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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一 “山河启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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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传统的以建州三卫为核心的部落与部落联盟,经过重新分解组合,形成一系列新的地域集团:苏克苏浒河(即苏子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与此相应,建州三卫酋长家族自明初延续下来的统系也纷纷失坠:成化三年(1467)建州左卫都督董山死后,子脱罗继掌本部。脱罗在明正德元年(1506)病故后,子脱原保袭职。嘉靖二年(1523)六月以后,《明实录》中再无脱原保的记载,而改以家世不明的章成为首。建州卫自成化十五年(1479)以后,由李满住孙李达罕执掌,李达罕孙李童儿(李铜儿)嘉靖二年(1523)尚掌部落,此后也消失踪迹。嘉靖初年《朝鲜实录》说:建州女真中,由李如弄巨等“无名之虏,号令群胡”。[1]这表明,随着私有经济的不断壮大,部落之间攘夺财物、人口活动的加剧,建州女真的部落组织经历了深刻变化。《满洲实录》卷一这样描述明末女真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在激烈的争逐中,一些传统的酋长家族衰落下去,代之以新起的部落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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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父觉常安,居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觉常安弟宝实的次子阿哈纳至萨克达部,欲聘部长巴斯翰之妹为妻。巴斯翰却断然拒绝。理由是:尔虽六王子孙,家贫,吾妹必不妻汝。巴斯翰因见栋鄂部长克徹殷富,把妹妹嫁给了克徹的儿子额尔机为妻。[2]可知,作为建州左卫著名酋长猛哥帖木儿后人的觉常安六兄弟,家境已经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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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努尔哈赤像(摘自《满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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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常安在六兄弟中最出类拔萃,为家族的复兴作出过重要贡献。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觉常安的第四子。塔克世有5子1女。正妻阿古都督女,喜塔腊氏,生3子1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和1女。后被清朝尊为宣皇后。塔克世继妻纳喇氏,是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万)所养族女,为人刻薄,生第五子巴雅喇。塔克世另有一妻李佳氏,古鲁礼女,生第二子穆尔哈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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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10岁时,母喜塔腊氏病逝,继母纳喇氏“抚育寡恩”,待他不好。19岁,娶妻生女分居自立,但是所得家产无多,生活艰苦。他曾亲自上山采人参、松子,也曾经常到抚顺的马市上与明人进行交易。其间,一度离乡从戎,投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他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要籍,精通女真、蒙、汉语。丰富的生活阅历,培养和锻炼了他“多智习兵”的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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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建州右卫古埒城主阿台,因明廷杀害其父王杲,兴兵反明。二月,明军在建州左卫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向阿台发动进攻,觉常安和塔克世也随军前往,就在攻陷古埒城时,尼堪外兰唆使明兵杀害了觉常安和塔克世。努尔哈赤惊闻祖、父蒙难的噩耗,悲痛欲绝。质问明廷说:“祖、父无罪,何故杀之?”明政府诡称实系误杀。[3]于是给敕书30道、马30匹作为赔偿,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于是他强咽仇恨返回故乡,以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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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将祖、父的死归咎于尼堪外兰。同年五月,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这是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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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起兵初,虽号称“淑勒贝勒”,其实只是一个噶栅(村屯)的首领。外部强敌环峙,内有宗族戚友的加害,处境极其险恶。努尔哈赤与尼堪外兰刀兵相向,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遭到强烈反对。