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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四、杨承鲲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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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文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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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善于写诗,少年时期的杨承鲲便是才华横溢。万历三大“布衣诗人”之一的沈明臣(1518—1596)称:“今日建五丈旗,当以杨生居吾前,所谓猘儿难与争锋也。”(117)言下之意是说杨承鲲后生可畏。沈明臣作《戏赠杨伯翼》诗称:“谁家小儿杨德祖,青天之鹘丹林虎。气猛翮健凌秋风,胆雄力王不受抚。骚坛忽树五丈旗,自喜少年能跋扈。嗟我老大笔力衰,尚然技痒鼓余怒。酒酣登坛赋大言,共说将军老还武。将军号令选偏禆,汝作先锋领旗鼓。鹘兮虎兮谁敢侮,世上凡儿何足数,君不见,杨德祖!”(118)沈明臣称赞杨承鲲时间不详,约在万历三年(1575)之前。从此,“为诗日益高,每传一篇,诸宿老无不叹服”(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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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曾与苏州诗人王稚登(1535—1612)有交往。万历五年(1577),王稚登为吊唁张时彻,曾到宁波。杨承鲲作《送百谷归姑苏》:“到来堇子国,归去阖闾城。世路有吴越,交情无死生。风高江气紫,霜落海潮青。别后遥相忆,频更月旦评。”而王稚登则作《杨伯翼赠日本刀歌》:“杨郎手持一匣霜,赠我拂拭生寒芒。铅刀纷纷空满目,君与此皆锷鱼肠。南金换却东夷铁,上带倭奴髑髅血。血未曾消刃未平,皎若莲花浸秋月。灯前细看齯鹈锋,入手还疑蛟与龙。门外湖深恐飞去,朱绳夜缚青芙蓉。苔花斓斑土花紫,白虹沉沉卧寒水。归家不惜十年磨,他日还能报知己。”(120)由此可知,杨承鲲曾赠送王稚登一把日本刀。这是宁波作为中日贸易港口城市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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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与同城砌街李氏后裔、诗人李生寅(字宾父)交往密切,往来诗歌很多。李生寅卒后,杨承鲲为编《李山人诗》二卷,前有万历十年(1582)鄞县知县杨芳序,万历十一年屠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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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万历十年的《夏日书怀》:“赤手思搏虎,白徒空请缨。如何杜陵老,寂寞壮心惊。”《山居》“君门不可望,流想慰差驰”,反映出杨承鲲仕途不得志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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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三年(1585),余有丁(1526—1584)之子余廷槐负责将延庆寺修成,杨承鲲应邀写《重修延庆寺记》,称:“虽其术有大小,学有精粗,自非绝异之资不能。……况乎佛之为教,其精微几与儒者埒,等有善不善耳。尝窃怪夫今之为儒者,与之论佛,莫不訾之,然而莫不事之,而又莫不悖之。……故杨、墨、黄、老、刑、名、管、商、庄、列、孙、吴、佛,斯皆分造化殊尤之气而创为未有,以发天地之藏,易途民耳目,其用皆有裨于儒。惟阳窃儒之名而阴逃而之乎佛,显之乎佛而又私悖其戒也者,斯儒与佛之所不赦也。佛何伤于世哉?”(121)由佛而谈及儒,在作者看来,真正的儒与佛,皆是比较敬业的,只有那些虚伪的儒者才是不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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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留下的散文不多,但学术价值值得重视。如《李名父传》记录了晚明中叶中外贸易情况,“邑土确,俗无积著利,颇阑出海外,与岛夷互市。又多负夷金,夷怒,掠杀数辈,于是府禁不得下海通夷,且悬赏格,捕下海者。于是,逻卒□致渔樵人市赏,府悉酷坐之。君悯之,亟白于府,全活甚众”(122)。这里提及的“多负夷金”现象可得到其他相关材料的辅证。