开传注、直求心悟之法，独取经文，反复诵读、思考，终于恍然大悟，发现问题在于诸经有脱简。于是，他大胆对诸经“动手术”，进行正、补、删，最终完成了“诸经私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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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三年以后，他在北京做官，不再有时间集中研究。晚年的时候，曾屡加删定，“皆扩前贤之所未发，而《诗》、《书》二经，尤为精到”(6)。但最终没有刊行，临终遗言也未及此四书五经私钞。杨氏疑经作品何以不出版？可能是出于规避政治风险的考虑。杨守陈不想因为一部书，为自己及后代招来杀身之祸。康熙时代，朱彝尊编纂《经义考》时，只见到了《诸经私钞》、《诗私钞》、《尚书私钞》三书。到乾隆初年，全祖望曾到杨守陈后裔家求书，结果发现“残断十九，仅得其《毛诗》、《尚书》、《大学》、《中庸》十数卷，慨然如得羽阳、未央之片瓦”(7)。今天，已经全部失传，这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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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为什么要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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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环境来说，疑经是宋以来的新思潮。宋学的兴起，是与疑经活动结合的。因为观念的变化，学者们更重视从义理角度审读传统经典，于是出现了疑经活动。据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研究，宋代有129位疑经学者，可见数量之多。欧阳修是宋代疑经思潮的先驱人物之一，曾说：“经非一世之书也，其传之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补辑非一人之能也。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虽未能复六经于无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众人之善以补缉之，庶几不至于大缪，可以俟圣人之复生也。然则学者之于经，其可已乎？”(8)杨守陈读后十分欣赏，称“其言至矣”(9)。与杨守陈疑经思想最为合拍的是王柏（1197—1274）(10)。王柏是南宋末年在疑经之路上走得最远的学者，他有《诗疑》、《书疑》九卷，敢公然叫板《尚书》、《诗经》，而且对朱子的《四书集注》也持怀疑态度。王柏公然称：“在昔先儒笃厚信古，以为观书不可以脱简疑经，如此则经尽可疑。先王之经无复存者，后生为学所当确守先儒之训，何敢疑先王经也。不幸秦火既熖，后世不得见先王之全经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经也，疑伏生口传之经也。”(11)因为流传的经典不是原貌，经过了后人的改造，所以是可以怀疑的。杨守陈不是读了王柏作品以后开始疑经活动的，而是后来发现，他之前的王柏思想与他最相近。“及得鲁斋《书疑》，则跃然喜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者。”(12)《书疑》提出的错简理念壮大了杨氏疑经的胆量。“元时，王鲁斋尝作《书疑》，谓《皋陶谟》、《说命》、《武成》、《洪范》、《多方》、《立政》六篇，多错简讹字。自以其意更定，虽未必尽合于古，然合者亦不鲜矣。”(13)王柏的错简说及其疑经成果，为杨守陈的进一步疑经奠定了基础。明人说他“大意据王鲁斋，以为二程尝更订汉儒之说，朱子尝更定二程之论，而因欲以己附焉”(14)。这样的判断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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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环境来说，是浙东学人的独立思考传统。浙东学术发展的一些优良传统，如博采、创新、求实等对杨守陈的影响也很大。吕祖谦（1137—1181）、黄润玉（1389—1477）等人的思想学说对杨守陈影响比较深刻。其“诸经私钞”体例仿吕祖谦《读诗记》。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用纲目体，或补正体，先摘经文，后引相关说法。这是一部兼收并蓄的学术著作，它吸纳了《诗序》、《毛传》、《郑笺》、《诗集传》等五六十家的解说，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汇成己说，并时有不同于诸家的创见，是一部既采各家之长，又不失个性特点的诗经学著作(15)。“以上凡钞诸说，皆仿吕氏《读诗记》之例，亦或附以私说”(16)。杨守陈少随祖父，与闻黄南山绪论；长大后，又与南山子黄隆同舍学习；南山致仕归乡后，杨氏常获亲炙。杨守陈治学风格专经、博涉，兼有朱陆之学，强调自得、务著述，颇像黄润玉。此外，也受到了吴澄（1249—1333）的影响。吴澄是元代经学大师，与许衡（1209—1281）齐名，时有“北许南吴”之称。吴澄虽不是浙东学人，但他的和会朱陆、学无定师、以义理治经风格，与浙东学人颇为接近。杨守陈博采众长、兼取朱陆之长，以义理治经，与吴澄的思想颇为合拍。所以，杨守陈也时时引吴澄为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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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因素，是杨守陈接受前人的内在因素。受政治教条影响深的士大夫是不会做这种思考之事的。而杨守陈是个爱思考的学者型官僚。对经典文本的长期阅读与思考，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想法。“私钞传世释群疑”(17)，从学术来说，这个观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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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疑经成果勾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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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疑经成果有哪些？