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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一 废除“共治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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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努尔哈赤起兵时起，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如何处理好汗与诸贵族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努尔哈赤是在武力征服过程中逐渐铸造自己的权力的，剪除舒尔哈齐势力后，比较顺利地克服了“两头政长”的障碍，实现了对权力的垄断。建国后，他身为家族长老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即将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权力与新型的、建立在等级关系上的权力熔接在一起，保证了统治地位的坚稳。然而一俟其子皇太极即位，汗的地位却陡然变化，家族内部犬牙相错的权力关系比较努尔哈赤创业时代更为扑朔迷离。如果说努尔哈赤当年面对的只是年龄、资望、经验、实力均逊色于自己的舒尔哈齐一人的话，与皇太极汗权相颉颃的兄弟则有三人，而且又都年长于己。“多头政治”重新显现出它的阴影，形势更为严峻。皇太极以八王之一的身份承袭汗统，他首先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其他诸王，主要是三兄长的所谓“三尊佛”的关系。这成为他能否主宰皇室家族，并重新高扬汗权的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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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以四大和硕贝勒之一的身份继承汗位，关于他得位的由来，后世始终有推举和夺立两说。《清太宗实录》卷一记诸贝勒推举皇太极为新汗，皇太极推辞时即有“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的话。即位后第一件事是与诸贝勒誓祝天地，在自誓文中又有“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为重，推我为君”之句。同书卷四八崇德四年（1639）八月辛亥，皇太极论傅尔丹罪证时提到：“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清太宗实录》曾屡经他的后世继位者改纂，凡载录满洲风习制度有悖于汉俗者，删削几尽，惟推举选汗的史事却基本保存完好。推举新汗，是太祖生前所订，也是满洲先世的传统。皇太极说过：“自古以来，有力强而为君者，有幼冲而为君者，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1]显而易见，他将自己列入“为众所拥戴而为君”的一类，而以往史家或基于汉人的政治传统，以此为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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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推举新汗的背后掩盖着多少利害冲突与政治交易，皇太极即位毕竟是推举的结果。但作为被推举的新汗，他在处理与诸贝勒关系时，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必须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不得因兄弟子侄微有过失就削夺父汗所予户口，等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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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生前虽以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治理国政，但“予夺厚薄之权，实操于一己”，大贝勒们轮流执政只是辅弼父汗。而皇太极对三大贝勒“不遽以臣礼待之”，却是时势所使然。《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一，“满洲国旧制：凡朝会行礼时，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三贝勒，以兄行受敬，命列坐汗左右，无论何处，均令与汗列坐，不令下坐”。新汗在四大贝勒中原先位次居末，此时与三兄长共坐议事，遇到年节，甚至要向兄长行三跪九叩的大礼。[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政治地位的软弱。天聪元年颁布的禁止擅杀牲畜令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并不是允许举报的奴仆、属民可以断离原主，而是将“汗”与“诸王”一同列为首告纠举的对象。[4]这就是说，诸贝勒既不准擅杀牲畜，新汗也无超越此限制的特权。显而易见，法令是将汗与贝勒置于近乎同等地位对待的，而新汗地位之软弱，由此又可见一斑。处境尴尬，难免令皇太极产生如履薄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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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分治”的格局还钳制了汗在军事活动中正常发挥领导职能。在军事活动中，由于八旗出兵向例不设统帅，军政大计只能由出兵诸贝勒集议而定。天聪元年出兵朝鲜时，大贝勒阿敏执意要入居朝鲜王京，济尔哈朗、岳讬等贝勒则主张与朝鲜国王立刻定盟退兵。会议结果，七旗所议皆同，独阿敏一旗固执己见，议久不决。最后岳讬要挟阿敏：“你若要去，只管去吧!我要率我的两红旗退回去。如果两红旗回去，两黄旗、两白旗恐怕也要跟我回去了。”阿敏慑于一旗势单力薄，难以深入，被迫退归。[5]说明出兵诸贝勒各自为政，实为公认的法则。在这种局面下，军权涣散以至贻误战机都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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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出兵诸贝勒只关心本旗利益，调兵时自然锱铢必较。天聪五年围攻大凌河城之际，皇太极责备莽古尔泰所部军兵“凡有差遣，每至违误”。莽古尔泰不服，反称所部“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两人针锋相对，言辞俱烈。最后，莽古尔泰竟拔刀相向，酿成所谓“御前露刃”的轩然大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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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旗之间泾渭分明，危急关头甚至见死不救。天聪四年，明军欲收复永平等四城。兵抵滦州城后，连攻三昼夜，城池已危在旦夕。大贝勒阿敏以守城兵无本旗之人，依旧安坐永平不发兵往援。结果四城尽失，伤亡惨重。皇太极在追究阿敏罪责时训斥道：“如果是他的镶蓝旗，就算是战得血肉之躯，堆得像城一般，也一定会去救援。”