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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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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金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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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周到金华任职以后，遇上了一位同样重视地方文献的上司阮元声。阮元声是崇祯元年（1628）进士，也就是说他们是参加同一届会试的人。阮元声或作马龙州人，或作上元人(54)，或作诸暨人。精确地说，是云南曲靖卫籍人。阮元声官金华府推官，他和杨德周成为好朋友，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兴趣相当浓。阮元声以文章而名世，在金华任职期间，做过多种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如与史继任一起，合编《东莱吕成公年谱》一卷，崇祯五年（1632）刊刻，收入《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又出版《宋东莱吕成公外录》四卷，明崇祯五年（1632）。《刘沈合集》二十卷，湖北省图书馆有藏。另有《南诏野史》一卷，旧本题昆明倪辂集，成都杨慎标目，滇中阮元声删润。前无序目，后有崇祯六年姜午生跋。阮元声与戴应鳌合辑《金华诗粹》十二卷，《姓氏传略》一卷，12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1册。辑自梁迄明婺人所作诗二百五十四家。自乐府迄六言，皆以体分，每篇后间附评语。清人称“蒐辑颇富，而略远详近，未免失之泛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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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文征》二十卷，八册，明阮元声、高倬选评，杨德周、戴应鳌辑，崇祯三年刻本。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有藏。前有崇祯三年（1630）陈其仁、高倬两序。高倬（？—1645），字枝楼，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天启五年进士，时为金华知县。陈其仁序称“（阮元声）簿书之暇，尤营精先哲文献一钜事，乃偕金华令高君、学博杨君，上下古今，昕夕衮钺，用成《文征》一书”。由此可知，这是一部集体作品，有多人参与。高倬序称：“《八婺文征考》，金邑学博杨君所辑，而司礼阮公裁定，而布之不朽者也。……杨君署教兹土，含珠吐贝，风多士于苏、湖，而就婺铎，婺借先进遗文，以永其传。凡长篇短简，断碣荒碑，世所未传，目所未观，无不搜采。每得一章，如聆钧乐，抱国球。积久成帙，俾婺州文献晦而复征，君劳绩居多也。”由此可知，杨德周贡献最大。此外，金华儒生戴应鳌当是具体操作人员。“今读是编，胪列千百年之载籍，蓍龟炳而日星昭，而词赋则挚玉摐金也，理学则登堂入室也，经济则借箸扪虱也，于是乎具体。或万宠千营，号令肃然，大匠操斤指挥，而千门万户，丹垩柱石，不日落成也。婺中诸先哲精英，实式灵之，得不与蔓草荒烟并腐！”(56)郑振铎称：“清人辑《金华文略》，多取材此书，而被削去之篇章不少，故此书仍不能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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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杂识》四卷，杨德周辑，国家图书馆有藏，缺卷四。无前言后跋。卷一题“古堇杨德周齐庄甫辑，古婺门人戴应鳌、男秉錡同订”。卷二题“古堇杨德周齐庄甫辑，古婺门人章佶、王宗亮同订”。卷三题“古堇杨德周齐庄甫辑，古婺门人王宗启、王宇同订”。由此可知，此书为杨德周所辑，学生戴应鳌、章佶、王宗亮、王宗启、王宇与儿子杨秉錡承担了校对工作。此书没有详细的刊刻时间，大约也在崇祯五年（1632）前后。《金华杂识》“乃其为金华教谕时所作，杂采轶文逸事，以补地志所未备。如潘良贵与陈瓘，实非同母，无瓘父借妾生子事，良贵父有子六人，亦非晚年乏嗣。辨周密《癸辛杂识》之误，亦间有考证。然多采小说、神怪之语，自秽其书，则贪多嗜奇之过也。”(58)注明文献出处，间加按语，是其优点。此书参考了不少今天鲜见的文献如家谱之类，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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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诗粹》十二卷，题“明滇人阮元声评选，四明杨德周参订，长山戴应鳌编次”，可见杨德周也参与了《金华诗粹》的编辑工作。成于崇祯五年。