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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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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二 姓氏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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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爱新觉罗氏的崛兴史前，还必须就姓氏之谜做一诠释。与发祥地问题异曲同工的是，由于清朝皇室的人为编造，使其姓氏由来长期笼罩在团团迷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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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钦定”的三仙女传说里，始祖被冠以爱新觉罗姓氏，系天女所生。这样一来，爱新觉罗就成了“仙姓”，其嫡裔就成了“仙族”。所谓“我国家肇兴东土，受姓自天”，[18]虽然这种说法荒诞不经，在清王朝统治下，确也为爱新觉罗家族“奉天承运”，世代君临满洲各氏族乃至全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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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仙女传说的本来面目却并非如此。有关这个传说的原始版本见于《满文老档》天聪九年（1635）五月初六日记事，一位名叫穆克什克的来自黑龙江流域的降民，在讲述流传于当地的三仙女传说时，只提到佛古伦生下布库里雍顺，却丝毫未涉及他的姓氏。[19]足以说明布库里雍顺的爱新觉罗氏，是清朝皇室基于政治需要所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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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著名学者郑天挺曾对爱新觉罗氏得姓缘由详加稽考，指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叙列满洲氏族，有金元旧姓，有新兴大族，或以部为氏，或以地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名为氏，惟独缺少其皇族“国姓”，而清修官书大事渲染受姓自天，“若有所隐避”。郑先生进而推论说：爱新觉罗氏派生于觉罗一姓；觉罗本女真旧姓，即《金史》中的夹谷氏；夹谷氏汉姓曰同。同、童、佟三姓同音，而童最习见：朝鲜李朝《太祖实录》与《龙飞御天歌》一称童猛哥帖木儿，一称夹温猛哥帖木儿，夹温或即夹谷，两称盖一用汉姓，一用对音。按郑先生意见，“觉罗”姓前添加“爱新”，以示尊异，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所为。[20]郑先生的考证缜密，征引详明，论证得当，在有关爱新觉罗姓氏之谜的诸说中较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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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爱新觉罗氏传人，著名满族学者金启孮先生又撰《爱新觉罗氏之谜》一文，根据《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中所载“交鲁”一姓，认为与“觉罗”之音相合，证明女真早有此姓。而满族爱新觉罗、伊尔根觉罗、西林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阿哈觉罗等觉罗氏，均为觉罗姓支裔，也就是金代交鲁氏胤嗣。[21]金、郑二先生的观点小异而大同，都认为爱新觉罗氏先世原姓觉罗。这一点，正是理顺爱新觉罗姓氏渊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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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凡例》：“满洲族姓甚繁，而一姓之中所居地名不一。”满语的“姓”叫作“哈拉”（hala）。同一哈拉的人们，从当初的某一中心地区辐射开去，愈走愈远，血缘关系由亲而疏，地域联系由近及远，最终失去了地域的同一性，在不同的地点逐渐发展起独立的宗族（满语叫“穆昆”mukūn）。《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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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罗为满洲著姓（hala），内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等氏（mukūn）。其氏族蕃衍，各散处于穆溪、叶赫、嘉木湖、兴堪、萨尔浒、呼讷赫、雅尔湖、乌喇、瓦尔喀、松花江、阿库里、佛阿拉、哈达、汪秦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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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虽然成书较晚，但因为是稽考满洲源流之作，所以各家姓氏“俱按原籍地名分类编辑”。其中除少数入旗较晚的所谓“新满洲”和尼堪（汉）、高丽（朝鲜）、蒙古人外，所载各姓氏的分布基本反映的是明末入旗以前的情形，从而为我们追索觉罗哈拉的分衍过程提供了比较可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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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统年间（1436—1449）以后，女真三大部的分布态势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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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内有许多部落。上引文中穆溪、嘉木湖、萨尔浒、呼讷赫、雅尔湖、佛阿拉、汪秦等地均属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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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女真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内部又分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四部（又自称扈伦四部），其中哈达、乌拉、叶赫三部均有觉罗哈拉人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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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女真”（东海女真）包括众多部落，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上引文中兴堪（兴凯）、瓦尔喀、阿库里均在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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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觉罗哈拉的分布，涉及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大部的广大区域，说明在有明一代，它已经历了长期的繁衍和分化。