这是早期中外贸易中存在的赊账习惯,这种贸易方式容易产生欠账现象,加剧中外贸易磨擦。民间贸易纠纷引起政府干涉,就会出现海禁。《郑毛眼传》记录了明中叶一个会相面的奇僧郑毛眼的奇特事迹,文章写得比较奇特(123)。《述伏牛山记》,成于万历十六年(1588)秋。这是为朋友王文子(思延)将军考察伏牛山所写的《伏牛山记》而写的一篇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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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编辑过《建安七子集》。《建安七子序》:“世无建安七子集,范司马汇为七子集,而冠以孔融《宗典论》也。……录其词赋杂述,示诸同好,传之无穷。”(124)范司马即范钦。由此可知,范钦较早地将建安七子作品汇编成书。袁慧《范钦评传》未及此书,仅提及范钦刊刻的《阮嗣宗集》二集,那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籍的作品集。今人提及明清的《建安七子集》版本,多只及明代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就有了范钦编辑的《建安七子集》。万历时代,则有杨承鲲编辑的《建安七子集》,后由杨德周刊刻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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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清阁诗草》是杨承鲲为见王世贞、刘凤等名人而编纂的行卷诗集。自言治诗二十年。这应是杨承鲲第一部诗集,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初刊时,没有序言。杨承鲲本想请王世贞写序,后改请刘凤写序。刘凤称:“杨君伯翼,志古者。往岁来吴,始识之。以未得谒元美,今兹复至,示予所为诗。予惊焉,诗遂至于是乎!固人士之林也。伯翼,名家子,才颖绝,博通群籍,随所遇发咏焉,情之注而奋于手。……与予所论诗意正同,而犹不自信,质之元美。夫元美提衡当世,其所见一语是非,使未名者显奕煜爚;稍抑下之,则摧丧所处所矣。伯翼必大有当其心无疑,故与款言弥日。夜虽已谢客,遽进之大欢引满,尤人所不能得于元美者。非有所以动之,不可反,复请予。予适病,然为伯翼喜不胜。且之为诗者,方日益盛,予得数家者,皆非他所有也。”(125)李邺嗣也称:“尝以年家子,谒王弇州司寇,弇州见其行卷,绝惊赏,先生默然竟别去。退与人言:以吾诗,求王先生一序有余。顾王先生博大心慈,客持片楮求誉,辄津津不休,即孺儒贾竖,人人谓王先生知己,其知己多矣。仆尚容厕其间耶?”(126)结合刘凤与李邺嗣的记载可知,杨承鲲曾两次上苏州,谒访刘凤与王世贞。那次,见到了刘凤,但没有见王世贞。第二年,复来苏州,他带了自己刊刻的《西清阁诗草》,先见了刘凤。刘凤读后,十分欣赏,大为惊叹。杨承鲲听了不太相信,又见了王世贞。王世贞是杨承鲲父亲杨美益同科进士,所以他自称“年家子”。王世贞看见朋友儿子的行卷诗写得那么好,十分惊赏。俩人谈得十分投机,竟谈了一天一夜。在刘凤看来,王世贞是真的欣赏杨承鲲,不是虚应故事。不过,杨承鲲并不买账。王世贞会做人,喜欢提携人,喜欢当面赞美人,而杨承鲲十分理性,并不认可王世贞的廉价称赞,认为王世贞能替自己诗卷写个序就让他满足了。最终又来到了刘凤那儿,请刘凤写序。杨承鲲见刘凤、王世贞的时间不详,大约在万历十四年后。考虑到《西清阁诗草》下迄万历十四年(1617),所以,杨承鲲有可能是万历十五、十六年访问刘凤、王世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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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荐问其故,杨承鲲称:“方今此道,弇州擅场,顾弇州交游太滥,得其言不足九鼎。罗阳拙而速,汉城工而迟,姑其俟哉!”(127)可见,杨承鲲对刘凤之肯定。刘凤后来修订了叙,刘凤与杨承鲲信称:“语谓吐舌万里唾一世,公真其人耶!今之人惟耳之,恃所闻一二名高者,遂以为举世莫之逮,甘于屈己折下之,不且遭讪笑,无所自容。而公独执论,谓此未足有者,悬与仆意了不异。夫仆之为人,嫉非一日,故前者序云尔。且妄意公既隔岁复诣,必当崇之,又以致仆之素,不敢有他。今姑并存敝稿,以自解也。”(128)此信解释了为什么写两序之意,也可见俩人观念投机之缘。“今汉城已逝,而西清序乃出罗阳遗稿,盖亦声气之同,有莫之求而自至者。然而,拙有之,恐非伯翼意也。……罗阳序《西清》,虽其言纵横漫衍,终不若自叙简而该。”(129)汉城即余寅,罗阳即刘凤。由此可见,杨承鲲对刘凤序也有不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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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碣石编》易见,《西清阁诗草》也可以看到。《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二选录了杨承鲲的87首诗,多少弥补了一些不足。