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前有李日华、韩敬、阮元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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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金华文征》、《金华杂识》与《金华诗粹》一样，为晚明时期金华乡邦文献配套的系列作品。浙东人编印乡邦诗文总集，约始于北宋。据陈桥驿《绍兴文献考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孔延之编有《会稽掇英总集》二十卷，是为今所知浙东较早编印的诗文总集。此后，又有程师孟《续会稽掇英总集》、丁燧《会稽掇英续集》、黄康弼《会稽掇英续集》，作者皆宋人。台州有林表民《赤城集》，四明有《鄞人诗》，皆为宋代作品。总的说来，总集在宋不多。明以后，随着出版业的发达，乡邦观念的加深，地方诗文总集编纂之风日益兴盛。明代四明地区的诗文集表彰工作做得最好。金华有赵鹤《金华文统》十三卷、戚雄《婺贤文轨》四卷。“郡邑诸志，惟兰溪出枫山先生手，号可传，他不称是。而《文统》、《文轨》，篇帙寥寥，又止汉宋元。”(59)杨德周的《金华文征》、《金华杂识》别有独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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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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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意古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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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地方文献，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杨德周是一个读书人，“古田大令杨公南仲，有读书之癖，有积书之癖，又有好奇书之癖。而一日分符来令古田，而其好读书积书与好奇书之癖无以减于未令时也。”(60)杨德周到玉田以后，关注地方文献。“首从余中拙先生询此邦文献”。余文龙回答说“湮没殆尽”，只有少数几种文集传世(61)。此所谓余中拙先生是指余文龙。余文龙，字起潜，或作字云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赣州知府，主修天启《赣州府志》。终真定同知，有《拙我斋集》四卷等。“余中拙先生之居其乡也，掩关扫却，门无杂宾，亦不问户外事。余幸以拙吏，受知先生，时过谈接膝娓娓”(62)。“余在邑时，公居林下，相与最久，而未尝以诗见示。盖公自是古今大战场人，一乡一邑未足囿之也。”(63)由此可知，杨德周与余文龙的交往相当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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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是朱熹闽学的根据地之一，有十八弟子之一的林用中、林允中兄弟(64)。《玉田即事》称“讲席千秋诵考亭，二林流韵有仪型”。杨德周到玉田以后，首先做的事是刊刻朱熹的《南岳酬唱集》。林用中，字择之，号东屏，南宋玉田人。他是朱熹的学生。乾道三年（1167）九月，朱熹偕林用中访张栻于湘水之上。十一月十三日，张拭陪同朱熹师徒三人同登南岳衡山，在山中盘桓六日。他们探幽揽胜，游目怡怀，兴会所至，剖心酬唱，得诗一百四十九首，编成《南岳唱酬集》传世。崇祯四年（1631），杨德周搜集文献，重刊《南岳酬唱集》一卷。杨德周《镌南岳酬唱集序》：“夫今日之不泯文献者，即后日文献之必不可泯者也。盖（德）周为斯土斯文，昕夕望之。”(65)余文龙《南岳酬唱集序》：“崇祯辛未（四年），四明广石杨明府，世胄名公，秘函宿学，甫下车，即搜访石英，表章逸德，得其遗稿，于西河氏残断蠧蚀，重加校次，付之剞劂，征序于不佞文龙。”(66)此书附录了朱熹与林用中书信及遗事。杨德周《刻晦翁与林东屏先生书及遗事序》称：“德周既刻《南岳酬唱集》，已从徐兴公借诸书，得朱夫子与择之先生书及遗事数则，定作后卷。……或曰前卷以诗行，此以学训，骚苑、儒林固传欤？……今取诸先生帙，诵诗读书，尚友论世，三复之余，知不必歧为两截矣。”(67)今有《四库全书》本，称《南岳倡酬集》，前有朱熹序、张栻记。《四库全书提要》称：“今此本所录止五十七题，以《朱子大全集》参校，所载又止五十题，亦有《大全集》所有而此本失载者。又每题皆三人同赋，以五十七题计之，亦不当云一百四十九篇，不知何以参错不合。又卷中联句，往往失去姓氏标题，其他诗亦多依朱子集中之题，至有题作《次敬夫韵》，而其诗实为栻作者，盖传写者讹误脱佚，非当日原本矣。后有朱子《与林用中书》三十二篇，《用中遗事》十条，及朱子所作《字序》二首，皆非此集所应有，或林氏后人所附益欤？然以南岳标题，而泛及别地之尺牍；以唱酬为名，而滥载平居之讲论；以三人合集，而独赘用中一人之言行。皆非体例，姑以原本所有存之云尔。”从以上介绍来看，这个版本应就是杨德周刻本，只是不知何故，没有余文龙、杨德周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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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识略》卷八《享帚集选序》：“余既序东皋先生《同声集》，兼有所采撷，载入《识略》中。