上引文中的“松花江”下游，曾是吾都里部三万户时代的原居地。元末明初，猛哥帖木儿在“旧有仇隙”的“兀狄哈”女真压力下“挈家流移”，率部从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启程，踏上了辗转南迁的里程。他们首先抵达朝鲜东北境的会宁，在外部社会的压迫下，仍未安其居，一度往返于会宁与凤州之间。明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在会宁一带被七姓兀狄哈所害，觉罗哈拉一时凋零。正统五年（1440），其弟凡察和子董山在朝鲜威胁下率部西走婆猪江（佟家江）和浑河流域，同时部分族人留居会宁，其中包括凡察的亲兄弟吾沙可、于虚里等人，[22]觉罗哈拉经历了再一次分化。而在明末清初女真人（满洲先民）的地理概念中，会宁一带属“瓦尔喀”。而后，建州左右卫的析置，不可避免地给残缺不全的哈拉组织又一次打击。[23]有明一代觉罗哈拉人们的播迁远远不止上述三次，只不过这三次比较清晰地展示出辗转迁徙与哈拉血缘组织不断析解的因果关系而已。一个比较完整的哈拉组织，在200余年间逐渐畸零星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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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氏族社会，氏族的迁徙与扩散是一个自然过程，当人口增长引起生活资料紧张时，剩余的人口遂移居到新的土地。在这种场合，氏族总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分离的。觉罗哈拉的变化亦如其他女真族姓，则是在外部社会的干预或者打击，与社会内部攫取财产的武装冲突的合力作用下急遽瓦解的。换言之，私有制度的发展以及由此酿成的矛盾冲突，加快了血缘组织的分解。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宣德、成化年间朝鲜、明军连续五次对建州女真的围剿和屠戮（详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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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女真各部的南迁对自身社会发展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与外部先进社会的经济、政治交往促进了私有制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掳掠的需要又孕育出与外部社会的矛盾冲突而招致报复。在明朝、朝鲜、蒙古三个强大势力的频繁干预和影响下，哈拉组织失却了绵延存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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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组织的瓦解过程，也就是各穆昆不断分衍发展的过程，兹据《氏族通谱》，将觉罗哈拉各穆昆的进一步变化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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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个穆昆，除察喇、通颜两穆昆比较集中，其余各穆昆旁支斜出，在繁衍分析的反复运动中均已扩散到相当广阔的地域。这表明：当觉罗哈拉的分支乃至分支的分支，散布到某地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可能形成一支独立的、以共同地域为前提的新穆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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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御制清文鉴》卷五诠释“穆昆”：第一为同哈拉（姓）兄弟，第二为一群人。前者取其血缘相近，后者取其地域相联。这与哈拉纽带的松弛瓦解形成截然对比。接踵而至的重大变化是，老哈拉的各穆昆之间，逐步突破了婚姻的禁忌。在明前期吾都里部内，酋长童亡乃与童所老加茂，并为童姓，互结姻娅；另一酋长童吾沙可的女婿童束时，亦为童姓。[24]反映了老哈拉内不同穆昆联姻的早期变化。努尔哈赤的六祖即所谓“宁古塔贝勒”（汉文意为“六王”），是明季崛起于今辽宁新宾地方的一个乌克孙（uksun，家族），也是觉罗哈拉反复分衍后出现的一个支系。在努尔哈赤诸妻中：伊尔根觉罗氏2人（一阿巴泰母，一第七女之母），嘉穆瑚觉罗氏1人（巴布泰、巴布海母，此氏不录《氏族通谱》八大穆昆之列，当是支族），西林觉罗氏1人（赖慕布母）。[25]其中，伊尔根觉罗氏是觉罗哈拉中较早析出的穆昆，与努尔哈赤家族保持传统婚姻。努尔哈赤起兵后，率先投附他的嘉穆瑚寨主噶哈善，即伊尔根觉罗氏。努尔哈赤因他先众来归，妻之以妹，彼此结为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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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同姓不婚”的古老传统，调节婚姻原本是哈拉最基本的功能，也是氏族由以形成并存在的前提。在哈拉的婚姻禁忌被突破的同时，诸如社会管理、宗教活动的组织等职能也随之为穆昆承担。这样一来，哈拉与穆昆的关系，便由当初氏族与其支脉的关系蜕变为老氏族与新氏族的关系。穆昆具有较近的血缘，比较密切的地域联系，成为新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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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哈拉组织的析解，并不意味同族观点的完全泯灭。据朝鲜史籍记载：明代女真人“名曰同姓，则甚为亲密，每事同心”。[26]除了心理上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观念还依附于同哈拉世代传承的一系列有别他族的信仰内容和仪礼，成为沟通情感的坚韧纽带，清朝官修《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弘历谕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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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满洲……恭礼佛和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辞为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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