弟子程敏政与王鏊均称为《诸经私钞》，给人感觉是杨守陈的疑经作品合称《诸经私钞》。然而，仔细析来，却可能有新的发现。据家谱，杨守陈有“《易私钞》、《书私钞》一卷、《诗私钞》四卷、《大学私钞》一卷、《中庸私钞》三卷、《礼私钞》、《春秋私钞》、《孝经私钞》八卷、《论语私钞》十卷、《孟子私钞》七卷、《诸经私钞》一百卷、《五经考证》。”(18)程敏政也说杨守陈“所著述有《三礼》、《周易》、《尚书》、《诗》、《孝经》、《大学》、《中庸》、《论》、《孟》私抄，凡数百卷”(19)。杨守陈《镜川稿》中有《三礼私钞序》、《大学私钞序》、《中庸私钞序》、《论语私钞序》、《孟子私钞序》、《尚书私钞序》、《诗私钞序》，又有《诸经私钞序》、《五经考证序》，惟缺《易私钞》、《春秋私钞》、《孝经私钞》三书的序。朱彝尊《经义考》也分别录各经私钞与《诸经私钞》，只是在《诸经私钞》下括注“分见各经”。从这些记录来看，《易私钞》等七部书与《诸经私钞》是并立关系，《诸经私钞》是一部独立的书，不是前面几部书的总称。《诸经私钞》涉及了四书五经，所以两者的关系也不排除单行本与合刊本关系。主要理由，除了前面所述外，《诸经私钞》未及《孝经私钞》，《明史》卷九十六《艺文志》有《孝经私钞》八卷、《书私钞》一卷、《诗私钞》四卷的著录，未及其他诸经私钞，说明《孝经私钞》等书有单行本行世。另外，杨守陈有这样的编纂习惯，其文集的编纂即是如此的。除以上作品外，杨守陈还有“《大易私征》、《春秋私比》等书，皆未脱稿”(20)。由此来看，杨守陈于经学研究相当全面，作品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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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杨守陈诸《私钞》没有流传下来，故后人难以详论。幸好几篇书序保存下来，所以仍能看出各自的写作背景、体例及主要观点。下面拟依四书、五经顺序，结合各专书序及《私钞解》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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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与《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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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是从《大戴礼记》中摘录出来整理而成的，与《论语》、《孟子》而成四书。程、朱二大儒先后对《大学》、《中庸》进行了整理和更定。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十一章，《中庸》依程子分为三十三章，对两篇都作了《章句》，并行于世。杨守陈认为《大学》之错简没有全部更正，《中庸》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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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首先交待了他疑《大学》的过程。《大学私钞序》：“蒙少受《大学》，辄并其《章句》，诵而味之，佐以《或问》，参以诸说，已自谓通矣。及诵之久，味之详，乃反有疑焉。其后诵益久，味益详，疑亦从而益繁。积数十载，虽与天下友反复讲之，疑终不释也。今家居无事，日诵味之，而疑如故。乃取所疑经传，易而置之，各录《章句》于其下。而《章句》有与今易置之文义不合者，亦僭用己说，以‘蒙谓’别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则详具于各章之末。既而，诵且味之，怡然理顺。”由此可知，他用的方法是思考，不断地怀疑，从逻辑上讲顺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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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私钞》成稿后，藏在箱底，不敢示人。一次，有一个朋友看到，阅读未半，边嘻笑边怒骂说：“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圣经至此也。夫《大学》者，孔子之经，曾贤之传，而朱先生之《章句》、《或问》，后学惟诵习之，莫敢违也，何物么麽，乃敢僭易而妄解之，其叛儒先而紊圣经一何甚哉！疾毁亟焚，毋贻是书累也。”杨守陈辩解说：“非敢尔也，颇欲佐儒训、明圣经，而患于不能耳。王鲁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复改，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为异而苟为同也。今蒙所钞，纵未得乎义之至善，亦足全吾心之所安。若其谬说，只自谬耳，是书岂被其累？譬如蜀之八阵石，一时或乱之，而千载如故也；虞之五瑞玉，一臣或失之，而万国自如也。子安庸怒哉？”最后，那位客人“頳颊而去”，但杨守陈本人“甚惭且悔，然业已钞之，不忍毁也”(21)。由此可知，外界来的压力相当大。杨守陈的想法是对的，《大学》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不以其变动而变动，他只是增加了一个文本变种而已。从多元认识论来说，这是对的。但在一统标准思维下，是不能有新版本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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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以来，儒士坚持“不可以脱简疑经”。但杨守陈却不管这些，坚持了错简理念。杨守陈《中庸私钞序》：“古书皆刻以竹简而编之，编断则简错，在当时盖已有然矣。况乎秦人焚禁之余，汉儒掇拾传写之后，岂复有完正如古者哉？