而其文孙尔弼复持全集，请余选而传之。会计期逼，携入征车中，翻阅有加，盖诺不容虚，亦缘手摹芙容之秀，不忍释卷停披也。余于邑中，忠义则吊剑溪之激烈，文章则诵翠屏之清绮。”《享帚集》六卷，作者是郭文涓，字稚源，古田人，嘉靖十六年举人，官保定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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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用中《草堂集》找不到，《玉田识略》卷三《儒林·林用中》：“书此以俟后之广辑文献者。”此外，关注王所《日格类钞》等图书的搜集。王所，字敬作，东莞人，曾官玉田知县。“王公博极群书，著有《日格类钞》三十卷，余从三山徐勃借览，因遍询之，邑无原本，且云未之闻，则文献之漫漶多矣。”(68)由此可知杨德周关注文献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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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订《闽南唐雅》。《闽南唐雅》十二卷，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5册，作费道用辑。全书题“明石阡费道用闇如辑，古堇杨德周齐庄订，三山徐兴公校”。费道用，字闇如，号笔山，贵州石阡府（今石阡）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福建福清县知县。然而，邵捷春《闽南唐雅序》称杨德周“得友人徐兴公所藏秘册，严加参缵而授之梓”。杨德周《闽南唐雅序》称：“适得徐兴公原本，与福清费令公极力搜辑，共完此帙，……此举盖有功于唐，有功于闽，而并有功于诗矣。……此编非今昔情情一大坊表哉？”据此，则徐兴公有一个初稿，费道用、杨德周仅是在此基础上补辑与出版而已。何以如此？四库馆臣猜测“殆为闽人，而道用、德周皆闽令，故让善于二人也。”(69)杨德周与费道用交往较多，故而合作补辑出版了此书。前有解学尹、邵捷春、费道用、杨德周序。杨德周序署崇祯六年孟秋，此应是刊刻年月。《闽南唐雅》所录皆闽中有唐一代之诗，自薛令之以下四十人。何以要编纂此诗集？主要是为了保存诗歌文献。费道用《闽南唐雅序》称：“闽在唐犹以辽绝天南，差逊于大国，故诗人不多屈指，而所垂诸集亦鲜连篇累牍之传。乃历至于今洋洋，家沈、宋，人钱、刘，而独全唐之人未广。全唐之诗饮河忘源，识者不能无缺陷之憾。偶与杨古田南仲抵掌此事，辄共相搜辑，庋此全编。倘亦此土一段嘉话，采风者必所录乎！”(70)由此可知，唐代的福建文化尚落后，诗人不多，流传下来的作品更少，不加搜集与出版，就有失传之忧。编纂出版此诗集，有光大唐代闽人诗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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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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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三、编纂《玉田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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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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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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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周在古田期间的最大成就是编纂了《玉田识略》一书。余文龙《玉田识略序》称“广石杨侯奇探绿水，学富青缃，自筦符以迄今，惟搜罗之是务，刻盈邺架，帙满田楼，乃乘鸣琴之余，爰修掞藻之业”(71)。由此可知，杨德周到古田以后，一直关注地方文献事业。早在《玉田即事》诗中，杨氏已经流露出“两编近创禆谌笔，八咏谁裁沈约章。五代以前千载后，尚留文献待三长”志向。禆谌是春秋时期郑国谋臣。杨德周《玉田识略自序》称：“邑旧无志，志自南昌刘公始，而归安王公续修焉，遂为金井玉田完一大缺陷事。当时珥笔诸公，不无遗漏，未泽大雅。亦缘辟疆稍晚，掌故漫漶，艰于无米作炊。所谓虽太史公在，不能载成《史记》也。……不佞周待罪邑中两载余，事剧吏冗，何暇研笔事？……盖闻神庙时，陈文宪公疏修正史，诏求遗书，其时书大出。而山阴有王贡士应遴者，两疏修志，上独下所司，待诏阙下，于《一统志》之外，倍增几半。会以实录故浸议。余既阨于所遇，不能窥金匮石室之藏于芭蕉园，少供讨论；又以生后其时，不曾从国门见当日所集诸书，旁搜刘览。……今兹之辑，考索宪章，眉列掌示，余惟是美人伦，厚风俗，兵刑财赋之绸缪，忠义贞美之扬扢，为大纲领；而其绪以文词歌咏，缘饰之以经以纬，微意别裁，观者当得之意言之表，庶几不贤识小，聊佐识大之遗。