当时明朝边臣一意扶植尼堪外兰,令为建州左卫诸部盟主,形成“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尼堪外兰)”的严峻形势。甚至血缘关系最近的五祖子孙,也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4]在五祖子孙中,三祖索长阿之子龙敦、绰奇阿反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尤为坚定。索长阿有5子,长礼泰、次武泰、三绰奇阿、四龙敦、五斐扬敦。同为努尔哈赤的伯、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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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龙敦、绰奇阿为核心的族人迫害努尔哈赤的种种行迹,清朝官修史书从不隐讳:明万历十一年夏,努尔哈赤结纳邻部酋长诺密纳准备往攻尼堪外兰,龙敦叫唆诺密纳之弟鼐喀达,破坏盟约。结果,起兵之际,诺密纳背约不赴。不久,龙敦又唆使努尔哈赤继母弟萨木占,率领族人将他的盟友、妹夫噶哈善遮杀于路。努尔哈赤听说后,聚众往寻其尸,兄弟中皆与龙敦同谋,竟无同往者。龙敦等人频频策动的刺杀活动,使腹背受敌的努尔哈赤陷于防不胜防的逆境中,以致寝卧不安,每“睡到夜半,闻门外有步履声即起,佩刀执弓,将子女藏于僻处”。为防备族人的刺杀,可谓费尽心机。当他抓到族人派来的刺客后,也不敢贸然杀掉,担心为族人留下兴兵问罪的口实,只好借“窃牛者”的名义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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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计划落空,索长阿第三子绰奇阿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嘉、觉善等同谋,纠合哈达部兵,以浑河部兆嘉城主理岱导引,劫掠了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理岱,也是努尔哈赤同姓宗人。当努尔哈赤率攻兆嘉城时,龙敦又暗中遣人将消息密告理岱,致使他劳师往返,一事无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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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仅在万历十一年初至翌年五月的一年多里,见于史书记载的五祖子孙谋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就达五六次之多。对于族人的加害,努尔哈赤到晚年仍记忆犹新,曾说:“……谁不欲杀我?与我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数次欲杀我而未得逞”,[6]犹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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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努尔哈赤家族内的这场风波,在更大范围来讲,不过是明末女真社会中“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现象的一个集中写照。在部落和家族内部,海西哈达部长速黑忒、王忠,俱被其部民、族属所戕害。辉发部拜音达礼,为窃据部主之位,杀族叔七人不以为意。[7]既然酋长的职位可以用来在对外征伐中夺得财富,争夺这个权位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激烈展开。在酋长家族内部,这种斗争往往采取“骨肉相残”的激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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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努尔哈赤之所以面临几乎全族人的反对,恐怕还在于他向传统族权发出了挑战。在明代女真社会中,族中长老受到普遍敬重,甚至酋长也不能独断专行,而必须时时征询族中长老的意见。氏族议事会,最终取决于长老的集体意志。这种传统在15世纪末仍在建州女真中保持着强烈影响。酋长李达罕会见朝鲜使人时,“耆老及族类等重五六行,序立”。[8]是往昔氏族长老议事会的残影。外出拜客宴筵,年轻的酋长之子坐在下首,同行的长老坐在上首,正是女真人俗“以年之老少为上下”的血缘辈分观念的具体体现。[9]在长老族权的威慑下,子孙们只能惟命是从,而不准有丝毫忤逆。对照努尔哈赤的行止,却与此大相径庭。他起兵往攻尼堪外兰时,年方25岁,当时持反对态度的大多是他的伯、叔辈,六祖一辈也应有人在世。在这种情况下,他置长辈意旨于脑后,执意以行,从事的又是一项以少击众,以弱攻强,风险性极大的事业,在族人中受到孤立以致迫害,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不过,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折射出努尔哈赤不同凡响的勇气和胆识,以及独立不羁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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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在起兵初,能够以一支兵少将寡的弱小势力取得节节胜利,除了娴熟运用“远交近攻”、“恩威并行”等一系列策略外,与积极延揽异姓“古出”的成功做法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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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出”是明末女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满洲实录》卷一记,癸未年(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欲聚众往寻妹夫噶哈善尸,族中兄弟俱与龙敦同谋,无意前往,最后他“带数人寻之”。