《大学》、《中庸》二篇，皆杂之《戴记》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学》简编杂乱，而为之更定。《中庸》则仍旧编，无所更也。朱子继之，乃重定《大学》之简，而分为经传十一章。《中庸》亦仍其旧，而分为三十三章，各为《章句》、《或问》，并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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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经典已经不再“完正如古”，如《戴记》“错简者过半”，从而导致“《大学》之错简未尽正，而《中庸》之简亦多错”。“《大学》言三纲八目，既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错简易见。其错有未尽正者，蒙复更定，而私钞为一帙矣。《中庸》之言，若散而无统、乱而无伦，故虽有错简，而卒未易见。”(22)由此，章的划分也不同，“《大学》之章可分，而《中庸》难以章分也”。他称：“人未始有疑之者，朱子之为《章句》，亦不疑其简之错，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乱也，故为说以连贯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则连之以知、仁、勇。自十二章，则连之以费、隐。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则连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牵强，后儒或疑或信，辨说纷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于一焉。”总之，分知、仁、勇、费、隐、天道、人道，皆属牵强附会。他要在朱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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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方法：“蒙自少诵经及《章句》、《或问》，长而味之，不能无疑。及味诵弥久，犹未能一一信也。侪辈有自谓无疑者，但据《章句》、《或问》，而执以为信，亦非卓然有见，而灼然无疑者。愚疑久而不释，乃姑置《章句》、《或问》，独取经文，复诵深味，继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乱者，但由简之错耳。既移正其简，又欲更定其章，则文义皆已连属，更无少断。有难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复诵深味，则前疑尽释，但见文辞精详而不紊，义理奥博而无穷，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章句》，亦不能明。乃复以经文，依今所正之简而钞之，乃取《章句》，分钞其下。而蒙之妄说，亦窃附其后焉。”可见《私钞》分三个部分，先是经文的更易，其次抄录朱子《章句》，最后是加上杨守陈的观点。这个版本，达到了杨守陈的理想境界，“但见文辞精详而不紊，义理奥博而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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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更易？“先儒尝戒人，不可以脱简疑经。诚如其说，则虽如《大学》之错简者，皆必强信，固执曲解迂说，宁失圣贤之本旨而不更耶！今一新学小生，乃于先儒之所未尝疑者亦过疑，以为错简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己见，可谓僭妄之极矣。然千虑或有一得，今迷尚待后悟，姑钞而藏之，未敢以示人也。”(23)由此可知，不更正而固执曲解迂说，会失圣贤之本旨。从认识论来说，千虑或有一得，人人有可能获得独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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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与《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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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于《论语》和《孟子》各有集注，“明且精矣”。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于经文之错简未正”，“中间亦皆杂记”，二是“其言议或有隐奥遗漏，而后儒能发之者”。针对这些问题，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移正错简，择抄后儒之说，二是将两书作了分类抄录，各附己意于后(24)。杨守陈移正错简，对朱子《章句》增损不少，并且广搜程朱以后学者的观点和论述，加上自得的独特见解，成《四书私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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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论语私钞序》：“经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注之下复有注焉。经宜益明，而或反晦焉者，盖烛笼添骨，则障其明。朱子尝言之矣。《论语》，自汉魏以来，传注日众，然何晏所集八家之解，惟训诂而已。至宋邢昺之疏，稍陈文义，犹有未详说奥论也。厥后，说浸详，论浸奥，经从而浸明。然或流于芜蔓，或堕于幽玄。至有假儒先以文异端，如张无垢（九成）者，经其不晦乎？”杨守陈提出了经典的名言，“经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这属诠释学问题。经典通过诠释获得新生，适应不同的时代需求。后人的诠释越多，离经典原貌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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