[7]这段话惟妙惟肖地刻画出阿敏只图保存自家实力、置他旗兵丁生死于脑后的卑劣心态。永平四城孤悬千里之外，又处在明朝大军势在必得的兵锋之下，阿敏即便往援，四城恐怕也难以获全。但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战役失败造成的严重损失，而在于它使长期积蕴在八旗体制中的痼疾彻底暴露出来。事隔不久，贝勒萨哈廉在一次对策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虽一，而旗则分”，“势难统御”。他还将明朝情形拿来对比，认为明军兵将虽怯于战斗，却能做到防御稳固，是由于指挥官“得便宜从事”。[8]也就是有集中统一的军权，无他人掣肘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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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继位时的金国，已是一个包括满洲人、蒙古人、汉人在内的复杂社会。满人入居辽沈汉人地区以后，民族矛盾激化，社会贫富悬殊，而外部明朝、蒙古的势力仍很强大。经济的恢复发展，民族关系的调整缓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对外征服的顺利进行，都需要将分散的权力集中到汗一人之手，以结束“三分四陆，十羊九牧”的涣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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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初立，只能暂时维持八旗分立、共同主政的局面。为了实现汗权的独尊，压抑骄纵的诸大贝勒，他循序渐进地采取了以下实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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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扩大八旗八大臣的权限。八大臣即八固山额真（后称都统）并非皇太极独创，但从这时起，享有了更大的权限，“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皆听稽察”。参与议政，削弱了诸贝勒议政之权，出师领旗，削弱了诸贝勒兵权。同时增设“不令出兵驻防”的十六大臣和“令出兵驻防”的十六大臣，“佐理国政、审断狱讼”。[9]在这40名新任八旗高级官员中，除7人是宗室觉罗外，其余诸人出自15个较大的族姓。皇太极通过增加八旗大臣人数，为宗室贵族以外各族姓参政提供了更多机会，这有助于分散和削弱诸王特权，是强化汗权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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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三年（1629）正月，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操劳过度为名，改变了天命六年（1621）以来由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执掌国中一切机要事务的旧例，并用诸小贝勒代替他们。诸小贝勒都是皇太极的弟侄辈，他们名为执政，实际上不能不对皇太极言听计从。三大贝勒没有理由拒绝皇太极这种说来冠冕堂皇的关怀，只有点头“称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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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五年，皇太极依仿明制创设了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部事，即贝勒多尔衮管吏部事，贝勒德格类管户部事，贝勒萨哈廉管礼部事，贝勒岳讬管兵部事，贝勒济尔哈朗管刑部事，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六部贝勒中，除皇太极庶兄阿巴泰管理六部之末的工部，其余五部均由其弟、侄执掌，借此排斥大贝勒对政权的把持。六部贝勒在年龄、资历、威望、权势等方面均不能与皇太极相提并论，他们分掌部务，和汗已不是当初“共治国政”时的平等关系，而是君臣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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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举措，尚不足以完全消除大贝勒在统治集团中居有的特殊地位。皇太极便巧妙地利用他们在军事、政治上的失利加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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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军队伐明，攻克了山海关内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今属河北省）等城。皇太极重视这一赫赫战果，认为是上天所赐，遂命每牛录遣护军3名、甲兵20人驻守四城，兵数较前为多，以阿敏和硕讬为统帅。翌年五月，明朝调集各路兵马反攻，滦州首当其冲，阿敏等惊慌失措，未作任何抵抗，就下令撤退，弃城而逃。逃前，下令屠城，降官降民几无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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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得知阿敏逃归，十分震惊。当时全国上下舆论汹汹，对阿敏等人强烈不满。六月七日，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两大贝勒入殿升座，召集诸贝勒及百官，罗织罪状16条，其中以“（太祖在时）阿敏挑嗾其父，欲离兄汗”；“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丢弃永平，残杀降民，“使恶名扬于天下”等罪名为重。[11]经议，阿敏罪大，应当处斩。皇太极命夺其所属人口、财物，给其弟济尔哈朗，只留庄园8所。将阿敏“送高墙禁锢”。[12]3年后，有汉人降官以阿敏“自怨、自艾，悔不可及”为由，奏请皇太极效周文王，赦阿敏出狱，令戴罪图功。皇太极不纳。[13]阿敏被囚10年，崇德五年（1640）十一月病卒于狱，终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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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阿敏之后，莽古尔泰成为皇太极又一个打击对象。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太极被拥立，莽古尔泰虽附合众议，但他与皇太极的矛盾却日益加剧。天聪三年十月，金国军队首次毁边墙深入内地，对明腹地大举进攻。当军队行抵喀喇沁青城时，莽古尔泰与代善私相合议，反对进军，力主班师。两人意见与皇太极相左，各执己见。皇太极为此默然独坐，意甚不悦。