这些诗,既有出自《西清阁诗草》者,又有出自《碣石编》者,尚可对其诗歌创作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清人曹寅《楝亭书目》卷四载《杨伯翼集》,六卷,长洲刘凤序,一册。今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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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复古派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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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生活的嘉靖末万历初,正是后七子复古派盛行文坛之时。处于文坛边缘的杨承鲲,对后七子诗文复古主张持批评态度。杨承鲲对以李攀龙(1514—1570)为代表的“历下诗派”有所评论。杨承鲲曾言:“历下纸笔张甚,其文不至左、马不已,其诗不至汉魏诸公、李、杜不已,而故自以为咀左、马之英,猎汉魏之骨矣。”在杨承鲲看来,“历下诗派”创作群过于自负,十分狂妄,名不副实。“盖历下乐府十不得三,七言古十不得四,五言古十不得五”。“历下诗派”的文学创作,大多成就不高,“而历下所最极力则七言律”,其七言律诗的水平较高。“然谓其同轨先哲,可咏可叹,其然乎?”即便如此,“谓其同轨先哲”,在杨承鲲看来是言过虚妄的。杨承鲲言:“历下文务深沉,不敢一步夫丘明、子长之轨躅,亦不敢一语袭六代以还口吻,而殊未洽,其洽者古人匡郭,其否者诡道耳。”(130)“历下诗派”为文过于深沉,文风少有左、马之洒脱,气度亦是难及汉魏,故“咀左、马之英,猎汉魏之骨”实乃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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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对为文复古有一段颇为精彩的阐述,称:“李于鳞作古乐府诗,谓如胡宽造新丰,鸡犬放之,皆识其处。其论精矣,仆尝驳之。宽作新丰,其材木雕缋、垩漆瓦石、户牖衢道,无不新也,而无不旧也。斯真巧矣。如毁其础柱,移其屋壁,迁其户牖、瓦石、道路、垩漆之属而为之,而曰巧,何为巧哉?于鳞作乐府诗则移其础柱、屋壁、户牖、材木、垩漆而为之者也,不可谓不巧,不可谓真巧。夫文亦犹是矣。”(131)李攀龙倡导复古,为“后七子”的领袖,有拟古乐府的实践。李氏认为作古乐府诗要如同巧匠胡宽为汉高祖刘邦造新丰,“鸡犬放之,皆识其处”,如此文章便十分高妙了。杨承鲲对李攀龙突出文学创作章法与技巧的观点提出批评,实际上这种驳斥可以看做是对李氏的补充。在杨承鲲看来,新丰的成功复古离不开巧匠胡宽,然胡宽的手法不论何等高明,如果没有种种建筑材料,亦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诗文创作亦是如此,离开古之词章典故,今之人亦是难为高妙之文。从这种意义上说,今人之文高妙,“不可谓不巧,不可谓真巧”。杨承鲲不仅重视习古文之章法,亦注重古文之词典章句,师古的文论相对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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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对后七子另一领袖人物王世贞也不买账,称:“王先生论历下,忠笃有余,朗鉴不足。历下持诡道,所得者古人匡郭耳。”(132)《答永嘉刘忠甫书》:“仆则安能诗哉?要其守古尺度,满不敢溢卑者,必有当于先民,自谓不铢寸过之也。……盖先民彀率备至,不入其彀,即富穷万卷,敏发百函,侈则侈矣,何谓诗哉?……今海内一二大老为声诗,曷尝不轰轰盛哉!顾暗中索摸之,知其为今人诗耳。使读之而不谓为今人,而无所蹈乎古人,斯善之善矣。”《复刘子威先生书》称:“盖兢兢守古尺寸,不敢黍米溢也……守古独行,断断不至望人颜色,逐人行径,则自谓庶几不为知己剥面皮者也。”(133)大意是说,散文创作要符合标准,不合标准,虽工无当。朱彝尊谓“可称知言者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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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倡务实师古,认为上乘之诗文必是得古代前人之精妙而成,“古今诗文自有真骨”。对此,杨承鲲云:“顾以为古今诗文自有真骨,黄口执笔,字剽句垫,百缀成篇,遂抗手高引,谓前无古人,此不以溺自照耳。夫文犹书也,临池染翰,无不师古。人方其精心毕力,必尽肖乃已。及其成也,必尽不肖乃成家。故书之为道,无一笔不出古人,而无一笔似古人,无一笔蹈古人,而阅之真为古人也。斯书之妙也,文亦犹是矣。”(135)杨承鲲认为诗文创作自有法度,不得精髓而妄自称大,无异于“以溺自照”。文章犹如书法,只有精心毕力研习前人章法韵律方得其道,融百家之长,以成一己之风。