这里的“带数人”,满文体写作“ini udu gucu be gaifi”(率其数古出)。同年五月条又记,某夜刺客潜入努尔哈赤家宅被擒,“有弟兄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弟兄亲族”的满文体为“buya deote gucuse,booi niyalma”(众幼弟,众古出,家人)。当时努尔哈赤只有部属30人,[10]兄弟、古出、家人是基本成分。古出的本义是朋友,这里的“古出”则指那些与部落酋长结为特殊依附关系的社会成员。他们不是家族成员,一般说来,也不是本氏族的成员。他们投依主人,平日与主人同居,随主出行。当酋长家族内部因利害关系而产生裂痕时,“古出”与主人之间更显示出较族人尤为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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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出”是女真氏族社会末期等级分化的产物。社会成员的分化一方面赋予部落贵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上的特殊权力,使他们拥有了在自己周围纠集一群“古出”并令其效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驱使一些人为了觅得衣食,获得荫庇,分享掳掠的余润,而主动投附。正是在这种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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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的“古出”来源比较复杂。万历十一年(1583),刺客行刺努尔哈赤未中,却刺死了窗前扈卫的包衣(家人)帕海。次年复有刺客行刺,被擒后,有家人洛汉力主杀之。[11]这个洛汉,昭梿《啸亭续录》卷三有传,说他“本姓刘,中原人,以佣至辽”,入于建州,因有勇力,受到努尔哈赤赏识,倚为左右手,后早死,故不得重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四除类似记载,还提到努尔哈赤赐给他觉罗姓。大概努尔哈赤彼时尚未在本姓“觉罗”前添加“爱新”两字以示尊异,所以才会以“觉罗”姓相赐,视同族人。洛汉事迹还表明:努尔哈赤创业的古出中不仅有女真人,还有因贫困流入建州沦为家人的汉人。可见,家人在战斗中有功,地位上升,也就享有了“古出”的身份。《满文老档》卷一六提到的拉哈、吉木巴逊,都是早年“在汗(指努尔哈赤)近身使唤的人,曾(为汗)出了大力”的“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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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的费扬古、额亦都,都是出身贫贱的“古出”。费扬古,觉尔察氏,原籍瑚济寨,旧属努尔哈赤。早在其父完布禄时,已成为努尔哈赤家的属人。[12]额亦都,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幼丧父母,家境没落,避走姑家,后投努尔哈赤。《清史稿》卷二二五本传:“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努尔哈赤起兵初,在内五祖子孙联合反对,在外“沿途诸部皆是敌仇”,正是依赖这些“古出”得以一次次转危为安并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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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起兵时,额亦都、费扬古皆预其役。初讨尼堪外兰图伦城,额亦都率众先登。万历十五年(1587)攻巴尔达城受五十余创不退,终拔其城,赐号“巴图鲁”(蒙古语,勇士,勇敢之意)。费扬古与努尔哈赤同龄,起兵后,凡兼并诸部皆充任前锋,屡受重伤,多树勋绩,也获得“巴图鲁”号。努尔哈赤在建国以后,把创业时期的“古出”比作“一无所有时得到的铁”,认为它的价值在当时比金子还宝贵,是很恰当的比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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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起兵后,东征西战,南驰北突,迅速削平周邻诸部。万历十五年(1587),在苏子河畔硕里口河边佛阿拉筑三层城池(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在这里“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14]制定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同时加强了与辽东汉区的经济联系,互市交易,以通商贾。这时他在政治与经济上已达到初具立国规模的地步。接着,乘胜兼并了鸭绿江、长白山南北诸部。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已将建州女真各部大都统一起来,距他起兵之年共用了11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佛阿拉徙居赫图阿拉(新宾县老城)。翌年,蒙古喀尔喀部使者奉上“昆都仑汗”尊号。这时,建州女真各部,海西女真大多数部落,以及边远地区的一些“野人女真”(东海女真)部落,均被纳入他的控制范围。所以,这时的“汗”已是由征服建立起来的部落联盟的联盟长的称号。从此,他们便沿着建立国家的道路前进了。下面,不再描述努尔哈赤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而着重说明在这个过程中爱新觉罗家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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