只是由于众贝勒都力主进兵，两大贝勒最后才屈从众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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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四年，大贝勒莽古尔泰行围中强取厮卒所射两兽，又唆使仆人强留他人射杀的野猪和鹿。皇太极闻讯，命莽古尔泰物归原主。他还斥责莽古尔泰说：“如此夺取，彼随役之人，身困马疲，一无所得，将何以为生焉？”[15]禁止强夺他人猎物，用意似乎全基于体恤旗民生计，而弦外之音却是，借此小题大作，力挫莽古尔泰的尊威。两人之不和，已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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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五年（1631）八月，金兵围攻大凌河城。莽古尔泰因所部伤亡较重，请皇太极将出哨护军调回，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吵。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则针锋相对，扬言：“我部众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尝违误？！”可见两人矛盾由来已久，这次爆发只是瓜熟蒂落。莽古尔泰怒火中烧，不由得手出佩刀出鞘五寸许，被众人推出帐外。当晚，莽古尔泰以空腹饮酒过量，狂言失态为辞，叩头请罪。皇太极拒绝不纳。不久，以大贝勒代善和众贝勒共议的名义，定罪名“御前露刃”，革去大贝勒名义，夺五牛录属人，罚银万两及马匹。[16]独红旗贝勒岳讬为他鸣不平，奏言：“蓝旗贝勒（莽古尔泰），独坐而哭，殊可悯，不知皇上与彼有何怨恨耶？”[17]这却成为岳讬后来获罪的原因之一。翌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因气愤久郁，得暴疾亡，时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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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三大贝勒惟余代善一人。皇太极见时机成熟，以莽古尔泰悖逆治罪为理由，试图废去“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的旧制，但诸贝勒会议时，“执（莽古尔泰）不可并坐者半”，就是说，仍有一半人坚持旧制。最后，还是代善委屈求全，以图自保，出面支持了皇太极的建议，使皇太极“南面独坐”成为制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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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次的变化，表明汗权在与旗主并立局面的斗争中渐居上风，这一转折，与皇太极加强对八旗控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皇太极继位时，自将正白旗（寻改正黄旗）。天聪元年（1627）五月攻大凌河之役，皇太极率两黄旗两白旗兵，代善、阿敏、硕讬率两红旗和镶蓝旗兵，莽古尔泰率正蓝旗兵。[19]说明皇太极首先将三幼弟领有旗分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下。天聪二年，他借故革除阿济格镶白旗（原镶黄旗）和硕贝勒职，改任多尔衮，[20]进而掌握了两黄旗。以后阿敏、莽古尔泰先后得罪。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借口莽古尔泰、德格类“生前不轨”，再兴大狱，顺势将“正蓝旗附入皇上旗分，编为两旗”。[21]皇太极独掌三旗（两黄一蓝），形成强大的实力，没有人足以和他抗衡，八王共治国政制度趋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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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九年（1635）追究莽古尔泰兄弟“生前不轨”大狱，是天聪五年“御前露刃”一案的余波。这年十一月，莽古尔泰妹莽古济属人冷僧机，告讦莽古尔泰生前与莽古济、弟德格类（已于一个月前“以暴疾卒”）等对佛焚烧誓词，图谋不轨。据说，在籍没其家时，又搜出木牌印16枚，印文为“金国皇帝之印”。诸贝勒等会议，元凶莽古尔泰“阴蓄异谋，大逆无道”，本应寸磔，但莽古尔泰与弟德格类已死，于是请于太祖两宫后妃，将莽古济处死，莽古尔泰子额必伦亦处死。莽古济长女为贝勒岳讬妻，次女为贝勒豪格妻。豪格说：“吾乃皇上所生子，妻之母，既欲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说罢杀死己妻。岳讬欲效其做法，为皇太极谕阻。昂阿喇（莽古尔泰同母异父兄）以知情处死。莽古尔泰、德格类诸子并黜宗籍，俱降为庶人。参与其事的屯布禄、爱巴礼，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于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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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严厉镇压莽古尔泰同党，株连无辜，遭到正蓝旗人的激烈反抗。明朝方面得到消息说：“两家相争厮杀，四王子（指皇太极）将大王子蟒五儿代（莽古尔泰）儿子三个俱都杀死，还杀了当紧夷人一千有余。”[23]这是金国内部因争夺汗位遗怨酿成的一场大规模自相残杀，也是爱新觉罗皇室骨肉相残悲剧的又一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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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懈努力，到改元称帝前，皇太极已经牢牢控制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惟一幸存下来的大贝勒代善对他俯首称臣，不敢有一点僭越之举。天聪九年十二月，皇太极责令诸贝勒大臣各立誓言，凡有议政之事，不可谋于微贱之人，以杜私弊。大贝勒代善表示：“傥皇上不令臣预议事之列，臣亦何敢违背上命，即不盟誓可也。若皇上怜臣而仍令居议事之列，臣性顽钝善忘，必出誓词。”[24]原先位居四大贝勒之首的代善对皇太极满口称“臣”，连能否议政也要乞怜于皇太极，这表明议政会议的确成为皇帝（汗）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他的意旨无人敢于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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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大贝勒势力的消除，皇太极的汗位得到了空前巩固。皇太极同三大贝勒的斗争，不仅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同时反映了中央集权同部落旧制度残余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客观上适应了满洲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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