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无一笔不出古人,而无一笔似古人”,尽得前人大家之精髓却实乃风格已成。诗文创作的高妙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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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文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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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文章高妙,五言律尤为擅长,屠隆、余寅、刘凤(1517—1600)均对他的诗有高度评价。刘凤称“明卿诸君,附王、李而起,蛮夷大长老耳。若伯翼,打天下手也”。余寅对杨承鲲言:“我国家文如子威,诗如足下有几人哉?”(136)屠隆称:“今世灵心伟手,吾伯翼是也。”(137)在另一个地方,刘凤说得更为具体,称:“伯翼为诗,无意名而名赫赫起。其深于诗者,无亦惟若古以言志耶?伯翼志乃在三代间,而气盖一世,骨力于风雅而筋节于安世房中。故其诗上自三百篇,下逮开元、天宝之盛及其中叶,无不兼存之。……故其所得,超逾凌跨,广肆奥微,兼总沦浃,洞通于情境而浸渍于华腴,五七言古,规苏、李而驰建安七子,犹未离其质乎?时极其致,惊挺丽靡,则渐于齐梁间乎?逮为律、绝,则约裁声韵,以激越音节,放极于矫举,宏亮清旷,以夷密绖以栗,是其严于格而峻于命篇哉。”(138)这样高的评价,当然只有刘凤这个知音才说得出来。李邺嗣称其诗“其言简而修,意锻而后出”(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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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为人慷慨多壮气,但长期怀才不遇,只好隐居草野之中。杨承鲲的诗歌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这一心路历程。他本来对朝廷抱有极大的希望,曾作《咏史》诗云:“平生牧豕处,寂莫空山里。日落樵采绝,秋风海涛起。一朝上赤殿,布衣见天子。四海识齐人,侧目倾朝是。坐开平津阁,扑满延多士。悠悠淮南守,狗马谁相齿?”他通过咏史,幻想着“一朝上赤殿,布衣见天子”的荣宠。《纪事》诗:“青天日如赫,亭午一星明。不敢论玄象,私心想太平。”然而现实的残酷粉碎了他的心愿,他作《烈士篇》抒发了壮士不遇的悲慨:“东山有烈士,慷慨独不常。既惜白日短,复惜玄夜长。岩栖十余载,润泽成文章。囊有百里剑,家散千金装。登高览埏极,万古何茫茫。秋风洒毛发,灵曜丽清光。蚊蚋各有营,溷浊固难当。不惜肌骨沉,所忧志行伤。翱翔将何集,惋叹沾衣裳。尝闻圣人语,固穷有遗方。削竹蒙铦羽,用之何不臧?”而到了《七哀》诗中,更是宣告了他对现实的强烈失望之情:“朝发桑干河,暮宿楼桑村。王气久消落,灵迹秘陈根。物色递迁化,日月屡崩犇。奈何此征夫,跋涉无朝昏。驱车冒榛径,忍饥过市门。余雪照墟里,颓阳蔼荒村。陇坟郁相望,贤达无一存。顾彼翳桑人,太息涕潺湲。”他已经感受到了“王气久消落”,在这一时代的历史定格之下,凸现了一个仆仆于道的征夫形象,这个形象实际上正是为了求得功名的驰驱道路的自我形象的写照。文中对行路之难的生动描写,象征着世道险阻,抒写了诗人在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仆夫自辛酸,行行日已老”,顽强的奔波辛酸,换来的是青春的老去,最后诗人绝望地发现:“帝乡日已窅”,于是他终于厌倦了这样的逐夫生涯:“朔风裂缁衣,客归苦不早。燕雀怀故栖,游鱼思在藻。”《小山偶然作》“烦恼世情终,不休欲投空”,表现出彻底绝望之情。他表示自己要回归田园,以田园为不遇之士的精神家园,以田园为最终安顿生命之所在,故有《北楼》等诗,极写田园之趣(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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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的诗文风格在时间上可以离京归家为界分为两段。前期诗文意气风发,文风洒脱。后期目光由庙堂转向草野,关注田园生活和民间疾苦,文风相对沉郁。总体而言,前期气度非凡,后期情思深刻。《蓟门行赠张伯诲将军》是其代表作,杨承鲲也正是因为这首诗名满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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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门行赠张伯诲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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