邑虽小，亦有小帐簿焉；令虽微，亦司帐簿人也。司帐簿，而不谙于旧帐簿，懵甚；既得旧帐簿，而不加料理，重制一新帐簿，懵尤甚！独是笔陈殖落，著作黭浅，上不能为扶舆光映发，次不能为人物综灵奇，缀辑所就，终谢无缝铢衣，是且不足备先贤耆旧洒扫，而何敢谓事核文炳，妄意一郡一邑之志乘，与夫一代信史、千秋正史哉？余忆初登公车时，祈梦于忠肃公墓祠，公告曰：‘进而不尽其言，言而不尽其用。’公先告之矣。虽然，才囿于一割，艺窘于三长，余纵尽其言、其用，何当于正史信史之任？此又公之从臾吾过也。邑人郑君文卿、杨君应鹏、张生极均于是役有劳勚，例得并书。岁崇祯癸酉阳月，邑令四明杨德周撰。”所谓刘公指刘曰晹，万历二十八年（1600）主修万历《古田县志》。所谓王公，指王继祀，万历三十四年（1606）增补县志。由此可知，《玉田识略》乃补《古田县志》而作。郑文卿、杨应鹏、张极三人协助杨德周编纂了《玉田识略》，并不是他一人编纂的。至于纂修之因，主要是受万历中叶正史纂修、地方人士积极要求修志影响。王应遴（？—1645），后官大理寺评事。杭州人王锡衮《玉田识略序》称：“齐庄逊言之曰《识略》，实则补千百禩琬琰之阙，而其自写治县谱，为后事师者亦可十得七八矣。大都著作出当事之手，虽于治理政务多关切，而未必泽于雅；其或出谋野之笔，虽于山川咏歌多采撷，而又未娴于治也。齐庄于花县（指县治的美称）有三异，于焦园为三长，有之似之，两不坠当事、谋野之窠臼。”(72)这是说杨德周作为当政知县，又是学者，具备了编纂方志的最佳条件。中国的地方志是官书，由知县来主持自然比较合适。如果知县又是学者，则条件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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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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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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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法，《玉田识略》刊于崇祯六年（1633）。因为，杨德周自序署崇祯六年。不过，这应是成书时间，而不是刊刻时间。杨德周讲到节妇郑一纶妻时说，“至崇祯六年，节妇春秋七十三矣。是年十月之望，邑诸生具呈以闻。适余计行亟，学与里邻结状亦未至，荏苒不果行。至次年，余再莅邑，询之，则节妇即世矣。幽芳不阐，有司之罪人也。已故不便上详，第旌其门，以表扬媺懿，且志吾过云。”(73)由此说明，这篇传记正是崇祯七年写的。《古田县戒杀牛文》：“余之莅古田也，初已禁杀牛，而山城之民习以为常，不能遽革。今复任，以戒为禁，以劝为戒，可乎？”(74)此处明确称“今复任”。《玉田识略》卷八附录的《古田县刻布便民良方》，明确署“甲戌夏日，邑令四明杨德周纪事”。甲戌即崇祯七年。以上三条材料说明，杨德周确实续任了古田知县。由此可知，《玉田识略》的编纂经过了两个阶段，前七卷成于崇祯六年第一任结束之前。崇祯七年，因续任古田知县，增加了卷八《补遗文类》。这部书，应是第二任开始的崇祯七年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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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志书的名称，开始可能称《玉田志略》，如余文龙《送广翁杨父母入觐序》“纂辑《志略》、《志林》诸书，以备百年邑乘之缺典”(75)。清人全祖望也称《玉田志略》(76)。不过，正式的说法是《玉田识略》。沈津说“崇祯本《玉田识略》仅南京图书馆有藏”(77)，其实，国家图书馆也有一部足本收藏，海外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有一部，此外，福建师大图书馆残存卷七、卷八。题“明邑令四明杨德周辑”。今有《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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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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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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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周对《玉田识略》的文献价值是相当肯定的。“以上俱琐屑不足存，然一经拈出，未必非后贤所收也。倘从来有攈拾如余者，何至邑乘寥寥若斯，君子其无忘余禆谌之劳哉！”(78)禆谌为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常负责文件的起草。《玉田识略》的学术价值，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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